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党中央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召唤，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发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号召，实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追求的改革新政，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为取向的发展新政。新政的指向是推动发展转型。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体由小到大，关键靠速度；经济体由大变强，关键靠转型。中国发展已经从快速发展阶段进入转型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要经历和实现“五个转型”：一是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型；二是从红线约束型发展向红利支撑型发展转型；三是从经济发展传统版向经济发展升级版转型；四是从重点发展向全面协同发展转型；五是从大国向强国转型。

一、转型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是现代化规律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紧迫要求。

首先，转型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大都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快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规模的速度型、数量型增长；二是转型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的效益型、质量型、结构性发展；三是现代化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英国在18世纪开始兴起工业革命，在全世界占有大量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快速增长。1788年，开始出现生产过剩、劳资纠纷、工人罢工、社会冲突等矛盾，爆发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为解决经济危机，英国积极推进转型发展。在经济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和国内需求，以军事手段拓展外部市场。在社会方面，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缺乏、劳动条件恶劣、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积极建立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险、食品安全、儿童补助等方面的福利制度，解决工人阶级工资过低、社会保障缺乏问题。到1948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福利国家。美国在18－19世纪通过边疆开拓，发展工业化，扩张产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把北美这样一个不毛之地开垦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到1880年，开始出现工人劳动条件恶劣、社会矛盾激化、政治腐败加剧、假冒伪劣盛行、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此时，美国开启转型发展，即“进步运动”，经过40年的转型发展，到1920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相反，一些国家在经历快速增长阶段后，没有及时推进转型发展，贻误了现代化进程。16世纪，西班牙通过海外掠夺积累了大量金银财富和贸易红利，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西班牙没有像后来的英国那样推进国家转型和经济转型。由于王室垄断、权贵特权盛行，将掠夺的财富几乎都用来支撑特权消费、宗教活动、殖民扩张，而没有用来发展支撑国家富强的工商业。西班牙经过短暂繁荣后，逐渐脱离于世界强国之列。菲律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东南亚地区最富裕的国家。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254美元，同年韩国只有156美元、泰国只有97美元。但菲律宾没有进行及时的转型发展，导致进口替代发展阶段过长、产业发展不协调，再加上政府对国内产业过度保护、陷入政治腐败泥潭，逐渐陷入经济萧条，甚至在1984－1986年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就业不足，人口红利也难以转化为劳动力红利。菲律宾常年输出劳工1000万左右，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2012年汇回资金21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曾经如此先进的国家靠输出劳工维持国内经济运行。20世纪70年代开始，菲律宾逐渐落后于周边国家。196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254美元，中国只有92美元；2001年，中国人均GDP为1041美元，菲律宾为965美元；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44美元，菲律宾只有2369美元。

其次，当代中国面临推动转型发展的紧迫性。一方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决定转型发展的迫切性。从英国、美国和菲律宾的例子我们得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转型陷阱”，在高速增长之后只有及时转型，才能继续保持先进，否则就会落后，会被后来者超越。中国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到了迫切需要转型发展的时期。要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快转型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跨越“陷阱”，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否则，就有可能掉进陷阱而难以自拔。另一方面，破解发展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决定转型的紧迫性。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规模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较低，排在全球100名左右。此外，发展要素难以为继，各类风险层出不穷，生产安全、消费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风险不断加大。这种现实状况迫切需要中国推动转型发展。

二、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

转型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速。2012年，“稳中求进”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8年来首次把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从8％左右下调至7.5％，这标志着中速增长已经成为宏观政策取向。从转型发展视角看，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具有深刻内涵和意义。

