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在一般的文化观念中，文学、历史和哲学被看成是共生交融的文化形态。哲学是所有学科的思想基础，任何进入载体和介质的文学作品，也都在书写历史，文学与历史互文互证。
具体到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虚无历史是指对“过去时态”的解构和否定。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严重关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它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成为符号的人与事，也进入到当下的现实之中。它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以价值的方式引导社会生活。有关历史的文学叙事，通过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新梳理，审视现实，面向未来，获取进步的智慧并凝聚文化共识。这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一个以历史悠久著称、又饱经沧桑的民族来说更加重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一些文学对历史进行“虚无”的行径更加放肆和轻佻，几乎丧失了底线和“节操”。许多文学作品，对历史的轻侮和傲慢丝毫不加遮掩，有意阉割历史的意图显露无遗。
文学不能“虚无”历史。虚无和歪曲历史，不能公正地分析和认识历史，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随意评说、肆意消费历史，凡此种种，反映出在有关文学与历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产生了错误倾向。文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意味着在文学叙事中，对一切有过正当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否定，颠覆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和沉淀的意义和价值，导致对当下生活价值和精神标准的解构。
文学“虚无”历史，否认了历史的客观存在
文学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表征，从根本上说，来自错误的历史观的影响，源于对历史客观性解构的冲动。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其一是在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原生态历史”，也就是哲学上的“历史本体”。这种历史，包括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其二是以文本形态呈现和存在的“被叙述的历史”，也即“历史文本”。我们日常所见的各种人物传记、文献资料、史书典籍等等，均属此类。这种“被叙述的历史”，经过史家在一定历史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选择、提取、过滤、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但必须注意一点，这种主观性是在客观历史事实规制下的“有限主观性”。换言之，主观因素的介入在“被叙述的历史”中尽管不可避免，但也并非可以毫无限制，不能被过度放大，必须以依附和尊重历史本体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观历史本体。丧失这一点，“被叙述的”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完全沦为了个体化的臆造和想象。说到底，“被叙述的历史”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被主观性包裹着的客观性。历史文本是在历史本体客观性和史家主观性二重因素的交融互动中形成的辩证综合体。这就是“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文学追随者，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进行彻底怀疑和否定，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德里达甚至放言，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其偏误在于，第一，他们混淆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历史文本等同于历史本体，用历史文本的主观性取代历史本体的客观性；第二，片面放大了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合理限度，无视历史本体客观性对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制约，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其结果，就是将客观性从历史叙事中完全驱逐出去，只剩下肆意妄为的虚构和想象。
正是在这种错误历史观的蛊惑下，主观化倾向在文学的历史书写中发展为不可遏止的浊流，最终酿成对历史的致命伤害。所谓的历史题材创作，有些丝毫见不到历史的踪影，笔之所及，天马行空，纵横穿越。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事，可以随意杜撰出来，确有的事，可以任意改写、涂抹、移植。用主观概念切割历史，用虚拟想象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倾向，甚至政治倾向。
有些作家惯于以文学允许虚构为托词，逃避历史客观性对文学叙事的规约。文学创作的确允许虚构，但是，“虚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行为，“虚构”不等于“虚无”，更不能成为文学消解历史的理由。从性质上说，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现历史，捍卫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比如，《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虚构，它都没有超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主要事件与《三国志》相同，就连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发挥完成的。虚构的介入，不但没有虚无历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段历史，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生动文本。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世代相传，成为经典。
文学“虚无”历史，否定了历史和现实的连续性
历史和现实不是孤立分割的，两者之间具有深刻的连续性。历史有革命性的变革，但变革前后，同样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表面看来，历史和现实分别代表着人类社会演进的“过去时态”和“当下时态”，各有所属，泾渭分明。一种存在一旦被归入历史范畴，似乎就意味着彻底终结。但事实上，历史和现实都处在一个既定的时空当中。从时间上说，时间流淌绵延不绝，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交融汇合成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过程。没有绝对的历史，也没有绝对的现实。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两者处在永无止境的推进、转化之中。从空间上说，历史与现实共存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人类历史和现实活动的共同背景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历史遵照自己的规律循序演进，不能随意颠倒和切割。一切现实存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不是随意或无序产生，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历史动因在当下的辐射和延伸。