「内容提要」"安全场域"对一个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战略有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步实现了时代观与安全观的重大历史转型，也面临着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安全威胁的挑战。非传统安全凸显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意义，也促成安全范式的全面转型。中国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中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非战略高度到战略高度、从零散到系统、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中国需要加快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有效应对未来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安全场域；认知；应对

「作者简介」余潇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邮编：310027）

安全是个人或社会共同体免于威胁的一种存在状态，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共同体生存危机的消解。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价值诉求。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应对各种安全问题或安全威胁的历史。

全球化突破了原有民族与国家"安全场域"的地区性局限，20世纪中叶起涉及生态环境、发展难题、贫困、饥饿等的"非军事问题"①「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争取世界的生存》，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36页。」进入安全研究的视界，进而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参与越来越被置于次国家、国家、跨国家以及全球的多重安全时空交叠之中。反映这一新的安全境况的范畴被界定为"非传统安全"，开始改变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各国的安全环境。

以往被归为"低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而上升为"高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非传统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面对极端恶劣的国际环境，以军事、政治和外交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改革开放30年，中国通过社会转型与外交转型，逐渐更新安全观念，不断调整安全战略，逐步实现了时代观与安全观的重大历史转型；也遇到了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安全威胁的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形成双重挑战，中国正式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纳入执政议程和执政能力建设的范围，开始全面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正以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安全立意及发展目标，越来越多地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一、"安全场域"与中国安全战略的历史转型

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与生产这种产品的"场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安全场域"一般指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安全态势的特定情境。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设定离不开对三大安全场域——地缘场域、利益场域和社会心理场域——的认知。

地缘场域标示的是一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与其他国家的某种物理相关性；利益场域标示的是一个国家在利益获得上与其他国家的某种价值相关性；社会心理场域标示的是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或文化心理认同上与其他国家的某种精神相关性。

这三个安全场域综合地对一个国家的安全认知与安全战略产生影响。当然，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安全场域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

1978～1991年是中国初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挑战的时期。1978年前后，中国的安全场域特别是社会心理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安全战略，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与在和平环境中一心搞经济建设的安全战略设定。确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不仅是中国对当时国际安全环境的正确判断，也为营造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做出了表率和努力。同时，中国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探索实现国家统一的新途径。1978～1991年的十多年间，中国从"求存"转向"图强"，①「葛东升：《国家安全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实现了发展道路选择的初步历史转型，也开始了彻底改变战略安全设定的历史转型。

1992～2000年，是中国多方面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与"新安全观"形成的历史时期。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成为过去，原来的安全场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分化与重组。在地缘场域，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以军事安全为重心；在利益场域，国家间的价值相关性出现了更替，一些非军事威胁开始越来越多地危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稳定及安全的价值；在社会心理场域，更多的国家乃至民众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笼罩，不再视他国为自身的威胁。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在中国的周边增加了若干新国家；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实行促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及亚洲国家的广泛合作；坚持和平与发展的立场，中国努力建造中国的（包括美国等国在内）的"大周边".中国看到：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开始拓展安全的内涵，进行更加灵活有效的国际参与，寻求共同安全、发展安全与合作安全，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新安全观提供了重要思路与构想。

2001～2008年是中国全面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国家安全战略再定位时期。

迈入21世纪后的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比冷战时代更为复杂和严峻、更为不确定和复合化。中国不仅要解决国内诸多可能引发普遍危机的社会问题，而且要解决国际上可能带来严重威胁的安全问题；不仅要解决仍然存在的甚至趋向严重的传统安全问题，而且要面对新的大量的甚至难以预料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以后，世界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安全场域也随之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在地缘场域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上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在利益场域中，中国与美国等大国之间出现了趋于良性化的历史性转变；在社会心理场域中，中国更进一步地践行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诺言。

