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实录】
演讲人：王逸舟
主题：国际政治趋势——走过从前，走向未来
地点：秋林报告厅
时间：2014年3月14日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研究的一些体会。最近大家看到国际政局上有很多扑朔迷离的现象，但是我今天不是来讲马航飞机的失联事件、钓鱼岛危机或者是乌克兰政局的变化。我想把景观打得更宽一点，看看我们当代青年所经历的全球政治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不确定的，即使是我们从事教学研究的人来看，都有很大的混沌和模糊特点。
我们先简短看一下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二十世纪其实离开我们不久，人只有走的越长看历史才越清楚，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事情本身之中，很多事情还有情感上的瓜葛，看得不是很清楚。二十世纪的有些事情对二十一世纪甚至是更长久的将来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世纪发生了两场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是人类历史上造成伤亡最多的战争；但是形成了现在大国之间不开战的默契，我们后来再来解释，这与国际体系出现以来是非常不同的；这是中国战略机遇期非常重要的条件。同时二十世纪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核武器，它可能使人类毁于一旦，当时美国和苏联储存的核武器可以把全人类摧毁几十次；但是这样的武器的出现也带来了恐怖平衡；核武器更多时候是用来威慑的；除了广岛长崎经历的事情之外，我们很难想象之后的战争中再出现核武器。核武器造成的恐怖平衡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成本变得非常高昂，这对今天塑造新型大国关系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当然，二战之后的联合国在国联的废墟之上出现，联合国七十年过去了，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过去认为它是大国的遮羞布，现在有另一种看法，认为安理会越来越强硬，联合国成为一种世界政府；国际制度随着联合国、大国的默契成为一种合法性的场所。无论如何，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扩展也是对今天世界的重大遗产，今天在国际关系的各个角落，从政治到生态，从贸易到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国际制度无所不在，渗透到各个角落。另外，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潮变成一种运动进而变成一种制度，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我们看到的一种制度性的实验，苏联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国家，二战后出现了苏联东欧为代表的国家；一度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时髦，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快速兴起，到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1989年之后，柏林墙倒塌、苏联的解体，包括中国出现的重大的挫折，古巴、越南等再改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留下来值得深思的教训，既有伟大的遗产，也有值得今天执政的共产党人要深思的教训。从积极方面说，在资本主义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二十世纪是社会福利借鉴了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国家之手”而不是完全的“无形的手”来支配世界。昨天总理讲话提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社会福利，这些国家的责任、社会的福利就是对中国快速推进市场化过程中的再修正。很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人都在反思，一方面继承了社会主义实验中好的成果，同时也在改良斯大林主义模式中高度集权的东西，这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巨大的挑战，即我们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某些乌托邦的特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特别好的试验田，我们是见证人、参与者，甚至是未来的推动者。另外，过去的世纪中非常重要的还有全球化的提速，二十世纪后期是全球化不断加速拓展的时期，包括朝鲜这样的封闭的国家，都能感受到全球化时代扑面而来的信息，全球化时代的科技进步、信息浪潮，今天仍在加速地席卷人类各个角落中人们的生活，我们甚至难以捕捉其动向与后果。与此相关的，还有从欧盟开始的区域一体化的实验，现在形成了多重力量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区域性大国在区域和次区域中主导着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整合的过程，比如上合组织、东盟等等，存在各种实验。这样一种区域化的尝试是全球化的更高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加入这样的进程，包括最近这些年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与日韩正在进行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在APEC中扮演的角色等等；对无政府的世界的环境起到了很大的挑战与整合。