首先，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度已经难以持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高速增长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速度高。1978－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高于同期世界增长速度4.5个百分点。这32年中，增长速度有12年超过10％，堪称“中国奇迹”。二是进位快。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全球排名居第12位，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2位，32年持续进10位，占全球经济比重由2.41％增长为9.5％，这种进位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三是持续久。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持续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绝无仅有的例子。日本在1952年－1973年的21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到90年代，日本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房地产、股市等泡沫破裂，经济增长乏力。印度经济虽然也出现过高速增长阶段，但增长速度低于中国，持续时间短于中国。当前，中国的这种高速度已经难以持续。一是高速增长带来的需要解决的后续问题多。高速增长伴随大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耗竭风险加大等问题。有研究报告称，中国有30－40％的GDP是污染了的GDP。二是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没有必要。即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年均7％左右，保持10年，也可以保证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继续保持，可以保证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三是重回高速增长阶段困难重重。当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红利”已经基本消失，“红线”约束日趋紧张，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已经不具备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呈现中速增长趋势。一方面，中速发展成为政策基调。另一方面，现实经济运行呈现中速发展态势。从GDP增速来看，2011年是9.2％，2012年降至7.8％。2013年预期目标是7.5％，近三年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回落。今年前四个月经济增长呈现“小幅温和回暖”态势。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3％，比3月份回升0.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60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8％。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9131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6％，增速比1－3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增速明显放缓。1－3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32034亿元，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的增速低于同期7.7％的GDP增速，也低于全年8％的预算收入增幅，这与前些年动辄20％以上的快速增长形成强烈对比。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在减速，因此，经济减速不是周期性、政策性、短期性的，而是结构性、体制性、趋势性减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性、常态化的中速增长阶段。

第三，中速增长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机遇期。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阶段，迎来了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一方面，中速增长符合客观规律，是科学的、可持续的。摩根士丹利研究表明，40个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7000美元的国家中，有31个在高速增长后的十年内出现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下降2.8个百分点。2012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为6100美元，人均收入是7000美元，达到摩根士丹利研究发现的时间节点。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及我国台湾等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经过20－30年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时，增速无一例外均出现自然回落，回落幅度一般在30－40％之间。各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时间不同，德国是在60年代中期，日本是在70年代初期，韩国是在90年代中后期，这些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一国经济增长速度决定于潜在增长速度，潜在增长速度即各种资源配置最优和充分配置所能达到的最高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由资源格局与要素格局决定。当前，中国基本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资源与要素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潜在增长率下降，必然开始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中速增长阶段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利用得好，可以有效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在中速发展阶段，通过改革、推动创新驱动、优化经济结构，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977年，韩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20％；1991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为美国的40％。韩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等收入只用了14年，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利用中速增长机遇，加快转型发展。具体来说，韩国利用中速增长机遇，推进了十二个逐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环节，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提升劳动者工资；二是提升并逐步稳定制造业比重；三是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四是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资本密集型产品成为主要出口产品；六是生产效率提升成为主要动力；七是以民营为主的研发投入快速上升；八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九是人民消费需求高涨；十是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十一是教育普及大学扩招；十二是建成社会福利体系。可见，当代中国，不能沉湎于对高速的怀念，对降速的失落，而是要抢抓中速发展的机遇，加快推进转型发展，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从红线约束型发展转向红利支撑型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会下降，除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外，还由于宏观环境及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了改变，主要是红利支撑衰退，红线约束增加。

第一，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得益于多种红利支撑，是红利支撑型发展。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市场、制度、文化、生态等，当这些要素供给充分且价格低廉时，就构成发展红利。支撑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产生“中国奇迹”的因素，主要有“八大红利”。一是制度红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形成巨大的稳定红利；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升社会动员参与能力，形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提供了巨大的基础设施红利。二是改革红利。中国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坚持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相结合，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帕累托改进，避免了体制剧变和社会经济动荡，充分释放出改革红利。根据《经济学人》2009年的报道，1990年到200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同期印度为2.6％，巴西为0.3％，俄罗斯为0.2％，美国、日本、德国仅为1％。根据量化分析，30多年来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大约为30％。三是人口红利。过去30多年，中国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2010年达到74.5％，大大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1.5％的水平。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逐步下降，由1978年的72.44％下降至2000年的42.6％以下，2010年则进一步降至34.2％。这种人口结构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储蓄率，提升了人力资本，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四是外资红利。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吸引外资数量居全球第一，世界500强投资中国已超过490家。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促进了外贸进出口的发展，拉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基地。五是外贸红利。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29740亿美元，是1978年的144倍，货物出口总额居世界首位。201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1811.4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保证。六是土地红利。一方面，土地变为要素资源支撑了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土地从生存和生产的载体发展成资本、要素和资源。土地不仅自身价值增值，而且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2001年－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只增长了30％，土地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化快速扩张。另一方面，土地红利的释放增加了大量的土地财政。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9万亿元，同比增长70％，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土地收益变成财政收入后，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七是大国红利。中国是人口和市场大国，拥有一般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消费品市场，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国优势，形成巨大的需求红利。同时，形成产业分工的巨大空间，形成区域间产业分工体系，释放巨大的分工红利，进而促进地域间、区域间的交流合作，激活了优势互补、产业互动、要素互换的协作红利。八是生态红利。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成为生产要素，并且以极低的价格来支撑产业发展。1997年－2008年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30％之间，矿产资源贡献率高达37％，环境资源贡献率达18％，能源贡献率达16％。