二、安全思想的"革命"还是"陷阱"？

非传统安全概念最早于1994年被正式引入中国。②「1994年，北京大学学者王勇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发表的《论相互依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一文中第一次引用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参见王勇：《论相互依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6期，第39～44页。」199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明确把"非传统安全"列入了选题建议之中，1999年发表了国内第一篇论述非传统安全的文章。①「傅梦孜：《从经济安全角度谈对"非传统安全"的看法》，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第2～4页。」2003年，《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②「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21日第7版。」、《非传统安全论析》③「俞晓秋、李伟、方金英、张运成、翟坤：《非传统安全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第44～53页。」等文的发表标志着非传统安全范畴开始进入学术深入论述的范围。随后几年，第一本非传统安全著作④「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本非传统安全教科书⑤「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套"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⑥「"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第一辑，第二辑将于2008年12月出版。」相继出版。1998～2006年年底，采用"非传统安全"一词讨论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文章达2747篇。⑦「查道炯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非传统安全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与此相应，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非传统安全课程，一些博士论文也开始以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其研究的选题。

关于非传统安全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说。一种观点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次安全思想与安全范式的革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传统安全是西方和平演变的一种新策略，是一个安全陷阱。

安全思想"革命"论者认为，非传统安全不仅是一个新的概念，也是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甚至可以说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是一次超越，是对以主权安全、领土安全为核心的以军事武力为基础和手段的传统安全观的超越；它同时也是安全思想的一场革命，是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转向超越国家中心的共同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的一场革命。在中国，认同非传统安全的现实与理念，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认知的重大突破，至少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现实趋势：在传统国家安全基础之上，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随着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深入，传统的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语境开始转变为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语境。这一转型并非是中国政府官员或学者的偏好，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使得国家面临新的安全困境因而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安全思想"革命"论者形成的重要学术观点有：⑧「参见何忠义：《"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49页；李学保、蒋玲：《非传统安全的概念辨析》，载《科教文汇》，2007年3月（中旬刊）。」第一，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广义安全，安全就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非传统安全作为安全思想的革命带来了安全研究的诸多新特点：即安全研究涉及的行为体多元化、涉及的对象与内容多样化、涉及的状态指向多层化、涉及的价值基点多重化、涉及的政策指向多维化。⑨「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9页。」第二，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可持续安全，即安全环境与社会环境得以统一、和平发展，安全状态得以持续，国家面临的威胁得以减少，地区乃至全球的整体安全得以维护，多边主义得以实行。「10」「阎学通、金德湘：《东亚和平与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443页。」第三，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种"人的安全"，凡是对"人的安全"——人的权利、尊严、健康、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存状况构成威胁的都应该纳入其范围。第四，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种综合安全，是扩大化了的传统安全的议题，是一种新的、综合的、修正了的安全观念。第五，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种需要全球治理的"全球安全".也有学者认为，以国家安全战略的价值立场谋划为例，非传统安全对安全战略的新要求是要实现"三大超越"：超越权力政治、超越军事胜负、超越国家间对抗。「11」唐永胜：《越超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35～36页。「」安全思想革命论者的共同观点是：非传统安全正在改变人们的安全理念，正在改变国家的安全战略视角，正在改变世界对于安全价值中心的认同。

安全"陷阱"论者认为，非传统安全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美国等强调非传统安全有其特定的政治目的或背后隐藏着政治企图：打着国际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旗号，削弱各国主权，谋求使用传统安全手段的主导权；促使各国将注意力由传统安全转移到非传统安全上，弱化各国对军事安全及政治安全的关注和准备；突出强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胁迫世界各国与其合作，这在一定层面上是谋求美国领导世界的一种途径。因此，使用西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无法全面准确地描述中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来自传统安全的威胁仍是主要威胁。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是局部的、潜在的威胁。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①「孟宪生：《不能忽视整体安全——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评析》，载《光明日报》，2007年6月6日。」另有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在研究上面临的三种困境：一是"'新安全观'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新'"；二是"由于标准的松懈而导致的包容一切的倾向，'安全'正演变成一个陷阱"；三是"'新安全观'的模糊性无法界定安全领域与国际政治其他研究领域的分别".②「韩丽：《无处不在的威胁——"新安全观"质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第67～68页。」还有学者认为，所谓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中国基本上是个伪命题。③「叶知秋：《谁之"非传统"何种"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38～43页。」因此，对西方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要保持清醒认识，密切关注有的国家偏离国际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宗旨、搞"双重标准"及单边主义和滥用武力。④「俞晓秋等：《非传统安全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第53页。」

