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需要解决“三大矛盾”
从世纪之交开始起，有很多经济学家就警告说，自1978年来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进入了深水区。
进入深入区的含义是，已经没有一个单独的改革措施可以使全社会都从其中受益。改革开放之初一项措施出台就赢得一片叫好之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为之付出代价。国企要改革，就会有员工下岗；股市要整顿，股民就要受损。利益调整带来的发展将代替生产力解放带来的发展而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5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了这个预言。在新世纪的5年中，中国社会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年均GDP增长基本在8%左右，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兴国家。但是高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内部也累积了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而这其中，教育、医疗、住房三个领域，成了社会矛盾聚焦点。
在教育方面，根据上海社科院的一名研究员对本地徐汇区的一个横向调查显示，现阶段城市抚养一个孩子成年的成本已经高达49万元，而其中教育费用高达23万元。在高昂的教育费用压力下，每年都有不少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因为学费太贵而被迫辍学的案例发生；
在医疗方面，医疗费用每年以百分比两位数的速度上升，看个感冒花费几百元的事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卫生部警告说因为医疗费用的上升，已经有46%的民众经常处于有病不去医院的状态；
在住房方面，从2000年来，大部分中国城市的住房价格都有很大幅度的上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表现更是明显。虽然各地区的收入不同，房价差距也很大，但普遍而言，用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3～6倍的指标来衡量，大部分是超出，甚至是远远超出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走上执政位置后，很快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而在一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这个口号之下，新一届政府在国内事务上的指向，就是要调整多年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而调整之矛的锋尖，直指教育、医疗、住房矛盾。
“三大矛盾”的功与过
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的价格高涨确实给社会结构带来冲击，但同时，不可以忘记的是，这种高价也确实给这三个行业本身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教育方面，教师不再是低收入高付出的行业，大量学校重建扩建为未来的教育发展构筑了良好的硬件基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大大上升，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逐步走向平民化；在医疗方面也同样，医生成为高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许多医疗的硬件设施有巨大的进化；而住房的高价格使城市在迅速扩张的同时，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2000年开始的这一轮住房价格高涨，让很多城市都被政府和开发商彻底改造了一遍。如果说5年来中国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确实让老百姓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话，那么这些付出的代价更多地是用来建成了在很多年内都可以使用的公共事业的平台。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在这几年之中付出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住房价格里，包含了大量的基础建设成本。这些成本的支出，构建了满足一个未来数十年需要的平台。
有了这些功劳，并不意味着“三大矛盾”就没有过，也不意味着“三大矛盾”本身问题的严重性。首先是在这三个领域的高价格，已经向社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引导大量的社会资源向这三个领域转化。以房产为例，在房产价格涨幅最大的长三角地区，几乎每个城市的支柱型企业都涉及了房地产开发，因为已经很少有比房地产开发利润更好的行业了。而同时这种高价格必然导致消费人群的相对萎缩，于是房产在大量老百姓住房条件急需改善的同时制造了成批的空置房；医院一方面有看不起病的病人而另一方面却经常出现医生为病人开大方的情况；一方面有学生上不起学，一方面却有学校用空头许诺骗取招生。这些现象的出现，都在证明三个领域的高价格在帮助它们吸取了社会资源，实现了超常发展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其自身发展的障碍——在容纳能力扩大之后，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房产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能力为社会服务，高价格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障碍。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领域的高价格不仅是前述的经济问题，更涉及了社会的公平问题，它们的产品不是彩电和冰箱，富人有钱可以用，穷人没钱也可以不用。教育、医疗和住房，恰恰是宪法保证每个公民的几个重要权利。短期的高价，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但这种价格的长期存在，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和谐社会重塑秩序
正如国内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一样，以教育、医疗和住房为代表的结构不平衡也有其内在原因。如果没有政府这个秩序维持着进行宏观的调整，这些不平衡都将自我扩展，最后成为中国崛起的强大阻力。如果说在区域不平衡上，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政策，那么结构性不平衡，显然现在成为新一代领导核心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相对于区域不平衡中的自然条件差别，造成结构性不平衡的差别主要在于行业的垄断性。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房地产，这些价格畸高的行业背后，都存在着较高的进入门槛和广泛的市场需求，从而造成行业价格的竞争约束较少，因此它们不约而同地把价格定位到“保留价格”上，即不管自身的生产能力有多大，都会把价格保留在高到消费者勉强可以接受的程度上，以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而不会像很多工业产品一样把价格定位在其自身可以接受的最低程度，从而获得最大的竞争力和扩张力。同时也使消费者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获得收益。
如果说2004年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之初，人们大多还看不清楚他们所言的“和谐”之意的话，到2005年初房产新政，中央政府开始全面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的时候，“和谐”的内涵已经是清清楚楚的了。很明显，在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累积的矛盾是“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三农、教育、医疗、住房、环境、金融等等等等。
首先是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列车无法再加速前进。无论是三农问题所引起的农村干群矛盾激化，还是住房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速失控，初期可能都只是局部的和片面的，但随着问题的累积，它们中的很多都可能对发展的全局造成影响。