另外，二十世纪最大的进步还有人类价值观的进步，一方面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另一方面在整合的过程中，普世价值成为越来越具有合法性的东西，比如最近中央颁布的二十四字价值观，与人类的民主的、人权的、自由的价值观念是吻合的，而这些在若干世纪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二十一世界的初叶，会有哪些新趋势？首先谈谈研究这样的新趋势的必要。过去有种观念：认为可以发现特别好的科学，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事物规律，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以我们会企图寻找最高的最好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认为人类世界是多元的，是互补的，我想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一种宽容；我们现在处于对这样一种共存性比较朦胧的状态；我们看到了很多教科书预测之外的东西，包括苏联的解体、亚洲经济危机，都没有被人预测到，也没有人预测到“9·11”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国际政治的重大现象都是战略意外，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世界的进程、历史的进步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思维定式。所以现在我们必要用一种复杂性思维来看待看似混沌但是有其自身特点的趋势。国际政治有其特点和可以捕捉的线索，但是很可能与以往所熟悉的是大相径庭的。很多领域在进行重大的调整，包括军事和外交领域，在进行自觉的调整；非传统安全被用来概括生态危机等非国家间的非战争性的事件。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有四百万军队，现在只有八十五万，但同时军费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实际是中国的军队在进行自觉地转型，一方面在裁军，另一方面适应各种危机的护航的、反毒品的、基地救灾的科研和军训在大量出现，军事形态在发生重大的改变，成为现在新的军事学说的调整趋势。外交更是如此，从前外交的出现到现在，外交发生了让人不知所措的变化。过去人们认为外交是干大事的，现在呢中国外交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做这些的，现在外交的主要议题是以人为本的，劳工问题、移民保护问题等，外交从高级政治转向外交为民、以人为本，世界存在这样的扁平化的趋势；欧盟最为明显，欧盟很多外交机构的调整，外交部门开始从横向的部门对接，比如同环境部门等，所以不只是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外交学，而更需要对国际贸易、生态问题的了解。包括出现的旋转门机制(Revolting Door)，最早出现在美国，是商界学界军界还有外交界的门是对转的，在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外交官都是从外交学院等学习外交的院校院系出身的，现在开始逐渐出现来自商界的、来自高校的学者，这个过程还在不断的加剧，无论是自觉做出这样的推动和安排，还是不自觉地跟进。另外，主权的分层化、多样化、动态化越来越明显，从前主权是个法理概念，现在主权可以强化也可以弱化，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由于反人权等，西方国家剥夺了其主权，对于人们来说可能是个悲剧，但是对于国际关系来说体现了主权被弱化的可能；主权也可以被强化，比如卡塔尔是个小国，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在国际议题设置、国际外交协调中都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所以主权的强大和不可剥夺性非常明显。所以主权的非法理化成为新时期研究的重点方向。
新时期国际关系发生巨变，大家都希望思维是可以跟进这样的趋势的。这里我和大家分享我比较关注的一些趋势。第一个是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后冷战时代见证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过去是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现在伊斯兰弧带越来越成为世界冲突的集中地，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对其缺乏全面的分析。所谓的弧带包括了非洲北部，到东亚到西亚到中南亚的弧形地带，穆斯林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居住在这一地带；这是世界资源的集中带，世界三分之二的油都埋在这一地带，同时也是一个战略要冲带，三大洲的交接，主要的战略通道也都在其周边；同时在历史上这也是各种文明的冲突交融的地带，在美苏对峙时期，这里的冲突受到了抑制，受到了西方的捆缚，对于全球安全和政治都没有多大影响，但是最近一些年间，很多冲突都来自于此，国际能源的重大运输线也都要经过这里。中国、日本、韩国等等能源消费国主要从这个方向进口。历史上这里曾经有过很深的伤痕，十字军东征时期基督教的民族与伊斯兰的民族发生过严重的对抗，十字军在教廷鼓动下加入到这个进程，要去征服这些异教徒，过程中两百年中形成了许多可怕的现象，给今天的人们带来很大伤痕。“9·11”之后布什发动对塔利班的打击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打击恐怖主义实际是新的十字军东征，这样的言论得罪了很多的穆斯林。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猛烈的对撞，百分之六十五接近七十的冲突都来自于这些地带，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还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问题等都是这一个地区内的。