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确定性。中国模式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学术话语；确定性；不确定性

［摘　要］　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可谓独具匠心，主要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第三条道路说、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以及后社会主义模式说等。但是，“中国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确定性。中国模式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确定不移的内容、品格、性质和特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中国，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中国模式的不确定性，意指“中国模式”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也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闭模式。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国模式”，坚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在确定性中发现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这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辩证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开放的中国、和平的中国、崛起的中国、活力的中国与滞涨的西方、衰退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国际社会纷纷关注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界纷纷聚焦中国模式，研究中国模式，试图破译“中国奇迹”背后的谜底。

一、中国模式：西方学者的另类解读

（一）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1］（P160）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2］（P9、26）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邓小平所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都只不过是为中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的借口，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3］（P41）哈维还指出，如果没有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开启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给中国打开一个空间，中国奇迹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不仅没有背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是新自由主义成功的典范。

（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论反映了“后危机时代”西方学者和西方舆论观察中国的一个新动向。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发了一组“国家资本主义”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些经济体已经对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构成严重威胁。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首要国家是作为领导者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集权主义的国家，这些奉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控制了全球大量资源，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并称“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最大威胁”。［4］

（三）“第三条道路”模式。关于中国模式的性质，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大致可以归类于“第三条道路”模式。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5］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为中国逃离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国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

（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要义在于“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6］（P53－71）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约翰·罗默（John　E．Romer）都认为，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还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目的在于这个制度可以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达到高度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盲目追求‘真正的东西’。”［7］（P101－116）西方学者奈特·温斯坦（Night　Weinstein）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这种“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市场社会主义政策。［8］（P5－10）

（五）后社会主义模式。“后社会主义”是新近出现的概念。所谓后社会主义，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是这样定义的：它“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而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回应并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缺陷”。［9］（P364）“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0］（P43）德里克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中国模式”可以用“后社会主义”来定性；“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元理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一致的当前和特定的未来，不能再用来“指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不破哲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界定为“后社会主义”。［11］他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二、中国模式的确定性

“中国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确定性。所谓确定性，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确定不移的品质和内涵。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独特的确定不移的内容、品格、性质和特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中国，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

其一，“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不是漂浮的、摇摆的、虚化的，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

西方学者尽管对“中国模式”的内容概括不一，但无疑都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虚化的概念。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0年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指出，现代化模式绝非只有一种，西方的现代化绝非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模式，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内容，它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学者肖恩·布雷斯林认为，“中国模式”的内容，或许应该从“中国不是什么”和“不代表什么”这个角度来思考，“它不是一种大爆炸式的改革，也不是休克疗法；它不是一种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民主化的过程；它不是放弃国家对关键部门的控制；它不是全面的自由化或新自由主义化；它不是西方式的行动方式；它不是遵循某种模式或处方；它不是让别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也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13］

其二，“中国模式”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确定的。

封闭僵化的老路不适合中国。中国模式与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14］（P79）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结果带来很多问题。”［15］（P261）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提醒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16］

改旗易帜的邪路不适合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广为播种，却并没有开出胜利之花，结出胜利之果，西方模式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一些国家服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并没有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不是“休克”就是跌入“陷阱”。中国不能轻信西方人的药方，误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社会倒退、生活下降的不归之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搞全盘苏化，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固守苏联模式，也没有削足适履滑向西方模式，而是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其三，“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自己奋力开创的，不是舶来品，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属于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出现成的方案，只能靠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曾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7］（P5）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开创出来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它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当代翻版，更不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帮人坐在大楼内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模式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院士所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堪称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18］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转型视为全盘复制西方模式，而西方模式所依赖的“中介”———国家的历史、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因此，西方模式在他们复制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几乎无一幸免地沦为“依附”于别国的“香蕉共和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但没有全盘复制他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其四，“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质的，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19］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大多数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或者故意抹去中国模式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20］或者刻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21］或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

西方学者往往挂一漏万，彰现象而黜本质，“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22］（P45）因而作出错误的性质判断也不足为奇。中国吸引外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等，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自由化是有根本区别的。中国的改革并没有改掉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社会主义制的完善，改革中形成的中国模式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3］“北京共识”首倡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24］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吗？