另外，从可能性来说，经济的发展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准备了充分的国力。拿教育问题来说，虽然前面述及大量的教育基础设施在数年内投入，但实际上，政府对教育的财力投入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低于绝大部分国家。而以现有的中国国力，多投入1个百分点意味着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投入，在教育方面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可以看到的是，“和谐社会”的口号，并不是一个和稀泥式的口号，它的本质意义在于社会秩序的重塑，厘清在高速发展中很多被暂时搁置的矛盾。而同时这个口号的背景是中国社会还在高速发展，就像是在一架急升的飞机上帮助客人调整座位，是一件难度颇大的事情。
房产新政标本
可以看见的是，新一代领导核心在所有列入和谐社会问题清单上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是政策威力最大，引起社会反响最强烈的，还是2005年以来的房产新政。
为什么房产新政会被政府和社会同时高度重视？实际上“和谐社会”口号提出之初，政策的重点在于农村，当时矛盾最激烈的三农问题是政策要点。不过显然三农问题由来已久，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村自身，而是在于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因此在免农业税、初步减轻农民负担之后，“和谐社会”之剑一转身进入了城市，对准了房地产这个矛盾核心。因为房地产不仅涉及社会的和谐，还涉及现时社会的发展。
从短期看，房产的热潮对社会的贡献是迅速地扩大了城市的范围，并完善了配套；但从长期看，房热源首先是制造了一个昂贵的城市，顺便还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在这个过程中，受损害的人群是现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力量——城市的新增人群。昂贵的城市居住成本甚至比户籍制度更有杀伤力，户籍制度制造了一个代价很高的入口门槛，而高昂的城市居住成本甚至还有驱赶的能力。正因为这样，房产热潮——尤其是因此而造成的房价飞涨是不可能持续的，而政府也正是看到了这种不可持续性，所以试图提前用有形之手来熨平这种波动。
对房产和三农问题，在“和谐社会”的政策指向上我们可以隐约看出的是一个问题解决的先后次序，相对农村来说，谁也不会否认，城市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动力，而给城市发展带来最大动力的是它的新增人口，这些人中，有稳定工作，掌握相当知识的人群又是核心力量，而这些人正是高昂的城市房价损害最大的人群，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购房欲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和谐”意味着更多的是要解决矛盾，但发展中的矛盾在时间表上还处于优先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仍然是“和谐”的背景。
对改革的改革
也正是因为这种潜在的次序，我们可以看出“和谐”之剑下一步将指向何方。
教育的高收费几乎是无可置疑的下一个，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昂贵的教育竖起了居住成本之外的第二道门槛。本来，经过教育之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是最好的一条道路，但现在高收费的教育不但不能加速这种进程，反而由于成本的居高不下在农村成为“读书无用论”的根本原因。因此教育的高收费持续就意味着未来还将有大量低素质的劳动人口存在，将会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大障碍。
如果说住房和教育会成为“和谐社会”要解决的优先问题是因为它们涉及发展的话，那么医疗则更多地是因为它的广泛性和严重性。来自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因为医疗费用高涨而使人们有病不去看的情况已经高达46%，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因病致贫的情况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医疗，普遍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除去自身因素之外，住房、医疗和教育合起来构成阻碍中国下一步发展之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它们的费用高涨，在民众心里造成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三大矛盾”的分量近年来几乎是每年都有不菲的增加，而它们又确实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它们几乎个个是中国居民储蓄率连年居高不下的前五位原因之一。众所周知的是，这种高储蓄率，正是中国经济内需不振，必须在外向和投资方面寻找动力的根本原因。
在房产新政这个标本中，中央政府对自上世纪末启动的住房体制改革作过这样的反思：问题在于商品化率太高，没有建立住房保障体制。其实这句话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医疗和教育问题。让普通民众拖着这样沉重的负担，中国的发展无疑是行之而不远的。而同样，对医疗和教育的下一步改革中，这种反思同样可以成为前进的方向，与住房一样，致力于建立满足普通消费者需求的保障体系，进而稳定民众在这些基础需求领域的消费期望。
政策的动态
有房地产商说，2005年的房产新政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当头棒喝，猝不及防。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房产新政之后，各地的房产交易量几乎是一下子被冻住了，整个体系都处于停滞状态。
不过事实上，对于房地产业过热状态，其实两年前就有信号发出。2003年政府高层和中央银行都对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和房价的上涨提出过担心，2004年为房地产业当时的情况，央行和政府还发出过两个意向性不同的文件，在当时的社会上还引起过很大的反响。
是什么使房地产整个行业对如此明显的信号置之不理，进而在政策真正出台以后市场一下子停滞下来？利益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巨大的利益使所有人都蒙上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到房地产业的本质是财富在社会中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创造财富。这就意味着如果房产业得到的社会财富多了，就必然有人要因为它致贫。和股市一样，地产业陷阱的隐蔽性在于它的展开是以时间为坐标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人人赚钱，另一段时间则几乎人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而从根本上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和谐社会”这两句话决定了在目前像房产、医疗和教育这样的行业高价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说的是现在已经少有全社会都受益的办法了；而和谐社会意味着不能以牺牲一个社会群体的代价来获得发展。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有两个人的讲话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一个是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他在2004年的一次研讨会上说：“高校的学费不能再涨了。”除此之外，还对教育体系的现状作了沉痛的反思。另外一个是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他在一次电视谈话节目中对医疗体系的高收费现象进行了批评，并透露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医药分离，并指出医患关系紧张的症结在于医生。
无疑，作为单个的官员，他们首先并不处于决策的核心层，其次也不具备对抗整个教育和医疗体系现有的垄断力量，一次讲话的威力是有限的。但不能小看的是这些讲话，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甚至超过了2003年政府高层对房地产泡沫担心的讲话。如果是作为政策出台的试探气球，这种反响可谓是足够的支持了。从各方面的判断综合，我们有希望看到教育和医疗体系的改革，是“和谐社会”下一步的政策指向。
毕竟从社会公义上说，经济的发展是为了让其公民在社会中更好地生活，获得更大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所有公民都看得起病、上得了学、住得起房。否则经济发展就是空中楼阁，而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