我的主要论点是说这是当今大国之间明争暗斗的战场，成为国际安全的晴雨表，也是全球能源的敏感控制地带，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亨廷顿最早构想的文明冲突就是发生在这一地带，《文明冲突论》始于对这一地带的敏感性，全球对抗终结之后国际关系出现重大的敏感点，我认为伊斯兰弧形地带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包含太多的文化现象、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我自己观察我们的决策部门，外交部门是非常踌躇的，有人说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有人说是我们的脆弱期；比如说叙利亚危机，有人说像是“9·11”之后的机遇期一样，美国深陷泥潭，不会对我们有太多的干预，也有人说正是这些年中国形成了重大的外部依赖，能源的脆弱性等，使得我们在这个地区脱不开脚。比如最近穆斯林所在的中国西北地区，虽然有内部民族政策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从全球政治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冲击波式的反应，是中国受到伊斯兰弧带波及的后果。日后我们如何处理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时候，对伊斯兰弧带的考量是非常重要的背景，是国际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就像冷战对抗时期的美苏对抗一样，成为一个前提。
第二个新世纪国际关系的重大趋势是，一方面国际关系体系主导的西方国家处于乏力状态，成为“麻烦制造者”的一部分，以往西方总是推动问题解决的高手，但是最近一些年，在各方面领先的西方国家出现乏力现象，反映其民主的赤字；比如去年底美国两党角逐最后导致美国权力机构的瘫痪，反映了一些深刻的弊病；现在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中国在科技投入比重上远远大于欧洲很多国家，让欧洲很多国家的战略智库惊呼他们以后会继续落后。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西方国家从解决问题的能手变成麻烦的制造者。比如过去时间我经历的，很多文章都是在反思我们体制的弊病；但是我们看消极时代的时候总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野蛮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因，可能是拉美军人政权的后果；但是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余音未散，始于美国金融的大规模危机扩散到了欧美日，到了全球，这次金融危机始于最强大的美国，说明美国的制度，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制度上的缺失。过去人们总是存在一种迷信，包括华盛顿共识，美国的发展模式，现在产生了重大的危机感；对于美国和西方自己的国家来说，都在反思自己的问题。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就国际关系而言，他们最有优势的不是船坚炮利，中国在这些方面在快速赶上；但是西方国家在软实力方面：国际制度的构建方面，国际问题的话语权方面，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如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的虚骄气质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乏力？为什么这个制度仍然生命力强大？这个制度依然具有强大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软实力、国际制度等方面；包括英语相对于其他语言的优势地位，美元的领先地位，在各种国际组织中间提出决议导向的能力，包括向全球派遣维和部队等。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加强青年志愿者走出去，恰恰这是我们的短板，而现在在商务部、外交部、团中央、对外孔子学院等等中间有诸多中国青年志愿者走出去的不协调、重重杂音、噪音和制度性的缺失；再对比美国的和平队、欧洲的青年志愿者，就知道这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举一个例子，过去十年间，中国团中央派出的志愿者总共不到四百人，但是美国从肯尼迪1941年倡导和平队开始，半个世纪派出二十多万青年志愿者在美国和平队的旗帜下让世界感受它的慈悲与善意。其实中国人对此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过去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益于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的广义的这样的援助。包括在非洲、阿拉伯，我们发现美国在非洲建设了十多所大学；去年我和一些国内知名的非洲问题专家去非洲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虽然在非洲修建了很多的道路、桥梁，但是有一所大学是中国建的吗？中国有一个教授在非洲长久性地教书吗？这是中国相对于传统西方大国的巨大软肋，比较一下，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他们与西方的差距一样也很大；包括在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等，中国的贸易占世界贸易中的比重非常大，但是贸易巡航、保护有多少呢？虽然在这次马航的搜救行动中，中国派出了八艘军舰参加搜救，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来说，美国和西方国家确实能够向全球铺展网络一般的保护。比如当美国总统发现有危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询问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航母在哪里？多久时间能够赶到危机现场？这一方面中国目前是极其缺乏的。比如说军事基地，海外大规模的补给基地，中国都还没有，所以这些差距非常大，这些是值得研究的，而且处于一个特殊的观察点，考虑到中国的特殊身份，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怎样做到不卑不亢？虽然中国的军费世界第二，GDP的增长世界第一，但是这些虚骄情绪要适可而止。如何理解乏力的西方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前进的一个重大参照系。