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31日，叶辛由繁华的上海抵达贵州修文县砂锅寨，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插队生涯。叶辛并不是下乡插队的积极分子，但在全国知识青年都必须下乡的大背景下，叶辛显然不例外。这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由领导人发起，牵连数千万人，从根本上剥夺了大多数中国知识青年的选择权，将他们变成了“螺丝钉”。
回乡务农：农村知识青年唯一的出路
建国以后，初级教育逐渐普及，小学生、初中生数量大幅增长，不过城市工作机会有限，就业成为难题。1955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加强对初中、高小毕业生升学、就业的指导》，强调国家没有能力解决全部中小学毕业生的工作，社论明确提出：家在农村的毕业生应全部回到农村去，家在城市但有条件去农村的，也应该适当地组织和具体帮助他们到农村去。
同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重申：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完全可以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十分巨大，因此大批来自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去是不应当有问题的。
在这样的舆论基调下，1957年春，刘少奇在河南等省视察时明确告诉应届毕业生：由于上年工厂招工过多，工厂需要不了那么多人，就业就工业的机会很少。总的情况是，企业事业单位都在精简压缩，毕业生一不能升学，二不能进工厂，三不能当干部，四不能当教员，安排到手工业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安排农业。
由此，中国数千万农村学生的命运被决定了，除了极少数通过正规大专院校、少数应征入伍战士提拔干部、少数农村干部转为脱产国家干部外，多数农村知识青年原则上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也没有权利进城定居，这意味着，所有在校念书的农民子弟，无论是在本地农村学校就读，还是在附近市镇就读，除少数幸运者外，命里注定都要回乡务农。
到1965年，回乡农村知识青年已接近4000万人。回乡知青被迫回到农村后，除了不能适应农业生活外，还面临着沉重的生活和政治压力，如果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可能一切权利都要被剥夺。
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钱宗仁，勤奋好学，但因为出身富农家庭，前后三次丧失升大学机会，被迫前往新疆谋生，“文革”中遭批斗遣返原籍，1985年，钱宗仁因癌症去世，时年41岁。
下乡插队：政治高压下城市知青的无奈选择
早期城市知识青年支边插队还有理想主义的情怀，多数知识青年也怀抱理想下乡插队，但1960年代以后，下乡插队逐渐由自主选择变为国家性的强迫运动。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决定，将上山下乡明确定立为城市知识青年就业的长远方针。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要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安置城市青年。
1965年后，越来越强调上山下乡的意识形态色彩，上山下乡成为知青和父母的沉重压力：拒绝下乡，就是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在这一阶段，家庭出身成为城市知识青年不得不下乡的理由。上海一位知青在1965年就面临这样的困境：政府只准许他们兄弟中的一人留在上海工作，另一人必须去新疆。如果不去，谁都不会得到工作，家里的粮食供应也会停止。为此，他弟弟选择前往新疆。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1968年之后，红卫兵逐渐成为城市闲散人员，加之各级“革委会”重新确立，毛泽东已经实现了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因此需要降伏红卫兵。
1968年，毛泽东下达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下乡成为大势所趋，知识青年被大规模下放农村。
下乡知青的现实生活：压抑自杀强奸母牛
知青下乡被宣传得很美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文革之前，下乡知青就遭遇了各种悲惨境遇。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决定，将上山下乡明确定立为城市知识青年就业的长远方针。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要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安置城市青年。