非传统安全究竟是安全思想的"革命"还是安全的"陷阱"？仍无定论。但确定无疑的是，非传统安全概念是基于冷战后国家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摆脱军事与政治的主权性威胁拓展到摆脱经济、文化、环境等的生存性威胁这一历史逻辑和发展背景。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国家安全的外延从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边界拓展到了任何与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相关的边界；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武力、政治权力方面拓展到了精神、文化、制度及社会方面。其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安全领域的拓展，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被纳入安全范围；二是强调安全层次的多元化，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共同体安全和公民安全等都被予以考虑，超越了传统安全仅仅以国家安全为基点的局限，凸显出了当代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意义；三是强调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结构秩序、生存方式不受侵害，不仅仅是国家没有外来入侵的威胁、没有战争的可能、没有核武器使用的阴影等和平状态，也是包括人的身体上没有受伤害、心理上没有受损害、财产上没有受侵害、社会关系上没有受迫害的无危险的存在状态。

三、"安全化"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观照

尽管非传统安全范畴在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认知与争议，然而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凸显，中国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中，还是不断吸取安全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非战略高度到战略高度、从零散到系统、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

（一）"安全化"对中国安全认知的影响

"安全化"理论最早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 ）提出的，"安全化"是指公共问题从非政治化到政治化、再从政治化到超政治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公共问题经过特定的过程而成为国家机构涉及的安全问题。所以，国家安全威胁的实质是经过"安全化"机制运作的国际、国内社会公共问题的政治升级与社会建构。"安全化"不仅使"宣布或认定为危险"成为一个合理的施动过程，而且还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安全重点，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安全重心及应对特色。

而且，真正的安全问题被政府置于政治化之后表明，消除威胁的安全自然"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⑤「」中国学界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理论进行了引介与研究[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7页。，安全化理论对中国的安全认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政府近年来将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应对纳入执政视野，纳入的不只是一个新名词，更是一种新理念、新思维、新境界——即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宏观层面审视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体现的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倡导的是发展与安全并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人的安全并重；凸显的是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意义；拓展的是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与安全研究的价值维度。展开来说，即安全的重心从单一的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家与全球安全并重；安全的价值中心由强调领土与主权到强调国民生存状态与人权；安全的主体由国家行为体到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安全的性质由免于军事武力的威胁到免于非军事武力的一切威胁（如贫困）；安全的维护方式由一国行动为主到跨国联合行动为主，体现安全维护的多元主体，除政府外，军队也同样在非传统安全维护中承担起重要角色，甚至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和民众都需要有非传统安全的理念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安全观，进而探索新的"去安全化"的路径与实践，维护非传统安全。

（二）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加之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作为"高政治"的传统安全的客观威胁是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因此，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安全的认知所遵循的路径也从经验安全的客观性开始。

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解决贫困问题、人口问题，到1989年更加关注社会稳定问题以及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危机、能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复合性自然灾害等，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发展经济与维护国际和平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新主题；中国对安全的认知不断扩展，"新安全观"逐渐形成，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实践逐渐趋于丰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现了时代观、安全观及相应安全战略的历史性转型，在与贫困问题相关的社会安全维护、与国际国内问题相关的政治安全维护方面做出了努力。冷战结束至20世纪末，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在与外交转型相关的国际安全维护、与金融危机相关的经济安全维护、与认同危机相关的周边安全维护方面做出了成绩。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学界全面重视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与应对，在与反恐怖行动相关的国际合作反恐、与反分裂主义相关的国家安全维护、与流行疾病问题相关的人的安全维护、与能源资源问题相关的能源安全维护、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生态安全维护、与民生问题相关的粮食安全及食品安全维护等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努力。

（三）新安全观与中国非传统安全的国际维护

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全球性与区域性客观上要求通过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来确保安全的实现。中国人历来把安全与和平、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并不断地完善"和合"的安全思维，从而显示出对安全的一种独特理解与视野。因而，在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危机事件中，在如何确保安全与维护安全方面，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宽大的"和合"的安全思维。

