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了解当前金融业深化改革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在全国“两会”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在湖北省人大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先后到湖北荆州、宜昌、武汉等地就金融业发展与改革相关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与小微企业主就融资问题进行了座谈，视察了武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听取了省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相关银行等金融市场主体对金融工作的汇报，与金融领域的相关学者进行了研讨。辜胜阻认为，政府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严格控制结构性风险源头，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特别是要加大对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三农”领域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防范金融系统性或区域性风险亟需重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促进金融领域主体多元化，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银行体系、股权投资体系、金融担保体系、财政扶持体系和政策金融体系。
辜胜阻表示，在当前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结构性风险。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有以下五种表现：一是市场利率过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十分严重。下行的经济周期和物价周期在客观上要求实施低利率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我国贷款利率约为成熟国际市场的2-3倍。贷款审核程序的繁琐复杂以及耗时过长导致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绝大部分小微企业只能靠民间融资，而民间融资的利息更是高达银行贷款的3-4倍以上，在高成本的融资之后又会带来巨大的还款压力，这样的融资成本对于小微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是相当不利的。从湖北的调研情况来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较为突出，企业界普遍反映融资困难且成本较高。湖北省约50万户小微企业中，能够获得小微贷款的企业占比不到10%。二是社会负债率居高不下，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据社科院研究报告测算，2012年我国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15%。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负债率已达113%，超过经合组织国家90%的阈值。钢铁行业全行业负债超过3万亿，产能跨越10亿吨，利润却直线缩水，几乎全行业亏损。过高的企业负债既使社会融资中的大量流动性进入到偿债环节而非生产领域，又意味着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流动性风险将冲击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30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不到18万亿元。地方政府举债来源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和过度依赖土地偿债，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交叉感染。三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融资结构失衡。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17.29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加1.53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的四大部分中，表外融资在2013年增速明显加快，合计5.17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29.9%，比上一年高7个百分点。对比之下直接融资规模有所收缩，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1.7%，比上一年低4.2个百分点。融资结构失衡的另一个表现是社会融资相对较多地进入房地产行业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相对较少地进入新兴产业、集约型经济和高新技术行业，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力度不足。四是货币资产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衡，容易引发流动性陷阱。截至2013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而去年GDP增速为7.7%，货币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比例失衡既容易引致通货膨胀，又容易由于较多的货币资产引发流动性陷阱。“金融热、实体冷”所导致的“资金空转”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流动性过剩使得大量货币充斥社会，多余的货币资金需要在市场上寻找出路；银行利率长期倒挂，导致大量低利率资金从体制内流向体制外，从银行流向民间借贷市场，以寻求高额回报，金融“脱媒”现象随之大量发生。五是我国货币政策与全球货币政策的差异，使得境内外利差不断拉大，热钱大量涌入，致使人民币外升内贬。在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环境下，国内利率却出现大幅上升，国内的钱变得更贵了。
辜胜阻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一方面，需要重构多层次金融体系，实现金融领域的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率市场化，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缓解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需要通过金融改革与创新重构我国的金融体系，使大中型金融机构和草根金融机构、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共生互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生态。另一方面，要努力使金融去杠杆化，化解高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他建议从五个方面入手重构竞争高效的多层次金融体系。
第一，构建多层次“正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场外交易，显著提高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构建和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体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随着实体经济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资本市场固有的多层次性表现更为明显，对于金融创新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要求，从既有分层市场中创新出新层次，满足融资者和投资者的需求。这种多层次“正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体系，不仅可以满足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融资需求，还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并大幅增强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促进实体经济较快平稳发展。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则是倒金字塔式，主板多，中小板少，创业板少，场外交易更少，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改变这种形态，让“倒金字塔”变为“正金字塔”。要稳步推进“新三板”市场的扩容，大力发展“四板”市场和“五板”市场，以满足大量无法上市企业的需求，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缓解企业的融资困局。此外，要规范发展债券市场，让大型企业的融资更多转向发行公司债券。现在我国的债市规模只占GDP的一半左右，而美国则是GDP的三倍。辜胜阻对湖北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场外交易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目前武汉市已有36家企业挂牌新三板，重点后备企业209家，186家企业正式与券商签订“新三板”辅导协议，44家企业启动改制。湖北省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发展也比较迅速。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四板市场）是湖北省首批通过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验收的11家要素市场之一，已有160家企业挂牌，不但为小微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的渠道，而且在促进企业股份制改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吸引民间资本投资、丰富资本市场层次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江证券券商柜台交易（五板市场）获准试点资格，其设计的固定收益回购、结构化股权交易互换等6大类交易创新品种已上报证监会。此外，湖北省还发展了其他多种形式的资本要素市场，比如金融资产交易所、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等。武汉市农交所共组织完成农村产权交易1669宗，涉及农村土地面积98.16万亩，惠及了16万农户。