其中，人类的创造性实践对社会发展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创造也是历史基础上的创造，蕴含着历史的智慧和思想。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实。一切现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历史的存在。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文学“虚无”历史，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历史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无关，将历史视作可以随意消费的娱乐资源，肆意调侃、戏说、恶搞；或者将它当作表达自己特殊意图的工具，可以根据主观意图任意改写、涂抹。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人类的发展进步就失去了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进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关键的是，现实失去历史的逻辑支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为悬而无着、摇荡无根的浮萍。
例如，近年来，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策动下，一些文学史家对当代文学前后两个三十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前三十年文学一概否定，将其批驳得一无是处；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则极尽溢美之词，称其为文学的黄金时代。事实上，没有前三十年，何来后三十年？以诗歌为例，如果没有贺敬之、郭小川、李瑛等在诗歌上的赓续积淀和“文革”期间地下文学的悄然流行，又如何会有顾城、舒婷、北岛的出现？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朦胧诗字里行间依稀尚存的政治抒情诗色彩？只看到前后三十年文学的断裂，而不见彼此之间的承续，这是对历史和现实内在关系的疏离和背叛。
文学“虚无”历史，颠覆了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价值体系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它构成了这个国家或民族最鲜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这种文化价值体系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与历史扭结在一起，同质同构。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民族的，本身就是历史的。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与社会发展同步前进、一起成长，不断丰富、完善、更新，淘汰野蛮，趋近文明，从而彰显着历史的理性选择。因此，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付出巨大代价换取来的优秀的文化遗产。漫长的历史之流，每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甚至留存下来的各种历史器物，最终都演化为一个个承载文化价值意义的符码，意义符码的过滤、筛选、认定，或褒或贬，构成国家和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历史的传承，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价值的传承。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和信仰的尊重。
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任何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已有的历史存在中发现价值，在形象化的阐释中重新做出价值判断。文学“虚无”历史，本质上是“虚无”价值，是否定和解构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用悖逆、虚妄的价值观取代经过历史检验的进步的价值观。时下创作界最流行的，是从所谓“还原历史”“人性发现论”出发，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重塑。其极端者，甚至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打造成正面角色，寻找所谓的人性，给予无原则的同情。在这里，对汉奸形象的颠覆只是表象，真正颠覆的，是这个形象符号所承载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忠诚与背叛、坚强与怯懦、光荣与耻辱的价值判断。声称寻找历史演进和历史行为的真实内在逻辑，但他们所找到的，无非是突破民族理性底线的所谓“普适人性”。一切有价值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被以“人性”的名义重估，在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价值判断，被粗暴地颠倒过来。似乎只有“人性”才是历史的真实、度量一切的标准，除此别无其他。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积极因子和合理内涵被无视，或者成为被嘲笑和解构的对象。
一个民族作为稳定的共同体而存在，维系它的核心是内在的价值认同。文学“虚无”历史，以相对主义的态度从文化源头和根脉处进行拆解，剔除了彰显历史趋向、代表文明进步的文化价值。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体现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是经过历史积淀和检验所形成的结论，这些结论构成了具有稳定性的价值坐标。一旦这座价值坐标被铲除夷平，也就没有了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历史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漫长求索，才得到的基本的是非之辨、善恶之分、美丑之心，也统统混淆了界限、失去了意义。历史留下的价值遗产，成了随意践踏的瓦砾。它只能导致文化价值进一步碎片化，造成种种精神乱象，影响民族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所附丽，形成巨大的价值空白。文学“虚无”历史，终将解构在历史长河中建立的文化共识，破坏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价值认同由此涣散无存。
历史是文学的丰富矿藏，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和广阔书写空间。它自身固有的传奇性和内部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让文学家一直对它钟爱有加。古今中外，也的确产生了一大批历史题材的经典名著。但是，以历史为表现对象，并不能先天地提升作品的品位和质量。相反，对文学而言，历史是一把双刃剑。表现得当，可以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为壮美的史诗；表现失当，则会让作品陷入轻佻、浅薄，丧失文学应有的力量。这里的决定因素就是作家的历史观，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只有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深刻、清醒、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表现历史，文学才能在历史的书写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
（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标题有改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