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家历史观念可以追溯到儿时。父亲虽然是一个从山里跑到畈上的孤儿，但在乡村生活竟也知道了不少知识。70年代的农村没有什么娱乐，偶尔有哪个公社或部队放露天电影，村里的男人多半要摸黑去看。父亲让母亲、姐姐们呆在家里，带着我去看。来回的路上，怕我跌倒，会把我背起来，或骑坐在他的肩上。他边走边跟我说话。
许多历史知识就是父亲这样讲的。今天想来有几件事很有意思，那就是，我们生活在“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世道里，世道沧桑，变迁多了。以前有一个明朝，后来是清朝，后来是中华民国，后来是共产党。他多次跟我讲了朝代的更替之后，我问他，现在的共产党是什么朝。父亲好像被问住了，但他很快地说，是民朝，人民的民。
上小学发蒙。我们一大群六七岁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老师用了半天时间教我们背诵两个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种天书难倒了我们这些野孩子，那时开学没几天，大家对学校没感觉，总想回家回到村里，老师说谁会背了谁就可以放学回家，他也变通，把伟光正等词汇删了，说只要会背共产党万岁就可以回家。我不算第一，但也很快放学回家，至今记得回家路上遇到割猪草的三哥，我虚荣地说，三哥，我会说毛主席万岁了。那一年，是1975年。
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这些童年的故事含有深刻的道理。比如，我们后来几乎都踏上了书面语的不归路，但要理解话语与书面语、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恐怕要回到这个原点上来。几年前我回到乡下生活，跟村民打交道，经常看到那些乡野生活极有经验极有才华的人，刚才还在大家面前谈得头头是道，但一要他在纸上写自己的名字，他就立马羞怯起来。所有书面的东西，包括国家之类，是多么令人不自在的东西啊。我想，这也是今天的人类在技术的支撑下，义无反顾地要抛弃占据千年霸权之久的纸书、要淡化国家霸权、政党霸权、学术霸权的原因。
当然，这一童年的经验里还有一层意思，教育把某种国家和人的神圣性种到孩子心中了。我后来直到大学，仍对小时候喊过的万岁怀抱感情。我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感也是通过对国家政治的敬畏感来体会的。直到后来才明白，天地自然远远大于重要于国家。今天很多人仍躲在国家或城邦、都市的卵翼下，不敢走到郊野、荒远地带去生活。我们也不得不在都市生活。但只有淡化这种非此不可的观念，个人的生命才会获得某种圆满。80年代到北京上大学，大家议论白桦的《苦恋》，其中质疑国家的话，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细想又畅快，是人就应该这样。不过，仅仅叛逆是不够的，还要从内心深处去平视它，去如实地看待家国天下。如老子所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但最早袪除我心中神圣观念的其是我的父亲。记得中学时知道了孙中山，有一次回家跟父亲谈起孙中山。我说，听人说孙中山比毛主席还要伟大。父亲把眼一瞪，孙中山当然比毛主席伟大，他是国父。当时的我，现在的我，仍觉得父亲不可思议。他虽然也承认毛主席伟大，但他能够小看毛主席。用现在的句式，那时的我多少明白，没有最伟大，只有更伟大。因此，直到现在，看到有人把耶稣、孔子看作高不可攀，我就觉得很傻很幼稚。我后来明白，那些把自己眼前的一点人物历史看作有至上意义的人，多半是作圣心理，是未脱儿戏的孩子。
自然，中学里有关国家的知识更多了。那么多的国家，全世界近两百个国家，我们最多也就记得二三十个而已。那么多的朝代，从唐宋元明清到孔雀王朝、罗曼诺夫王朝、波旁王朝……我们也顶多记得一二十个而已。好在我们人类天然具有各自的民族情感，具有本国中心主义。当我们在地理课上闲着无事要做找地名的游戏时，像不丹、尼泊尔一类的“撮尔小国”、像肯尼亚、马耳他一类遥远的“爪哇小国”是怎样让我们不屑啊。也许无意但本能的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感明认，我们过得比他们幸福，他们是无意义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直到最近几年，尼泊尔等国家的幸福指数让人感叹：他们丝毫不缺少人生和国家形态的意义的，他们比其他国家更幸福。
