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少异:晚清对日斗争的战略失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8 次 更新时间:2014-03-30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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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少异  

 

编者按

今年,又逢甲午。两个甲子前的1894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亚洲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有数千年文明史的“老大帝国”惨败于一个“蕞尔小国”。回顾这段历史,既能回应现实关切,又能倾听未来呼声。基于此,从今天起,本刊陆续发表一组文章,敬请关注。

 

晚清以甲午战争为高潮的中日冲突,决定了近代东亚力量格局的走向。当时,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并认为能否达到此目标的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而清军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结果,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日本把打败中国作为国家战略核心

1868年发动的明治维新,把近代日本导向扩张主义的道路。明治政府认为,与日本相似的岛国英吉利之所以富强,主要是依靠近代大工业生产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劫掠性贸易,日本也必须走这条发展之路;欧美各国的民主制度不适合日本国情,日本应仿效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统一系”的天皇集权制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奉行俾斯麦式“强权即公理”的实力外交路线。如此,日本遂形成东西复合的赤裸裸的军国主义。

1868年4月6日,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就以天皇名义发布《御笔信》,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明治政府把扩张海外作为国家战略,其核心是打败中国。明治初期,日本因力量尚不足,避免与清朝直接冲突,而是首先谋取琉球(1872年),又进犯台湾进行试探(1874年),并逐步加紧对朝鲜的侵略渗透(1875年)。至1890年3月,“大陆政策”底本出台,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和外相青木周藏炮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意见书,称日本本土为主权线,与日本安危相关的中、朝等国为利益线;日本不仅要防守主权线,还要保卫利益线;在近期内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的滨海地区,乃至把朝鲜和满洲并入日本,明确规划了以大陆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战略。为此,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便从多方面为进攻中国、打败中国做准备——

改革军制。早在1873年初,明治政府就颁布《征兵令》,仿效欧洲国家,用普遍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建立常备军,按德国操法训练士兵,同时设立陆海军各种军事学校,培养军官、军士和军事技术人才,并对公民普及军事教育。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统全国兵权于中央”。1883年,将军队的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

扩充军备。1880年,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建言天皇,把扩充军备作为当务之急。经多年发展,1890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到国家预算的30%,1892年又增至41%强。大力发展海军是日本扩军备战的重点。1868年以后,明治政府采取增加税收、发行海军公债等方式购船造舰,并专门针对清朝北洋海军的特点,着重提升舰队的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已拥有55艘舰艇,加上4艘代用商船,总排水量约为7.26万吨,总体实力超越清朝北洋舰队,军舰航速、火炮射速明显优于清朝海军。

发展军事工业。学习德国经验,建立类似克虏伯公司的大兵工厂,为此把关口制造所、长畸制铁所、石川岛造船所、横须贺制铁所分别整治扩建成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据1887年的统计,它们共拥有动力机械69台、蒸汽动力1511匹马力、工人6870名。而当时日本的其他34家民用工厂,只拥有动力机械58台、蒸汽动力905匹马力、工人4588名。

 

局部改革的清军仍是旧式军队

反观清朝,虽然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一度令朝野震惊,开始意识到防范的必要,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清朝各方面准备严重不足。

首先,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普遍缺乏认识。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许多清朝军政大员还视日本为“弹丸之国”“蕞尔小国”,对日本国体政体的变化漠不关心,对日本军力已超过中国的严峻现实茫然不知,没有意识到日本的决定性进攻已迫在眉睫。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后,便停止购买舰船、炮械,应当用于改善军队装备的海军经费甚至被挪用来修建三海和颐和园,供慈禧享乐和庆寿(1894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寿)。

其次,军事改革步伐缓慢,军队近代化程度低。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兴办军工企业,仿造近代枪炮舰船,创建近代海军舰队,并开设新式军官学堂,培养陆海军军官和军事技术人才。但晚清的这些改革、自强措施,受到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的严重阻挠,举步维艰,进展缓慢;而且,各种举措都由封建官僚采用封建衙门的方式经办,任人唯亲、派系倾轧、各自为政、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传统恶习,很快便渗透到新机构的各部门中,使新兴的事业无法得到健康发展。搞了30来年,国防工业仍极其孱弱,始终未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直到甲午战争前,清军还不能装备国产的系列枪炮。特别是由于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使得军队组织体制的改进甚微,军队维持着旧的勇营编制。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南、北洋舰队无法统一调动指挥。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仍是拿着一些新武器的旧式军队,未能真正形成近代化战力。

其三,塞防和海防同时告急。19世纪60—70年代,中亚阿古柏和沙俄入侵新疆。日本进犯台湾、并吞琉球、入侵朝鲜,正当新疆危机炽烈之时,清朝的塞防和海防同时告急,引发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最后形成海防、塞防并重的认识,反映出晚清在国防上腹背受敌、难以兼顾的实情。晚清在军事上处处设防、各自为守的消极防御思想,更加剧了这种状况,以致海防经营多年,始终未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没有对日战略的清政府举措无方

在日本蓄意挑起甲午战争时,清政府因没有明确的对日战略,而心中无数,举措无方。

1894年(甲午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请求清廷出兵代剿。李鸿章一度担心日方借此生事,惹起战祸,因而心怀疑虑。日方以“我政府必无他意”的虚假承诺,诱使清朝出兵。李鸿章在毫无大战准备的情况下,于6月6日派遣2000多名清兵赴朝鲜牙山“助剿”。日本见清廷落入圈套,立即出兵朝鲜,占领汉城附近各战略要地,于7月23日闯入朝鲜王宫,囚禁国王李熙及闵妃,诱使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逼其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7月25日,日舰在丰岛附近海域偷袭清朝军舰,击沉运兵船“高升号”,日本陆军同时攻击驻牙山清军,由此发动伺机已久的对中国的决定性进攻。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此战,日本倾举国之力以求一搏,是要与清朝进行战略决战。清政府没有料到战争来得如此之快,也没有研究过对日作战的战略和方案。把持朝政的慈禧战和摇摆不定,当日本悍然挑衅、群情激愤之时,便支持对日开战,还认为可以轻易取胜;而当初战不利时,便“但求从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具体负责战争指挥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寄望列强调和,未能积极备战,而且授权有限,事权不出北洋,难以起到全权指挥全局的作用。开战后,清朝指挥机构的组建,作战计划的制订,兵力的调动、部署都茫然无绪。

清廷当时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大致是“陆攻海守”:陆攻,增派几支清军赴朝,于平壤集结后南下,与先期在牙山的清军合击,驱逐在朝日军;海守,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的港口,北洋舰队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湾,并策应入朝清军。但在宣战之前,牙山清军已于7月29日战败北撤,“陆攻”计划随之被打乱;仓促入朝的清军攻不了也守不住,9月便全线溃退,很快又弃守鸭绿江防,日军得以迅速向辽东推进。海上,9月17日,北洋舰队在没有充分交战准备的情况下,前出至鸭绿江口,与急欲寻战的日本舰队遭遇,于仓猝应战中遭受重大损失;次年2月在日军海陆围攻下,全军覆没于威海卫。1895年4月,在“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情况下,清廷被迫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由此,日本完全实现其战略目标,一战而击败晚清中国,占领朝鲜和台湾。 (特邀嘉宾 军事科学院中国历代军事历史研究室主任 钟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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