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有各自的长处与短处，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在座的各位不仅是一个观察者，更是参与者，我们如何学习西方的长处，如何避免他们的短处，现在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第三点是我们自身：新兴大国到底新在哪里？有哪些机遇与挑战？是新世纪突显的国际政治问题。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高兴看到中国快速崛起，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很高兴的，开始有了一个不错的发展，比如说全球的贸易有一半以上来自发展中国家；很多不错的成绩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继续发扬；相信未来的发展机会依然存在，会继续看到新旧力量在国际格局中的消长。现在不仅有金砖国家，还有很多包括土耳其、埃及、乌克兰等国家都被看作是区域性的有希望的大国。作为总量来衡量，在西方乏力的时候，这些国家飞速的发展，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利用人口红利、不断发展自身，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还是有重大的问题。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有哪些是中国的软实力和可以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现在中国的钢铁产能占到世界产能的半壁江山，但是很容易发现高端特种钢的钢铁都是德国等欧洲大国制造的。就像中国军队一样，我们只是大而不强，军费的47%都是人头费。中国的军队与美国、俄罗斯相比还是要小很多、落后很多；我们的女宇航员上天比俄罗斯晚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的航母还只是一个实验平台，远没有构成战斗力。现任山东省省长有一个观点我很同意，中国的金融业是大而不强，全球五大行中我们有三大，但是看我们的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对冲能力等等都与国外相去甚远。中国方方面面的劣势存在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质的方面我们差得很远。三中全会包括十八大讲“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是作为中国人在快速成长中需要的，但是千万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学习的障碍。新兴国家到底有哪些重大机遇和根本性挑战，是值得研究的。虽然美国、欧洲、日本虽然时不时会出现政府的危机，但是它们从来不会出现制度性的危机，虽然抗议频发，但是从来不担心出现制度性的颠覆；但是金砖国家都会担心小火星可能燃成大火，失去战略机遇期，甚至出现大的动乱等。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局面？某种程度上表明了金砖国家制度性、结构性的脆弱。
第四个，研究大国角逐方向要放在高边疆，中国擅长的领域是“夕阳产业”钢铁、基础建设、产品制造等；但是中国现在三中全会特别提出要升级转型，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高边疆的优势。特别要提到的是海洋、极地、外空，这些领域是需要高科技的，此外还没有制定规则，大投入可以获得很大的制度性回报；能够进入高边疆的国家是可以在未来站稳的国家。对于中国和很多国家来说，能否有重大的科技攻关、重大理论的出现，是我们是否能够赢取未来的重要领域。中国十八大以后提出“海洋强国”，现在主要还是近海力量的发展，资源勘探等都是集中于近海，属于白水海军；我们向深蓝的过渡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极地科考包括大洋和极地科考，现在我们在北极的兴趣极大，与北欧五国在上海建立北极的研究中心。过去中国讲中美关系主要讲贸易，敏感点在于台湾问题、军售问题；现在谈论的话题在最近二十年间有重大的变换，中国在众多领域的超越美国并没有太多恐慌，但是如果在高边疆领域超越它则不然；高边疆领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如果中国在外空、大洋、北极有自己的基地，美国会惊恐万状，而这些领域将成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对撞的敏感点；这是中美关系中研究的重点。同样的道理，在其他方面信息、电子安全、金融安全等，非物质领域中间，越来越变成国家制胜的关键。过去文革的时候和改革开放初期，军方不敢造三峡，担心原子弹会破坏，但是现在不担心这个问题，大国角逐的方向不再是这些方面。但是在电子领域，对中美、中日等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伊朗几年前发生几百亿的安全损失，网络电子领域的安全攻坚已经开始；电子安全领域如果出现问题，比中等规模以上的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除了与日本有处于暂时紧张之外，与其他的国家不存在军事上的紧张状态，但是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被恐怖分子袭击等，会变得非常脆弱。恐怖袭击对美国展开的攻击造成了其金融业等巨大的损失，中国如果受到袭击，损失不亚于美国。从好的方面说，高边疆可以短时间内让人致富。如果看看世界主要的大国，印度对于高边疆有极大的投入，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领域。