从中国现当代的外交实践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上，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的初步构想：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消除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现象；在经济、科技、金融、贸易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实行相互开放，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努力创造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①「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载《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1～1558页。」1997年3月，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首次提出了适合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国安全维护的"新安全观".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发表的《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家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在新安全观的引领下，中国在世纪之交与俄罗斯建立了"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而又与法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加强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已初步形成了以"伙伴关系"为主题的安全关系框架，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加强了磋商、协调与合作的力度。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报》和《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在中国的努力下，国际舆论逐渐由"中国威胁论"转为"中国机遇论"，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压力得到缓解。

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局面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不断被开创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探索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亚洲式"处理方式，发展有本区域特点的对话与协作方式。中国的努力使东亚地区"对话安全"、"协商安全"、"默契式安全"的概念逐渐流行，它们与东盟国家及相关国家处理非传统安全的思路和实践密切相关，也有别于欧洲国家"契约式安全"、"机制化安全"、"法理性安全".①「王逸舟：《中国非传统安全的轻重缓急》，载《世界新闻报》，2006年2月10日。」例如，由中国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SCO ）创造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多边合作方式，为形成"新型全球安全构架"做出了示范。

四、安全范式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非传统安全范畴所带来的安全范式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非传统安全的定位从"低政治"领域到"高政治"领域。新凸显出来的安全问题，或者是以前曾有过的非军事和非政治外交领域的安全问题被赋予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式，或者是以前没有过的非军事和非政治外交领域的安全问题成为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危机，或者是以前属于军事政治领域的传统问题转化成了非传统问题。安全问题不断趋于多元、复合、交织，需要从"低政治"上升为"高政治"重新寻找安全维护之道。

第二，对安全的认知从技术认知到价值认知。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战争现象，突出的是以技术来应对安全挑战，形成的是"战争——和平——不可持续安全——新的战争"的循环式路径。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非战争现象或非军事武力安全问题，凸显的是以价值来应对安全挑战，形成的是"发展-和平-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上升式路径。如果纯粹地、过分地强调和坚持传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观照停留在技术认知的水平上，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无安全感的安全困境中。

第三，对安全的应对从物质应对到体制应对。与单纯的物质应对相比，体制应对要求的是全面提高治理水平和不断深化应对能力建设。特别是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时期，改革开放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社会制度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变迁，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因此，安全维护的制度建设必然受到重视。SARS之后，中国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等法律法规；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第四，对安全认同从绝对主权立场到相对主权立场。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共同应对安全问题的深化，传统主权观念中的主权绝对化原则受到了质疑。从绝对主权转向相对主权的主要趋势有：国家主权内涵拓展的多元化、国家主权自主让渡的分层化、国家主权更加凸显人权的价值、国家主权保障与限制日益趋于并存。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中所提倡的国家主权相对化，并不意味着主权原则的丧失。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国家主权就不会消失，民族国家的生存权屏障就不可逾越。相对主权原则所要强调的是：坚持国家主权的同时应当适当体现主权的灵活性，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②「需要强调的是，主权和国家利益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主权作为一个国家所独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以国家利益的获得与否为准绳。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参见余潇枫、贾亚君：《论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与理性选择》，载《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35～42页。」

第五，安全的伦理维度从国家中心到全球中心。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表现为较强的国家中心主义，其本质上以是否有利于或有损于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作为判断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它强调国家的相对获益性，以实力作为获取在国际上更多的利益以及更大的发言权，势必影响到国与国之间所拥有的信任度与安全感，进而使得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将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其特殊的利益，难以摆脱安全困境。非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表现为较强的全球中心主义。来自全球的、对全人类的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使人们对所有安全问题的关注最终都归结到对人类自身安全的关注以及对人类自身的伦理关怀上来。非传统安全的全球中心主义伦理向度植根于人类德性的向善性以及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祈求，它肯定了人类具有普遍的价值统一性以及人类的不可分割性与相互依存性，力求使人们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中心论和世界整体和谐论。

笔者认为，安全范式转型是非传统安全所具有的划时代标志。从安全理念看，传统安全是狭义的安全观，重点是防御危险与威胁，军事武力是主要手段，因而其安全理念必然是"危态对抗"；非传统安全则是一种广义的安全观，重点是共同治理以获得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非军事武力是主要手段，因而其安全理念必然是"优态共存"，追求"你安全我才安全"的安全模式，这一转换的内涵是安全主体的扩大与转换，非国家行为体在非传统安全中占有更多的角色，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的重视，最本质地反映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发展之路。