第二，建立多层次的“门当户对”的商业融资体系，形成多元竞争的银行市场主体，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重视从供给端发力。有专家认为我国应构建“十百千万”四个层次的商业融资体系，即国家层面十家大型金融机构，地市级层面数百家中心金融机构，区县层面数千家金融机构，然后在街道、社区、乡镇层面有上万家的微型金融机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关键在于突破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大“短板”，大力发展与小微企业相匹配的民间金融、草根金融和普惠金融。要在明确民间金融市场定位的基础上，逐步放开银行市场准入制度，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发展社区银行。同时，要通过金融创新增强商业银行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目前大银行开始用新的技术开展微型金融服务，利用互联网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对传统金融革命性的创新。近年来，湖北省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从现有金融机构的规模数量来看，湖北现有城市商业银行2家，外资银行8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77家，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41家，小额贷款公司345家。其中，民间资本在全省辖区内城商行、农商行及村镇银行的占比分别达到49%、92%和73%。省内金融机构从自身实际和本地特点出发，在金融服务模式及产品创新等方面也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尝试。据调研，湖北银行在探索银行与社区共建模式、提供属地化服务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并计划在武汉城区开设更多的支行；汉口银行则将科技金融创新和民生金融创新作为差异化、特色的发展路径，针对科技型企业提供专门的科技支行——光谷支行，并成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业支行，紧抓市场细分，以专业化社区服务赢得发展。
第三，完善多层次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股权投资，让更多的“闲钱”和“游资”进入实体经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股权投资具有要素集成功能、筛选发现功能、企业培育功能、风险分散功能、资金放大功能，能够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支持企业的创业和创新，对于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作用显著。湖北最大的优势是科教资源的优势，要使潜在的科教优势转化成现实生产力，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股权投资体系，实现科教优势与金融资源的对接。近年来，武汉市股权投资机构增长迅速，2013年新增66家，总数已达到221家。未来，要通过完善创业投资产业链体系，让更多的“闲钱”和“游资”进入实体经济支持企业创业创新。首先，要完善天使投资信息平台，规范政策法规体系，通过培育区域创新文化、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等方式壮大天使投资家队伍，促进天使投资发展。其次，要通过减免税费、建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跟进投资等方式，培育、优化股权投资参与主体结构，引导风险投资改变重晚轻早、急功近利的行为，更多关注早期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进而改变股权投资的短期逐利性，营造长期投资的氛围。拓宽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让保险资金和各类社会资本都可以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设立，使其拥有一个新的资金汇聚渠道。最后，丰富股权投资的多元化退出方式，通过对接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培育并购市场的发展，构建股权投资的多重退出机制，让早期投资能够有充分的退出渠道。
第四，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担保体系，使担保体系回归公益性，建立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推进政府金融公共服务发展。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和包括政策性信用担保、商业性信用担保和互助型担保“三位一体”的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2012年湖北共有融资性担保公司415家，注册总资金414多亿元，全年担保总额达到1074多亿元，年末在保余额800亿元，大大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要不断完善信用担保行业的法制环境，明确加强行业监管，培育和扶持信用担保公司发展，提高其规范运作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要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中小企业在工商、国土、税务、质检等部门公共数据的整合和共享，完善信用信息征集机制，减少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据不完全统计，湖北已有33万户企业纳入征信数据库，为银行了解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渠道，有效的缓解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放大担保倍率，增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功能，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要建立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的信息沟通机制，积极推进政、银、企之间的合作，定期通报小微企业基本情况、政策支持情况和融资需求情况等，增强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共享性。引入第四方中间机构，比如会计事务所来完成中小企业信用状况的数据库，政、银、企三方为这个数据库系统提供资金支持以及相应的人力支持，在完成之后可以依靠政府和中间机构合作管理。担保体系要回归公益性，通过降低国有及国有控股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担保收费，发挥国有担保机构公益性和引导性作用，让利于企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让公益性担保体系成为政府为当地小微企业征信的平台。
第五，完善多层次的财政扶持体系和政策金融体系，应对市场“无形之手”失灵的问题。面向小微企业群体的金融业务是一种“弱势金融”，这种金融往往具有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效益的“两高一低”的特点，单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难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利用“有形之手”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环境。小企业贷款对银行利润贡献低，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更要通过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对金融企业行为予以激励。应在现有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减免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定向对金融机构服务于小微企业，尤其是创新型和创业型小微企业的相关业务给予税收优惠。探索建立小微企业风险补偿基金，用于弥补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形成的损失。进一步落实“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对向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人民银行要从下调准备金率、增加信贷规模等方面给予支持。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专门面向小微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推动现有三大政策性银行运营机制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增进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贷款银行、加拿大的联邦企业发展银行、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都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同时，要注重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的联动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资产评估、抵押担保等中介收费水平，有效影响企业经营和投资预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