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政治体系为民主体制的政党竞争，“政党政治”第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社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政党来争取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利。象征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导致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产生剧烈变动，而进入民主巩固时期后，很重要的政治议题即是要面对“转型正义”与“廉政体系”的建构与强化。
过去政治权力可以主导一切的时代，政治人物不需依附在与商人建立的关系上，但是当政治愈来愈民主，社会愈来愈开放且多元化时，政府行政愈不能采取高压方式，而必须改采“笼络”的手段，而这产生可能涉入“利益交换”的影子，尤其在定期举办选举制度下，因为选举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而使得钱权抬头问题浮现，隐约看到钱的力量发挥极致，甚至出现可能比选票更能左右选情的疑虑。因此，民主政治有赖于基本道德意识，以确保选举所赋予的权力是用来促使民主和人权。
随着现代化进程，竞争与牟利现象的转变让民众有更多在政治上的选择来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渠道之一便是“政治献金”。其显示权力的授予不再是由上而下，而是在所谓有共识的公平机制下，各凭本事追求争夺，使得选举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政党运作与选举需要资金的挹注，但因为法律规范与社会观感的差异，产生了许多“金权政治”的顾虑，而让政治献金蒙上许多负面阴影。尤其是台湾继经济发展后，以金钱影响政治权力之情形，日益引起诸多关注，纷纷提出制定“阳光法案”之主张，期望驱使政治能够逐渐有一种“除魅”的效果，让那些影响政治的金钱由“台面下”浮至“台面上”以供社会各界检视，使民主得以继续发展。
政治献金的法律规范
民主政治的特色创造了互惠合作的诱因，因此也成为公民之间的团结和信任基础。其中包含了一个观念：在某些可以共享的配套政策中纳入其他人，而形成一种表面机会上是平等的现象。虽然政治献金是民主政治中常态化的现象；但是，定期举行的竞选以及政党、候选人的日常政治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政党或候选人本身拥有的资产很难满足，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募集，以维持运作的机制。因而，政治献金提供了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团体可利用金钱影响政治运作的可乘之机，于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始从法律上详尽地规范了“政治献金”，如美国的《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不得接受外国人、和政府有契约关系的人、国家银行、公司、工会、以第三者名义进行的捐赠）、德国的《政党法》（规定不得接受政治基金会、议会党团和各级议会团体以及从事公益、慈善或教会活动的法人团体、社团和财团法人的捐赠；同时也禁止接受职业团体受托转赠，政府持股比率超过25%企业及超过500欧元的匿名捐赠，以及明显附带特定经济或政治利益企图的捐赠）、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企业、公会等团体必须依法透过中介组织进行捐献；不但禁止外国法人捐献，本国连续三年濒临财务危机或与政府有承包工程关系的企业亦不得进行捐献行为等。）、韩国的《政治资金法》以及新加坡的《政治捐赠法》等。尽管各国由于国情、发展背景及政治制度不同，关于政治献金的规范有所差异，诸如：美国以候选人或政治行动委员会为主要规范对象；德国以政党与民选公职为主要规范对象；日本曾因派阀政治盛行、金权政治严重，故有关政治献金的法律制度，除制定专法外，亦散见于相关法律条文中，并且每于贪渎事件爆发后，必采取修正《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措施。
其中也不乏共同性；大体上，政治献金的相关法律规定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政治献金的定义；（2）关于政治献金捐赠者的限制；（3）关于政治献金捐款数额的限制；（4）关于申报政治献金收支的规定。为使其能具有法律条文让政治人物的献金来源受到约束，台湾的《政治献金法》于2004年3月18日通过制订完成，而后经过多次修正而使得政治献金有较为透明的监管机制，让这样的制度能够借由全民检视，而发挥某些善的功能。
由政治献金构建的人际关系网
要分析政治献金之关系网络建构，除了运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并应融入华人文化中在“台面上不得罪人”与“台面下遂行己意”的两套关系准则，方能真实呈现借由政治献金作为拉拢关系的网络面貌。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科学之研究更加关注于结构的重要性，并以宏观与微观层次来分析人类的行为，以了解介于两者之间的关系：（1）行动者在整个结构关系中的位置，（2）行动者在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将网络研究扩大至社会位置来思考，罗纳德·伯特在1976年所著《网络中的位置》一文，说明了社会中具有不对称的关系而形成一种距离，同一系统中的行动者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似次系统的关系链接平台，诸如经济、朋友、亲属、地位与政治。会产生这些不对称的距离关系，其基础是来自于结构性的，但是个人却可以加以调整。