五、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的未来排序及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那么如何确定置入国家安全视阈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考虑这些挑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中国政府白皮书：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2005～2006年）》指出：应通过合作尽可能消除或降低恐怖主义活动、金融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政府白皮书（5）》，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95页。」2008年，中国政府指出，在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要更加关注能源、水资源、环境保护、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关注关系民生的食品、卫生、公共健康等重大问题。②「参见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8年6月23日，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23/content _8424606.htm.」

有学者认为，中国面临六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排序是：金融、环境、信息安全、流行性疾病、人口安全和民族分裂主义等。③「」另有学者认为："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宿景祥：《趋利避害化风险中国面临非传统安全的六大挑战》，新华网，2004年8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2center /2004-08/10/content_1751945.htm.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阵地。通过发挥各个领域的综合优势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可靠支撑。"④「杨毅主编：《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也有学者认为，首先，在台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涉台军事斗争和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反恐、应对心理战和"信息黑客战"）肯定是安全领域的第一要务。其次，中国应当把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上日程，其中主要包括洗钱问题、海盗问题、贫困问题、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严重传染病问题、环境安全问题等内容。最后，依据社会安全与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可将经济安全（主要包括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三股恶势力"问题这样三类安全挑战视为中国近期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编入政府资源配置和学界研究工作的重点。⑤「王逸舟：《中国非传统安全的轻重缓急》，载《世界新闻报》，2006年2月10日。」

但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种新的安全问题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当前，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从偶发性转向密集性，不仅具有强敏感性、高连带性和明显的聚集效应，又往往以危机突发的形式爆发，公共危机事件呈现出高频次、大规模特征和常态化趋势，产生的影响同时"内传"和"外溢"，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直至危害普遍安全。国际因素可能影响国内的安全形态，国内安全问题的处理失当也可能带来国际共振。因此，面对来自人口流动、公共卫生、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经济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和风险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政策设计上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科学地预测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危机和威胁程度，制定和选择相关的公共政策与治理方案来规避不确定的风险、应对常态或非常态危机。这需要形成一个以政府内部力量整合为核心，以政府与媒体、民众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全员整合为基础，以本国政府与国际合作的全球整合为补充的治理体系。换言之，要重视三个结合：非传统安全应对与公共危机治理相结合；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国内公共治理、社会管理相结合；全局性的、普遍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与有前瞻性的、战略性的未来趋势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的新的横断性安全学科，为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安全既是一种应对威胁的能力，也是一种治理与超越危机的能力。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则可以被理解为是在非军事领域关注人的安危、维护社会稳定、防治国家危机、确保国际和谐的能力。因此，理性地梳理已经显现或者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提高和加强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是中国政府和民众需要面对的共同的、紧迫的现实生存问题，直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的研究有利于对未来可预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有效的预警、防范和应对；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增长方式与社会和谐的保障方式在长远战略思考与阶段性实施中得以相互协调；也有利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争取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国际战略环境，促进和谐世界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总体思路是：更新安全观念；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提倡标本兼治；兼顾两种威胁。①「熊光楷：《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载《世界知识》，2005年8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8/18/content_3372168.htm.」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以"顾全本土、优态共存"为安全方略的价值设定。

"顾全本土"是中国非传统安全维护的基础，"优态共存"是中国非传统安全维护的前提。这一安全战略的价值设定既保留了国家中心主义伦理向度在现实中的必要性，又凸显了全球中心主义伦理向度在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也有利于最终实现人类的共同安全与繁荣。②「参见余潇枫、林国治：《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载《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104～112页。」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中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非战略高度到战略高度、从零散到系统、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从非战略高度进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非传统安全引申的新安全观，从不被关注到进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显得越来越迫切并受到重视。

30年来，中国初步建立了危机预警体系，基本形成了危机处置的法治保障与应急程序，大大加强了危机应对的国际合作，与此相应，中国政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也大大提高。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需要从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加快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必须以新的思路和方式提高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加强非传统安全危机频发形势下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效地应对未来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

[收稿日期：2008-07-21]

[修回日期：2008-09-30]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