第二，当代中国发展面临多项红线、红灯约束。当代中国，发展类型发生深刻变化，“红利”支撑开始转变为“红线”约束。八大红利中，有的消失，有的转变为红线，有的亟待于拓展。一是土地红利、生态红利消失，变为红线约束。地红线方面，2008年，国家确立1.8亿亩耕地“红线”；水红线方面，2011年，中央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气红线方面，近几年，多个城市陆续出现严重雾霾现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并逼近“红线”。生态红利消失，演变为红线。除了水地气红线外，还出现了资源风险、生态损失和生态灾难。资源风险方面，2020年，国内石油、铀、铁、锰、铝土矿、锡、铅、镍、锑、金等10种矿产品的可供给能力将下降40％－70％。2009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70％。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57％。生态损失方面，2000年以来，资源性缺水日趋严重，截止到2012年，全国年平均缺水500多亿立方米，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2000亿元。此外，水资源严重过度开发，黄河流域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达到76％，淮河流域达到53％，海河流域则达到100％。生态灾难方面，由于对化肥、农药、杀虫剂等过度使用，目前已造成75％以上土地被污染，甚至出现癌症村和一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由于土地污染、化工化学等污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生态难民”。二是传统外资红利、外贸红利、人口红利衰减。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环境承载力的持续下降、要素资源日益趋紧等原因，国际资本流向也发生了变化，外资的选择倾向也日趋明显，高端产业进入选择性越来越强，低端产业转移到了要素资源成本更低的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传统外资红利不断衰减。同时，传统外贸红利不断衰减。近几年，中国外贸市场形势紧张，国际市场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中国连续14年成为被反倾销案件最多国家，国际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商品的“围堵”和“反倾销”大合唱，传统外贸红利逐步衰减。传统人口红利开始进入衰减轨道。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下降。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减少345万人，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首次出现下降，造成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压力。人口结构出现“未富先老”现象，提前进入老龄化阶段。目前，中国老龄人口超过12％，接近15％，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将超过25％。老龄化需要加快养老产业、养老体系建设，需要更大的财力和更多的公共支出，这将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压力。

第三，从红线约束型发展转向红利支撑型发展。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不断寻找支撑发展的红利，并破解制约发展的红线。一是守住红线。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来守住土地、水资源和空气等资源红线。二是规范红利。规范土地红利。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集并、宅基地集并等集约节约的办法科学利用农村土地；通过中心村建设、国土整理、耕地改造等方式有效拓展土地利用空间。规范生态红利。通过推动生态产品市场化、资源价格市场化、生态转移补偿化，不断规范生态红利的开发、利用和储备。三是培育红利。例如，外资领域依然还有巨大的红利潜力可以培养，要通过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向中高端转移，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和集聚效应，不断吸引中高端外资进入。外贸出口方面，通过从初级产品向制造业产品的转变，释放更大的外贸红利。人口素质方面，通过提升每个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让劳动力红利变为人力资源红利。四是挖掘拓展红利。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加其制度容量，挖掘和拓展制度红利。提升公平正义，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通过深化和拓展改革，培育和释放改革红利。在扩大内需方面，大力提升“衣食住行”消费层次，拓展“用教乐健”消费空间。五是开辟新红利。开辟城镇化红利。城镇化既是最大的内需，也是大国红利最重要的表现。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融资和管理机制，让农民变市民，充分释放大国城镇化的红利。开辟外汇红利。加快外汇储备转换成资产的步伐，把外汇变成资产，一方面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红利来源。

