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晚饭时我难过地流下眼泪，我说没有邓我可能没有书读，我还说毛泽东像秦始皇，没有邓亲切。结果父亲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让我跪下，说我诋毁民族救星是忤逆不道，需要深刻地忏悔。从那以后很久我不敢谈毛泽东。
物换星移，到了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主流媒体上关于毛的纪念显得异常冷清，而铺天盖地的都是对刚刚去世的曼德拉的深情悼念。中国人厚此薄彼到了这步田地，是不是因为许多人和我的经历相仿，毛已成为一道情感上的伤疤，或者是一个祸福难料的潘朵拉的盒子，还是不要去揭为妙。
斯人已去，本不在乎世人蜚短流长，但可怕的是对毛的批判，已经越来越偏离理性的轨道，正在妖魔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毛确实是无数中国人最深的一道情感疤痕，内战的创伤，大跃进的惨痛，文革的炼狱，这一切都给无数人带来了难以弥合的阴影和苦痛。事实上建国60年以来，中国有一项社会大工程一直没有完成，那就是民族大和解。
凡多灾多难之民族，不同的阶层之间往往经历过血与火的斗争，斗争的残酷往往在各阶层之间留下难以弥合的裂痕。这种裂痕如不适时适当地加以弥合，整个社会就埋下了再次走向暴力决裂的种子。处在社会重大转型期的中国，必须亡羊补牢的去完成这个民族大和解工程，当局既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去揭毛留下的伤疤，也不能任由对毛的评价被妖魔化的思潮引导，因为毛的问题事实上就是中国民族大和解路上最大的障碍。
自从读过茅于轼为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 》一书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之后，我就意识到妖魔化毛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撕裂。那篇文章的言语之刻毒，竟出自于一个大学者之口，竟然受到公知群体如此热烈的反响和拥护，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离民族和解之路已经渐行渐远。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妖魔化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妖魔化中国的执政党。逝者已逝，投向毛的言论匕首并不足惜，但妖魔化毛背后所播撒的社会大撕裂的种子，却无法不让人警醒。
毛的问题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水岭，把中国分裂成泛蓝与泛绿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尖锐对立。泛蓝的这边是渴求从个人和国家的层面，实现中国梦的理性爱国者；泛绿的这边，也就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共”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人无法通过爱国主义的旗帜来团结，在他们的眼中，美式“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压倒一切，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在这样的结构中，一切的价值观与势力都是非黑即白，中间地带则被口水淹没。这种分裂反映在毛的问题上，就是你必须加入到妖魔化毛的洪流中来，否则你就自绝于公知群体，任何对毛有功有过的公正评价，都有可能被贴上五毛党或红教徒的标签。一个成熟的社会，哪怕是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也应该是兼容并蓄的包容各种观点，可怕的是当下关于毛的社会思辨，正在被“非正即邪”的绝对二元法主宰，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法西斯化的危险征兆。
对于文革和三年自然灾害，毛确实有过，但因此就妖魔化毛也有失偏颇。笔者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深知要求证事实的真相，绝不能仅凭情感的爱憎，更要凭借宏观的数据和事实，对毛的问题更应如此。在1949年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有几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军阀割据、民族独立的丧失、土地被地主阶级垄断。
军阀割据无限切割了一个本可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窒碍了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域间的自由流动；民族独立的缺失，使中国丧失了贸易主权、金融主权和关税主权；土地被地主阶层的垄断，使农业的生产效率长期滞后，从而无法解放出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来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源动力。更可怕的是农业效率的低下，使广大农村人口无法在教育和医疗上进行充分的投入，使劳动力素质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腐朽的国民政府在大陆主政的近40年间，对这几座大山都无所作为且助纣为虐。毛在1949年之后只用了区区几年，就把它们一扫而空。在毛主政的初期，偌大中国的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都小，可到了1979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对GDP的占比增加了30%。这个工业化的速度，比产业革命时的英国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都快。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寿命也从东亚病夫时代的35岁增加到了68岁。没有毛打下的基础，可以说邓的改革便无从改起。是的，毛的大跃进和文革很骇人，但革命除了回报之外，代价也往往不菲。印度没有革命的短期痛苦，却依然在土地的地主垄断，和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的桎梏中挣扎。细读大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著作，你就会明白，1949年和印度处在同一起跑线的中国，正是因为在毛的领导下挣脱了那些桎梏，才有机会把印度远远地甩在后面。
毛把一个腐烂透顶的中国通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一扫而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然他的大跃进和文革也给无数中国人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公正诠释毛的功过是中国民族大和解的起点，这便是中国无可回避的毛泽东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