其五，“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这是确定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5］（P398）“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26］（P1）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7］（P250）具体做法可以有千万种，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统一性要通过多样性来实现。西方某些左翼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而且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的“反面教材”，这大概就是忽略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将“中国模式”奉若普世标准，也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这反映了苏联模式破产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深化和清醒。

其六，“中国模式”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谋求对外“出口”，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的使用权属于中国，中国从未希冀以中国模式统治世界。因为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管任何时候，中国模式对外不推广、不输出。各个国家都应当探索和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27］（P318）中国不谋求“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的参照模式，取决于这些历史和地理的特性能否在其他地方再现。中国人明白这点，因此他们并没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能被效仿的模式。”［28］（P19）中国领导层在中国模式问题上保持了鲜明的理性，所谓中国“将‘出口’中国模式上升为某种对外战略”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国际上有关“北京共识”终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源起于西方 ，而非中国。

当然，我们强调“中国模式”的个性，意在表明“中国模式”不能简单复制，但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模式”本身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模式无法复制，但可以借鉴。正如雷默所说：“当我们说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时，我们必须分外谨慎。我说的可以为别国效仿，并非指中国的经济或政治模式可以被别国复制，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创新及按照自身特点和想法寻求发展的模式，值得其他国家仿效。这一点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而且也唯有如此别无他途。”［29］事实上，关于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早已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其七，“中国模式”是和平崛起的模式，不会走国强必霸的发展之路，这也是确定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这与西方大国崛起的道路完全不同。近代以来，世界一直处于霸权主义的淫威统治之下。16世纪，两个小国西班牙、葡萄牙瓜分了世界，建立了海洋霸权；17世纪，世界霸主的地位被另一个小国荷兰取而代之，17世纪也被称为“荷兰的世纪”；18和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日相继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回报世界的是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告终。西方部分学者根据16世纪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得出结论说，中国也将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的怪圈，中国的崛起必将重塑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并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他们认为，中国模式与西方世界所倡导的价值观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中国模式处于美国模式的绝对对立面，中国模式的“流行”势将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颠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西方学者的担心不能说没有理由，毕竟这是西方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给他们的“启示”。但以此推论中国，却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经验主义还是选择性的经验主义，即只选择了西方的经验，而回避了中国的经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早已向全世界宣示。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17］（P301）日本知名政治家绪方靖夫指出：“中国提倡的和谐社会的政治方针，……高高地举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旗帜，……中国走的是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既是一条在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当中寻找到的道路，也是一条新的‘和平振兴’的道路。”［30］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称霸。

三、中国模式的不确定性

毋庸讳言，“中国模式”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所谓不确定性，是指事物发展的局限性、阶段性、不完善性。“中国模式”的不确定性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模式”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

中国模式虽然已经形成，但尚处在襁褓之中，远没有定型。中国模式中该坚持的东西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该改革的东西要大胆地改革，该抛弃的东西要果断地抛弃。

中国模式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现实的“中国模式”有不确定的一面，未来的“中国模式”依然会存在不确定的一面。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中国模式”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穷尽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后人只需重复前人的老路，复制前人的成果。那种认为“中国模式”的不确定性将会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消失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比如，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是确定的，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变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组成也是变化的。

“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和形成的模式，还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模式。社会主义还在发展，中国模式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承认并正视这一点无损于中国模式的伟大，更不能成为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试想，“世界上有哪种模式不是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过发展变化？又有哪种模式因为经历了发展变化而不成其为模式？显然没有”。［31］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中国模式”的修正和完善。

第二，“中国模式”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

“中国模式”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32］（P812）“中国模式”是一个事实判断，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意味着它就完美无缺；承认中国模式的缺陷，也不意味着唱反调。我们既要大胆地肯定中国模式的成就，又要直面中国模式的问题。不应把模式看作是一个绝对理想的东西，一个可供随意复制或模仿的东西。世界上找不出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

今天，“中国奇迹”震撼世界，“中国故事”遍传全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强国之路、复兴之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今天，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一方面，我们要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不能变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不能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敢于全面推进深水区改革，敢于碰触影响中国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科学内容。