在《战略与管理》工作时，我和同事们一度为国家的转型而念兹在兹，我们盼望国家发展快一些，“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邓小平语）。我们跟人座谈，说起国家发展，“未尝不叹息痛恨也”（诸葛亮语）。但有一次，一个美国女孩儿来跟我们聊天，她听了我们一群人的痛心疾首，忽然开口，她觉得中国发展是快的啊。我们都愣住了，大家听她说：不仅她觉得，就是她叔叔也这么觉得，她叔叔经常去肯尼亚、来中国，每次从肯尼亚来中国，都感慨，肯尼亚十年如一日，中国一日如十年……但当时的我们，听到她把中国跟肯尼亚比，或“晕倒”，或“愤愤然”。
但后来我在编写《非常道》时把这种国家民族的中心主义观念写进去了，我用的是这么一则故事：尼克松在1974年访问开罗时，跟萨达特说，他认为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感到他们比俄国人更文明。萨达特笑着回答说：“您知道，我们的感觉恰恰也是这样。我们埃及人比俄国人更文明。”我没有写另一个故事：一个中国诗人在国际场合遇到了俄国诗人布罗茨基，他去套近乎，布罗茨基同志，您看，我们中俄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这样的套近乎在中国人看来已经自降身份了。结果出人意料，布罗茨基的回答是，俄国是，中国不是。……据说今天仍有不少中国诗人对布罗茨基的“傲慢”很是“愤愤然”。
讲这些故事是想说明，我心中的国家观念曾经虚幻地建立过，后来又在现代文明的参照里崩解。因为一如文化，说到底，国家是为人服务的，而非人为国家服务的。在古代中国，有过“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的话，这样的话翻译成白桦的语言就是：“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而在古希腊时代，哲人则明确，国家乃是政治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在这个共同体中实现价值的，否则人只是经济动物，而不是真正的人。这样的话说得多好啊。只是我父亲、三哥、少年的我，以及大多数人活得“无识无知，顺帝之则”。
在这个微博微信时代，国家的神圣信念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我们已经回到了先秦，回到了孔子和孔子以前的时代。即在我们面前，有多个国家供我们选择，供我们投奔。这是当代人的幸运。国家的权威、神圣是像一个梦一样过去了，我们将迎来似新非新的政治共同体，天下。就像孔子从来不是一个爱国者一样，他周游列国，哪国君主能让他实现自身的价值，他就停留下来。今天的人类也是如此，用脚投票，哪里的土地养人就迁居到哪里。
梁惠王对孟子感叹：“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翻译成现代国家首脑的话是：“我这个总统对于国事，也算是尽心了啊。东边地震，就多难兴邦；西边天灾，就八方支援；我自己还要时刻准备着经常冲到第一线去。我曾经考察外国的政事，没有谁像我这样尽心的。可是，外国人不说他们当头儿的坏话，我们国家的人也不说我的好话，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当时尚未说出“望之不似人君”的话，他说的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故事有一个道理在，即先秦的国君都知道以邻为参照，不像后来的国君多以为自己独一无二。我们曾经处在封闭的国家里，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但今天我们都懂得如何进行参照。有人以现代医理的“专家会诊”来说明神圣性的消解，跟只能找一个医生治病的时代不同了，我们普通人都知道治病要多问几个人，专家、医生不再有权威、神圣。国家也如是。只要比较存在，国家就是我们随时可以教训教化的。我们用天下观念、用地球村意识校正国家，使之回到我们人类演进的目的上来，使之能够实现我们个人的价值。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创刊百期纪念专辑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