第五个，社会的世界正在崛起为一种新的力量。世界是三维的，第一维是经济的世界，全球化、制造业、贸易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中国快速崛起；第二维世界政治的世界，联合国、战略对话的、谈判中的世界，中国越来越积极，从韬光养晦向战略性介入的过程中转变；中国最短板的是社会的世界，中国基本还没有发声，中国人走出去是一个跛足巨人，我们的贸易、政府出去了，但是我们的公民社会基本没有成长出来，更不要说走出去了；在全球这个领域中间，这是中国的短板；而这正在崛起为一种改造地平线的新势力。我们走出去不是只和政府打交道，举一个非洲的例子。非洲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与酋长、军阀打交道，他们出现了各种NGO、论坛等等，出现了各种生态；非洲对于保护的责任、人权、民主等很多问题的议题上出现了很多不吻合，一方面是中国快速增长的不适应，另一方面是中国国家太大而社会太小；未来我们的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小一些，三中全会的总精神来说，社会能做的事情就尽可能让社会和市场去做；过去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的政绩工程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社会的力量，独立的社团，包括民间不同的利益色彩的追求没有得到在国际舞台上的表达。很多人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的，中国其实有很丰富的色彩与创造力。国外的同行感受不到中国社会的力量，我们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我们的人口在世界社会中的声音可能五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走出去的步伐被认为是跛足巨人，民间力量的势力表达太弱。为什么中国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生态保护力量很弱的国家？我们的改革在这一步还远没有走到，社会的力量正在崛起，但是军方、高位政治集团很多时候不适应，是全球政治生态的一种焦躁。现在国际政治中出现的赤字，很多时候是与快速崛起的社会力量在磨合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矛盾。只有当经济世界、政治世界和社会世界在发展中相互融合，这个国家的发展才能够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最后一点，国际关系在新世纪一个重要的趋势，在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观察非常重要。过去教育中的不足是国际关系与政府管理学院都不搭界，而现在新的研究趋势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不可分的。各国内部体制的好坏强弱关系到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这对于学习国际关系来说是要改变思维的。过去学习国际关系关注的是各个学派，而忽略了背后的“黑箱子”，不了解国内体制和机制的关系，如果中国未来想从一个不发声的角色变为一个创造性的富有动感的角色，外交官们要努力，学生们也要奋发有为，学会更高的本领。之外，中国国力的改革内生的动力是国内生动活泼的一面，如果没有国内强有力的结构性的改革，哪怕外交官、国家领导人很会博弈，这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真正让中国崛起的不只是外交部的努力，我们要看到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自身的变革，我们只有改造自身才能影响世界。同样的道理，看到其他国家，知识分子对国内的反省，其实直接关乎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为什么有些国家很小但是发声很大，为什么有的国家看起来很大但是国际舞台上发声很小？并不是偶然，与国内政治的关联度密不可分。
同学们提问之前，我想再说几句。今天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很多画面，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应该想想什么是现在中国的力量：第一，是当代全球化各个领域中的受益；这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力量的源泉。我们说中国的力量大不是说我们的科技、教育等等，更多指的是我们的投资、贸易，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被人看重的一个方面，全球化如果离开中国会是完全不同的模样。同时，往未来看，中国也是国际关系变革的主要变量。这变量当然来自于我们生机勃勃的经济、一日千里的贸易、基础建设，但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创造力和活力。同时，发展失衡导致我们在国际地位上有强有弱，中国过去的发展经济特别强劲，但是其他方面不足，我们是一个跛足巨人的形象；未来改造自身和影响世界是一个双重的任务；我们希望带动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这个贡献的实现与我们改造自身是密不可分的。
接下来的时间希望与大家有个短暂的交流，谢谢大家！
问题1：请教老师关于海洋战略海洋安全的问题。演讲中您提及北极问题，请问关于未来北极地区的开发，中国在这些有较大潜力的领域可能遇到哪些阻碍？
答：中国的兴趣主要是共同开发北极地区的能源和运输领域，这对于像中国这样处在转型升级阶段的大国来说非常重要。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参与到这些领域的开发中也应当循序渐进。对此，北极国家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热烈欢迎，比如丹麦、芬兰等国，都支持中国成为北极俱乐部的成员；第二种是强烈反对，例如俄罗斯，对于中国对其安全和军事威胁的疑虑太大，因此中国需要做的是说服这些国家；第三则是加拿大，这类国家比较矛盾。一方面其在能源方面有与中国合作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又有像美国与俄国一样的担忧。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对进入北极领域的态度是坚决的，其中的利远大于弊。但是如何选择进入的方式要仔细考察、深入讨论。
问题2：请问老师本届政府应该从所谓胡温“失去的十年”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答：将上届政府执政时期称为“失去的十年”有待商榷。这十年是中国在全球贸易、金融、投资领域快速成长的十年。中国在其中的话语权提升也是十分明显的。可见，走向世界的十年功不可没。当然，这段时期中国央企极度膨胀，在很多地方呼风唤雨。其中的弱点就是国进民退，因此本届政府也致力要改变这一点。未来的改革，按照总理的说法，“该给市场的就要给市场”。正如我前面演讲所说的，中国社会一定要走出去，民间要走出去。一个国家的外延应当是金字塔形的，即底座是有组织、有公民意识的强大社会。
