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几年以来，东亚并没有因为区域内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平常民众往来越来越频繁，使得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大幅度减少；恰恰相反，东亚的国际政治紧张气氛，已经到了让很多欧美媒体与东亚政治专家警惕，认为中日兵戎相见已经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一个随时可能触发的危机。紧张的源头，自然是先来自中国的迅速崛起所带来的势力均衡变动，导致以日本为首的一些东亚国家适应不良，深深感到不安。除此之外，日本在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与领土问题采取毫不妥协，再三欲闯红线的态度，使得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跌到谷底。
东亚现在中日、日韩的历史与领土问题，不能仅认为是战后日本政治清算不彻底而已；战后日本对战前政界商界清算不彻底，只是一个"果"，"因"则是战后中韩均无参与重建东亚国际秩序的工程。中国由于国共内战，大陆易手，导致原为美国盟友的国民政府退居到台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有随时失守，朝不保夕的可能；控制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在1949年后20多年间与美国为敌，所以国共均无法介入参与美国重建东亚秩序的计划。
前麻省理工大学的约翰·道尔（John W. Dower）指出，在二战后美国指挥的"旧金山体系"（the San Francisco System）下，日本与各国恢复邦交是一个"个别的和平"（separate peace），而且受苦受难最大的国共南北韩，均未受到邀请出席，这个"个别的和平"，不止没有促成全面和解，而且还留下没有处理战争与帝国主义伤口的隐患，为战前参与军国主义的政治人士重返日本政坛铺路。
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冲突后和解，国家之间的和解最能长久且实在，毋宁是将和解与战后秩序重建结合在一起。以欧洲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与欧洲诸国的和解，不在于一开始德国就道歉不已，事实上道歉次数不多，欧洲国家也非要求德国天天道歉，而是将和解与欧洲新秩序结合为一，以建立欧洲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作为和解的努力方向。当然，这个前提是欧洲诸国如法国与英国，在战后可以将其意志施加在战败的德国上，成为战后德国再出发的基准点。
非常可惜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并没经历这样的过程，一方面当然是前述东亚各国国内状况所致，另一方面东亚各国的领导与精英，对战后秩序与对日本和解问题亦无深究，在无知与懵懂之间处理东亚国际问题。这个问题在蒋介石身上看得最清楚。盟军有数次与蒋介石提起战后越南与琉球接管问题，就算只是讲客套话，如果蒋介石与他的幕僚知道这牵涉到的问题至为重要，国民政府就应顺水推舟，趁势而入，积极在越南与琉球问题上取得发言权，在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取得在中国以外的着力点。
中国再失参与秩序建构的机会
从琉球，中国可以参与重新建立东海秩序，以此作为与日本和解的新基础。从越南，则可以介入南中国海与东南亚脱殖民地的历史进程，恢复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使得越南不成为一个完全的"东南亚"国家，同时为众多的东南亚华人谋取安全保障。当然，不少人会说，国民政府面对共产党的挑战，已经忙不过来，哪有心思力气去管这些域外之事？还有，垂垂欲坠的国民政府，美国根本不会把中国当一回事。
这样的辩护极有道理，但这样的辩护也要同时认识到，现在钓鱼岛的问题悬而未决，除了国共内战以外，更是出于这种对国际事务懵懂糊涂的态度。从道尔的普利兹得奖著作《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中，可以看到一个战败的日本，如何与美国占领者打交道，唬弄也好，谄媚也好，赖皮也行，使尽五花八门的手段，只为了尽量从美国那里取得好处与妥协，为日本争取最大的利益。
一个虽然西山日下，但仍还是战胜国的国民政府，为何不能如法炮制，更别说战后初期的前两年，国民政府并非已经是内战中四面楚歌的蹩脚政府，还是可以大有作为。所以，总的来说，国民政府的历史见识不够，做事因循苟且，严重缺乏大局观。这个遗憾便造成今日东亚危机的深层结构，一个区域和解与战后秩序极端脱节的东亚。
之后，更由于日本战后重建速度超快，等到韩日、中日外交正常化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高于中韩两国，使得中韩在1960与1970年代同日本外交正常化时，对历史认知、东亚和解等问题所采取的都是低姿态；一直到了1980年代，才开始针对历史认知、靖国神社等问题，向日本表达不满，但日本的立场始终并沒有太大变化。
以靖国神社参拜的问题来说，甲级战犯的确是到了1978年9月17日才迁入靖国神社的，但乙丙级战犯却早在1970年全数移至靖国神社与其他阵亡将士合祀。这些乙丙级战犯更多才是亲手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天皇在1975年11月21日还到过靖国神社秋例大祭参拜，但正常化时的中韩都没吭声，当时到底是无知亦或是忍气吞声呢？还是乙丙级战犯不算是一小撮军国主义份子，而是日本人民？
东亚国际政治中，国家民族间的和解与国际秩序脱节的问题，有其历史先例，最早可以上推到16世纪日本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试图进而侵略中国。在初步犹豫后，明神宗决定派兵保护朝鲜。这场战役分为两次，起于1592年，最后在1598年结束，结果是中朝联军成功击退日本，将日本从朝鲜半岛赶走。但明朝或者说科举出身的中国士大夫，对何谓胜利没有深刻的认知，以为把日本打跑，就大功告成，没有迫使日本签下任何和议，更没有促使或强迫日本接受朝鲜战后的国际秩序，应该由中国（明朝）来领导的结论。
换言之，明廷在战后对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建没有介入，缺乏蓝图，只是放任让朝鲜李氏王朝与日本单独谈。这种虎头蛇尾的德性，这种文人政府的颟顸，不久即被日本看破手脚，造成日本后来的再度扩张。1609年，德川幕府准许萨摩藩出兵侵略中国排名第二的朝贡国--琉球王国。琉球跟中国哭喊求救也没用，萨摩藩不到两个月轻松占领整个琉球王国，琉球自此成为中日两属之国，使得日本的势力延伸到东海，为后来在19世纪并吞琉球打下底子，并预告了后来的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
当时中国理解这件事意义的人极少，只有松江人徐光启把问题看得透彻无比。他指出，中国在琉球问题上无作为，将留下一个后患，这个后患最好是由准许日本与中国通商解决；但可能征服日本才是长久之计，因为一个已经得逞的日本，恐怕只有武力征服，才能保证东亚和平的长安久治。他有些对日本与当时东亚国际政治的认识，比较今天有后见之明优势的学界，洞见亦丝毫不让。
21世纪中日、韩日国家民族间的和解，对东亚的和平至为重要，但和解不能建立在一方道歉而已；真正的和解，来自将和解融入国际秩序中，让大家的利害攸关，命运与共。如何不经由战争，以和平的手段，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东亚国际秩序，考验着东亚诸国的领导人。对于矢志和平崛起的中国，这正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历史上的大好机会。
作者蔡孟翰是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地球环境福祉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