这样的观点，呼应了之后彼得·D.霍夫（Peter D. Hoff）、阿德里安·E.拉夫特里（Adrian E. Raftery）以及马克·S.汉考特（Mark S. Handcock）在2002年所著之《社会网络分析的潜在空间途径》（Latent Space Approaches to 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一文，提及在某些网络数据内容之呈现，两个行动者有可能会增加其之间关系连结的几率，尤其是本身特质接近的时候。诸如：十五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Firenze）16个显赫政治家族之联姻关系，当中仅有1个没有与其他家族有婚姻关系上的往来，其余皆在彼此所谓“政治联姻”有关联的网络中进行互动，以减少所谓的政治距离，并借由关系联结来增进彼此家族的政治资本。
如果将政治献金视为是否当选必要的资源，候选人该如何寻找这些协助本身的金钱，以在政治场域中持续生存下去？虽然候选人与潜在献金者之间的关系不像生态界所谓掠食者与猎物之关联性那样绝对，而是偏向一种对于金钱需求而建立一套互惠的关系网络。但是，候选人如何向潜在的支持选民募得最多献金，选民如何压对有当选潜力的候选人以进行投资，会是一种政治行为上现实的考验。然因有诸多政治语言似是而非地如同“国王的新衣”般，在表面干扰研究者对于关系的判断而难以真正理解全面性的网络图。
民众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两难抉择
民主政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新的政权成立后就组成新的政府。然而在选举过程中，虽说是由人民投票，但其受到许多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在制定政策时，会发现事实上政治决策涉及了相当复杂的过程，因为过程会随议题、决策时的环境以及其他许多制度或个人因素而有所不同。但从问题生成到最终的解决，有三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可以确定的：政府本身制度性机构、政党体系以及利益团体。
由于一般民众受到信息不确定的影响（有限的理性），而必须依赖各种利益团体来进一步强化本身具体有利的议题选择。于是可发现到一个拥有诸多利益团体的民主社会背后，其实象征了不同个体的差异以及所希冀的言论表达立场。过去利益团体在传统上的一种所谓聪明做法，就是通过捐献给政党作为选举活动支出，以“购买”对于政治的影响力。但这样对于自身权利的扩展行径，是否会使得资本社会中的阶级不平等现象可以借由强力的利益团体组织对政治产生影响力，进而使其愈显扩张呢？如果“政治参与力”和“金钱拥有数”产生“正向关系”，则这种表达方式是否能将“自由”与“平等”画上等号呢？
政治献金的理性思维与透明化管理
在思考有关如何运用“经济上的钱”来影响“政治上的权”之问题时，应该将重点摆在其为何相互纠葛与彼此渗透的关系。虽然众所周知政商关系的真实性存在已久，但在学术研究上常将其放置于一种存而不论的状态。对于较为严谨的研究者而言，以记叙性针对特定政商关系的报道，应建立实际上的理论贡献，才不易遭受论述具主观意识的非议。既然民主社会中，政治献金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或许用比较理性的态度来检视此行为，会更深刻了解到所衍生而出的制度层面之适切性。
无论政商关系是自由市场所主导之多元主义（pluralism）形式，或是依赖政府与阶层式商会组织所建构之统合主义（corporatism）形式，都应面对民主国家经济发展中，正当性探讨上的核心问题：资本家如何通过人际管道来影响国家决策？唯有通过对于政商关系的确认，才能进一步理解政治献金此制度对国家的发展，是否符合分配正义、公平原则，往全民均权之路前进。
政治精英责任再省思
一个社会是否能逐渐走向公平竞争的环境，有赖权力精英之智识来加以推动与改革。重视关系是一种华人的传统，的确也带动几千年来的文化特殊性，难论是与非；然则，放置差序格局之概念，公领域的平等具有社会融入重要之意义，使大众认知到资源竞争需制度化且愿意遵守。如果政治献金是一种政治购买力，但如能将其导入仅限于购买私领域之情谊与价值判断，政治精英于公领域之行事仍须以团体格局为重，则更能提升政治献金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社会中的政经权力精英具有诸多影响群众响应之能力，如能善用其作用于积极正面处，发挥“风行草偃”的实质领导，而非只喊口号呼吁群众参与，却以亲自力行方式，更能累积整体社会资本的力量，加速落实具有公平与正义的环境之到来。借由关注于各方面非私利之共益性议题的努力，而产生一种自然的人性评鉴效果，更能彰显蕴含在传统华人文化中善面之立德、立功、立言，其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情操。
台湾承袭西方民主文化中的选举制度，献金挹注与民主发展的关系，如同一种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形式，虽有诸多可改进空间，但也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测量，在不同层面上，提供进一步的发展与诠释。然则，现代知识受到西方文化霸权影响甚深，诸多隶属于华人文化的意识形态在不经意的探讨，如未加注入省思过程，也常蒙上一层传统即为落后的负面象征。许多本身政治文化所衍生的问题，或许政治献金只是冰山一角，凸显出一味西学为大的囫囵吞枣困境。镶嵌在华人文化“礼尚往来”的人际互动关系，面临民主社会团体格局挑战时，为寻较佳的解决方式，就需回归到原本华人的格局观，循序渐进地引导出可超越的模式，方能真正让许多议题贴切地符合民意之所望，政治才可能具有万流归宗的广大格局。
郭俊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浙大求是青年学者，硕士生导师。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