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新观察十六世纪的东亚，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西洋人来到东方并且带来西洋震撼之前，东亚自身其实也在酝酿着变化。在经历了“蒙古袭来”、改朝换代、内部冲突等一系列变乱之后，十五至十六世纪的东亚诸国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东海周缘区域似乎又有相对平静的秩序。明太祖凭着一厢情愿确立的朝贡或册封体制，表面上也得到了承认，在十五世纪第一年（1401），连久不通好的日本，其统治者足利义满也试图以“准三后”的名义上书“大明皇帝”，献上各种礼品表示友好，祈求通商。但是，毕竟前两个世纪来经历了太多变故，各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已经悄然兴起。这个时候的东亚，既不再有气势撼人的汉唐，也不再有富庶优雅的宋代，汉族传统中国已经失去了对东亚绝对的文化指导力，因此，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文化比赛的潜流，维护自尊的心情，在渐渐撕裂着这个曾经多少有一些文化同一性的区域。
或许，很多历史学家愿意研究充满着动荡、颠倒、变乱的时代，也愿意研究大开大合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嬗变，这种时代让学术有用武之地，大的变局让历史更激动人心，学者们可以在纷乱复杂的线头中清理出历史的脉络，在波动汹涌的变乱中写出激动人心的故事。可是，很少有人愿意从平静如水的时代，去琢磨水下的暗潮汹涌（其实那个时代也有倭患的不平静，但是，比起前朝的蒙古袭来，和此后的壬辰之役，再后来的萨摩藩攫取琉球，那个时代的东亚海域，秩序还算是相对稳定的）。我以为，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变化，也许在历史文献中显而易见，但这些变化之前的文化转移，却不那么容易水落石出。可是，朱莉丽的这本书讨论的是策彦周良这样一个人物和他的《初渡集》，而这个人和这部书涉及的只是十六世纪中叶的中国，这个时代并没有那么多的变动，也没有那么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人、这部书、这个时代，也许可以看到一些微妙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主题，正如作者所说，是那个时代东亚诸国的互相观看和重新认识。
策彦周良第一次出使大明，是1539年，这一年是嘉靖十八年，日本天文八年。凭借这次访问大明的经历，他写下了这部《初渡集》，其中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朱莉丽博士这部书讨论的，就是这部《初渡集》中所呈现的中国（大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由于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熟悉，他们的笔下也许往往会表现出“日用而不知”的忽略和淡忘，但外国人却不同，他们初来乍到，对一切都好奇，尤其是对于新鲜、陌生和异样的（与本国相比较而言），他们会格外注意观察，往往会浓墨重彩地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从异域之眼补充了中国的自我认识，也呈现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比较，特别是，如果这种观察背后还有外国人的好恶、情感和想象，呈现了“他者”的立场，它的史料价值就更高，这就是我一直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域外有关中国的文献”的整理的原因。
朱莉丽在这部著作中，曾经说到，“遣明使活跃的室町到战国时期，恰恰是日本和中国从共享一个文化圈，到逐渐走向分离，壁垒愈加清晰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这种文化上的逐渐走向分离，最明显地就表现在诸国往来人士彼此观看之中。日本学者曾经把这些互相观看的资料叫做“异国情报”，在交通不太方便的传统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异国情报”，总是既有实录，也有传闻，也有想象，还有知识，这种实录、传闻、想象和知识，不仅构成传统时代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判断基础，也形成东亚各个文化体之间彼此影响的情感因素。尤其在各国彼此戒备，互相文化存在竞争的时代，这种“异国情报”就格外具有历史价值，因为它不仅能够观察对方，也呈现着自我。日本对中国是这样，朝鲜对中国是这样，那个时代中国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认识同样也是这样。
在这些彼此观看和想象之中，亲历异国的人的记载最为重要，因此特别值得研究。最近这些年，李朝朝鲜的《朝天录》和《燕行录》，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可是，与李朝朝鲜时代相近的日本有关中国纪行文献，包括本书所讨论的《初渡集》和同作者的另一部《再渡集》，在中国却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原因何在？或许正如朱莉丽所分析的，可能有史料获取方面的困难，或许也有研究论著获取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研究这一领域，必须对策彦周良以及十六世纪中叶日本与中国两方面历史、文化、制度等等知识有一定的积累。朱莉丽博士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注意到了各种抄本和版本的对比，注意到了东亚诸国对于中国观察的对比，也深入和细致地讨论了在这部《初渡集》中所呈现的明代朝贡制度（第三章）、嘉靖时代中国宁波的城市与生活（第四章），明代中叶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第五章）。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实际执行的制度”也许与“文本记录的制度”有差异，日本人看到的宁波城市与生活现场，可能与官方史书和地方志的事后记载有差异，而同时代一个外国佛教徒观察到的宗教现象，也就像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看到的一样，不是隔了许久的历史追忆和历史书写，而是活生生的观察，虽然他除了有一个异国的眼睛，还有一个异国宗教信仰者的视角。
有一点感想，我想也在这里再说一说。明清两代，至少在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是通过（一）来华僧侣与商人的记录、（二）唯一有邦交关系的朝鲜作为中介，和（三）询问中国贸易船的船员这三个途径获得的。朱莉丽书中所说的策彦周良等人，就是第一种异国知识的获得者，那个时候，由于往来的局限，日本对中国的情报并不那么畅通，可能曾经导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误判或消息滞后，但是，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岛国日本对于大陆中国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明清对于“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在日本，由于那些通晓汉文的僧人、商贾和翻译，常常成为异域知识的记录者，他们细大不捐地记录着中国方面的种种消息（情报），虽然有误会也有讹传，但毕竟消息不断，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通航一览》等等文献中看到种种记录。然而，同时的明清中国，相比之下似乎关于日本的消息却少得多，尽管明代发生倭患时期，也曾经有过短暂关注日本的时期（如郑舜功、侯继高、薛俊的撰述），清代也有商人汪鹏《袖海编》那样的亲身经历记载，但相比之下，明清两代中国的异域记述，似乎都来自文人士大夫，而文人士大夫们对于日本的认识，却仍然常常依赖于各种传世史书中的各种《东夷传》、《倭国传》、《日本传》，这些主要来自传世文献的知识陈陈相因，辗转沿袭，甚至还会掺进来自《山海经》式的傲慢和想象，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清代后期（如黄遵宪）才有所改变，这是为什么呢？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历史上的国际知识不对称状况，给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带来了什么影响？
朱莉丽博士曾在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东亚历史与文化交流的研究，并且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前些年她来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这部书就是在她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原本我一直建议她邀请陈尚胜先生来撰写这篇序言，但她认为这篇论文的蓝本是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理应由作为博士后合作导师的我来撰写。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犹豫很久，才勉强动笔来写这篇序文，也许有些画蛇添足，也许有些文不对题，但我仍然恳切地希望读者，能够认真地看一看这部书，因为朱莉丽博士呈现给我们的，是五百年前一个日本僧侣兼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这是一个来自“他者”的观察。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本文为作者为朱莉丽《行观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该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 《行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