1963年10月，300多名成都知青前往叙永县后山茶场落户，一年后的“四清”运动中，这批最大只有十七八岁的孩子被毫无理由的当做“阶级敌人”，一位王姓局长训话说：“不怕你们这些成都娃娃，你们休想变天！我们有监狱、警察、军队，还有飞机、坦克、大炮。”这些孩子随后遭到检举、批判。
女知青的命运更为悲惨，逼婚是常见状况，有的干部竟然认为女知青下乡是中央给他们“送媳妇儿”。女知青王丽珠，年方16，在某农场七分场二队队长丁树春的包揽下，和班长崔凤友结了婚。婚后两人不和，男方对王丽珠说，“女人就是男人的玩意儿，就得听男人的摆布。”并把她捆起来，锁在屋里。
1968年城市知青大规模下乡插队后，情况更加糟糕。1971年，成都37名知青前往云南德宏盈江国营农场插队，他们17日到达盈江。23日遭遇大火，10名女知青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2名女知青受重伤。最小的宴启芬还不满17岁，着火时因为没穿内衣，担心被人笑话不敢跑出去，被活活烧死。
惨案之外，知青生活毫不浪漫，女知青更面临着生命危险。湖南长州零陵县国营前进人民公社的知青谢汉丽，相貌出众能歌善舞，年方17。1965年春耕时，她被指派看守地里的春耕种子和农具，知青们吃完饭返回地里时并未见到她，最后在树丛中找到她。谢汉丽赤身裸体躺在地上，头被打烂，脑浆迸裂，下身鲜血淋淋，后经调查，这是一起恶性强奸案。
上述案件并非个例，1973年7月，中共中央就下发了惩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据统计，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挑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摘引的一份云南知青工作简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讲话：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洁新试图揭发，被扣上“反军乱军”帽子，疯狂报复。……四师十八团。141个连以上单位，捆绑吊打知青的单位达120个，占85%，受摧残迫害知青达24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达100多人。
女知青面临被强奸的危险，男知青同样生活在压抑之中，没有出路，对前途的焦虑使知青生活极度苦闷。《中国知青事典》一书记载，内蒙古兵团从1970年元月到1973年元月部分知识青年的死亡情况，21人中，除1人是因为步枪走火死亡之外，其余的全是自杀。有和班长吵架后自杀的，有因对领导处理打架事宜不服自杀的，有被诬偷了5块钱自杀的，有悲观失望自杀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精神上苦闷，性的压抑更是知青岁月的主题词。《知青变形记》作者、知青韩东曾回忆，在村子流传着一件事——隔壁村的一个光棍，居然忍不住去搞了生产队里的母牛。“奸牛犯”被铐走了，罪名是“破坏生产坏分子”，罪大恶极。韩东在写《知青变形记》前，读了很多知青口述史，发现“奸牛”的事件远非孤立。肇事者有村民，有流浪汉，还有知青。于是他将这类情节写进书中。
用肉体换回城：知青回家的血泪代价
生活压抑，没有前途，下乡知青拼命想返回城市。早期知青返城靠伪造疾病，与城市职工缔结姻缘等方式，辅以“走后门”的途径回城。为了使身体看起来有病，不少知青采取自戕手段，如：服用麻黄素、升压灵制造“高血压”，喝1%高效麻醉剂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有的知青为了早日挤入病退的行列，不惜滥服灰黄霉素，打肾上腺素、冬眠灵等药物，毫不记后果。
后来，伪造病历的方式已经难以成功，即便真犯有疾病，也未必能回城。上海知青胡志虎在医院检查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和癫痫。但农场却以超假为由拒绝发放工资和粮票，他七次写请假信均未获批准，领导坚持认为这是弄虚作假，胡志虎绝望之下，在沪杭线许村车站卧轨自杀。
相比男知青，女知青回城的方式更加屈辱——用肉体换回城。知青报告文学集《拥抱战神的孩子们》（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有一篇署名“丁雨雨”的《被亵渎的青春》的文章，文章写道：“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关于此说法的考证详见：http：//view.news.qq.com/zt2012/nzq/index.htm）
实际上，到“文革”末期的1975年，知青返城风愈演愈烈，奸污女知青的事件继续发生，走后门的现象更趋严重，这一过程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干部贿赂成风。
知识青年从下乡到回城，其实都没有选择的可能。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方针，依照此方针，全国城乡人民的生计是一个需要通盘考虑，全面筹划的整体。包括城镇知识青年在内的所有劳动力人口都被置于中央统一规划和严格管理之下，乃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