第三，“中国模式”不排斥其他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闭模式。

“开放性”是中国模式的突出品质，中国模式对外不推广，但不等于对外不开放。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包括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对西方模式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列宁早就说过：“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33］（P36）资本主义有好的东西，“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保持自己特有的东西，把他的好与我的好相加，等于比他更好”。［34］（P262）当然，我们利用资本主义不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而只是“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15］（P181）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学。

当然，“中国模式”丝毫不排斥其他模式的成功经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发展充满了信心，告诫“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35］（P394）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亚历山大·萨利茨基指出：“中国模式的特点恰恰在于，设计师没有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国家发展形式”，“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探索和借鉴。中国汲取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并使这些经验适应本国的条件。从中国模式的基础中可找到苏联的‘骨架’、新型工业国家的成就、美国的成就，还有注重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的特点。中国成功地汲取了所有这些经验。”［36］海纳百川，将各文明的优长冶为一炉，应该成为“中国模式”的品格和追求。

四、中国模式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模式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绝对的，不确定性是相对的。辩证地看待“中国模式”，就必须坚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反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性质定位，如果抛开隐若可见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其方法论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是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某些片段、某些局部、某些表象，只论一点不及其余，只识其表不入其里，并由此而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结论。

一方面，要反对夸大“中国模式”的绝对性、否认相对性的绝对主义倾向。

对待“中国模式”的绝对主义态度往往夸大其确定性的一面，而忽视其不确定性的一面。具体来说，有人认为，“中国模式”行之有效、已经成熟、已经定型，不需要改革了；“中国模式”完全可以与西方模式相媲美，不久就要取西方模式而代之，甚至认为中国模式将获得全球霸权地位。布热津斯基尽管对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但他曾断言，中国模式将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37］（P208）还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标准样式，是未来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理想选择，可以在全球推而广之。确实，中国模式的成功举世公认，但绝不能因此走向僵化、迷信，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中国模式是永恒的主题。有些国家将中国经验绝对化，盲目照搬照抄，忽视了本国国情的特殊性，结果事与愿违。

绝对主义倾向往往只看到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而忽视其仍然存在广泛的发展完善空间；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成绩，而忽视其存在的问题；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普遍性特征，而忽视其地域性特征；只看到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忽视其“中国个性”和“中国元素”；只看到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模式，而将其放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甚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持这种倾向的人在对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往往盲目乐观，对现实缺乏反思与批判精神，对未来缺乏创造性与前瞻性。

另一方面，要反对夸大“中国模式”的相对性、否认绝对性的相对主义倾向。

对待“中国模式”的相对主义态度往往夸大其不确定性的一面，而忽视其确定性的一面。相对主义倾向大致有以下种种表现。

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就是与西方体制接轨，与国际惯例接轨，就是向西方模式靠拢，除此之外没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创造。美籍华裔学者黄亚生曾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38］（P4）确实，中国模式并没有排斥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形式与方法，但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们纯粹是技术手段。

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只具有地域性的意义和价值，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其实，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需妄自菲薄。正如罗斯福新政挽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一样，中国模式也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所说：“中国就是起牵引作用的国家。不管你喜欢与否，中国的作用都在提升。不论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中国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30］

有人认为，“定型”和“固化”是模式的基本属性，而中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改革”与“变化”是其基本特征，因此中国模式一说实为牵强附会。比如，德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就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39］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发展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需要发展就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有人认为，“模仿”和“复制”是模式的题中之义，而所谓的中国模式既无法模仿，也不能复制，因此不存在“中国模式”。比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指出：“模式”一词，更多指的是可供模仿的方式或范例。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东西。”［40］然而，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无法复制而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有人认为，“理想性”是模式的隐秘内涵，而当代中国问题重重，谈“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比如，德里克指出，中国存在社会和地区不平等、严重的生态问题、腐败以及由这些问题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等等，“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就谈论中国模式似乎有点为时过早，更不用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了”。［41］其实，模式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无关乎褒贬，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不够完美就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相对主义倾向只看到中国模式没有定型的一面，而忽视其基本成熟的一面；只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而忽视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只看到中国模式需要改革的一面，而忽视其应该坚守的一面；只看到中国模式的地域性，而忽视其具有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持这种倾向的人在对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往往消极悲观，对现实丧失信心，对未来迷失方向。

总之，“中国模式”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要在确定性中发现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这就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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