问题3：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是智者求同、愚者求异。中美关系合作的方面主要有哪些潜在方面？
答：在高边疆领域，中美可能会存在一些矛盾。但是任何问题都是两面的，危机可能是“危中之机”。例如在太空领域，许多大国互有对抗，但是这一领域也集中了很多合作发展的新议题。而且这些领域的规则尚未定型。海洋领域同样适用于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即使高边疆领域是矛盾的、冲突的，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对话和共同的发展前景。中美在外空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中美冲突如何推动外空领域规则产生，这些都是值得同学们研究的议题。
问题4：最近几年，中国周边局势持续恶化。请问老师这些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以及未来中国要怎样缓解此类冲突？
答：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大发展。单从贸易量、双边交往量来看，呈现一种直线上升的趋势，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最大旅游业伙伴等。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这些睦邻交往的过程中间，出现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导向，不少东南亚国家也对中国存在一定的战略疑惑，在相互交往中似乎呈现出这样一种观念——贸易靠中国，外交还得靠美国。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是最大的因素。国家规模带来的冲击波，引起了许多战略反弹——包括赤裸裸的对抗、反制，也包括一些带有疑惑的、小心翼翼的联盟过程。另外如美国等大国，对中国的崛起心感不安。除中国崛起这一原因之外，还由于各方战略调整仍处在一个动态的“不自觉期”，例如东亚地区力量格局发生快速变动。总体来说这些摩擦和调整是好事情，是中国这个巨人成长和崛起必须付出的代价、经历的阵痛。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精神，我们要“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该要有的权利还要要求，不能放弃的利益必须较量以得之。但是这里要特别强调，“亲诚惠容”工作是新时期外交工作的关键。富邻、安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我国在“软的更软”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问题5：核武器的存在，使得这个世界达到了一种恐怖平衡。请问老师这种理性的威慑是不是可能导致一种不理性的爆发？
答：所谓理性的威慑和恐怖平衡，更多地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政府和个人的一种政策性的自觉调整。因为核武器的使用代价太大，极大的恐惧感促使各国领导人、军方、战略学家等对它作出谨慎的安排。但是当前只存在核武器而没有核学说。我想提出，约瑟夫·奈关于核学习这一著述很值得研究，是非常好的国际政治研究的案例，其中讨论了核恐惧形成的全球平衡，核俱乐部的正式成员行为等很多层次的内容。因此，核学说这一领域还需要加强。
问题6：请教老师应该如何研究关于全球卫生、生态领域的政治博弈？
答：对于这些跨学科的课题，我们作为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来说，需要扬长避短，以我为主，从本专业出发，找到准确的嫁接点，这就是关键。例如，气候变化、全球生态领域的国际规则的履约强硬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对于本专业学生就是可以发掘的方向。总而言之，需要通过自己的兴趣来嫁接不同学科的内容，才能挑选能够适用于本专业的理论。
问题7：中国三一重工等国企已经确定参与克拉地峡的开发项目。请问老师，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东南亚的政治生态对中国参加这些项目的影响？
答：中国开辟西南大通道的呼吁此起彼伏。中国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反对而完全放弃自己向全球伸展手脚的努力。但是，此间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如宗教、恐怖主义、环境问题以及当地政治生态的变动等。我们既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来推进，又要有智慧和安抚人心的手段。强国目标是挡不住的，而对我国来说，提供公共产品、战略外延这一方面则是弱项所在。所以重点不是“硬的更硬”，而是“软的更软”。中国外交大增长的衡量标准应该就在公共产品方面。
问题8：老师刚才介绍了很多关于处理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问题。那请问老师中国如何处理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例如欧盟和美国？
答：我国目前对欧美国家施行软硬兼备的战略。目前来看，这种战略使得双方在贸易、人才往来节节增长、共同受益，同时一些小摩擦也能得到及时的管控。但是我要提出的重点是，其实欧洲和美国对我们来说，有着不同的可学之处。美国一直是我们学习的参照榜样，其中最重要的是该国的硬实力。而欧洲则很多时候被称为昔日帝国，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欧洲在区域整合能力方面有着良好的机制和成功案例，包括民族纠纷、特殊战乱点等。而我们亚洲正好缺乏这种良好的内部整合机制。另外，欧洲在创造话语权方面独领风骚。欧洲是最会创造概念的区域，他们在解决全球性话题等方面都有非常多前沿性的方案。学习欧洲的软实力的塑造，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关于这一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我的《创造性介入》第二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