四、从经济发展传统版转向经济发展升级版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从传统版转向升级版，是中国转型发展的方向。

打造经济升级版，是指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格局、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指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包括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和经济结构在内的传统版而言的。

中国经济传统版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首先，经济发展的基点是依赖外需为主，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仍高达50％左右，大大高于世界贸易大国17％左右的水平。其次，经济发展区域重点主要是沿海经济带，沿海地区11省市GDP占全国的比重，1992年为56.55％，1999年达到58.72％，目前已经接近60％，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第三，经济增长极主要布局在沿海地区，现有三大增长极——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的38％。第四，对外开放的重点在沿海地区，1999年，按照境内目的地、货源地划分，沿海地区的对外出口占全国对外出口份额的90.99％，外商合同投资额占全国的84.92％。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86.93％，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97.37％，旅游创汇收入也占全国的84.07％。第五，经济发展的抓手主要是工业化，特别是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拉动。第六，经济发展方式呈现典型的粗放发展特征，具体表现为高投资、低消费，高制造、低服务，高增长、低就业，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低涵养，高外需依赖、低内需拉动，高经济增长、低社会发展，高福利流失、低居民实惠等“八高八低”特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阶段，具有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顺应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的要求。依据党的十八大以及全国“两会”的部署，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框架已经初现端倪，撮其要者，大体有八个方面：一是新的发展理念。理念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升级版的前提，理念的升级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确立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两型发展的理念。二是新的发展基点。即将经济发展基点从外需依赖转向主要依靠内需和国内市场基点上。三是新增长带。即从主要依靠沿海纵向经济带转向沿江和欧亚大陆桥横向布局与沿海纵向主轴并重上来。四是新增长极。即在继续发挥沿海三大增长极带动作用的基础上，大力培育“中三角”这一位于中部地区的新的增长极。五是新抓手，由过去的工业化为主转变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为抓手。六是新红利。不断培育和释放改革红利、大国红利和制度红利。七是新格局，扩大内陆开放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将对外开放和开发重点推向内陆地区。八是新经济发展方式，即改变原有“八高八低”发展方式，构建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力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的智慧和追求。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经济建设十条方针，要求走经济发展新路子；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任务；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经济升级版涵盖面更大、内容更加丰富，具有深刻的内涵。打造升级版，将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格局的基础。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对传统经济发展版的革命。一方面，它针对的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版，也是针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发展版。因此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革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传统发展方式具有深刻的体制基础，根底深厚。发展方式的问题在于体制机制，而不在于发展方式本身。影响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有巨大的权力，特别是在配置土地资源、确定重要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还有直接干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资源配置。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决定政府财力与GDP增长直接挂钩，强化了GDP增长的导向机制。同时，现有以GDP为主要标准的考核体系也严重干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五、从重点发展转向全面协调发展

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经济建设是过去30多年的主题。发展转型要求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全面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发展到“五位一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构更加完善，布局更加全面。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明确提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党的十八大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是面向全面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完善，布局更加全面，经济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文化昌明、生态美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蓝图更加清晰。

从改革层面看，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号角，改革将从重点改革转向全面改革。十八大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由过去经济领域的重点改革转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全面改革。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工作。要求协同推进各项改革，有效整合各种改革的力量，尤其是要重点改革政府行政体制。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全面改革阶段。

从发展层面看，中国将从经济为重点的发展阶段转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根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必须以经济发展为重点。伴随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必须提到现代化的议事日程。在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两型发展、绿色发展、全面协调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政治发展方面，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体制，构建民主法治、清正清明的政治环境。在社会发展方面，需要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抓住社会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这个关键环节，遏制特权，加大信任社会、上行社会建设力度。在文化发展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大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夯实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在生态发展方面，需要围绕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品，拓展生态空间，改善生态环境，让青山常在、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努力建成美丽中国。

六、从大国转向强国

经过30多年的大国进程，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从2009年起，中国外贸进出口、外汇储备均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2010年开始，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位居世界第一，被誉为“世界工厂”。但是，当代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表现在中国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来讲，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人均生产总值排名在世界100位左右；按照2012年确定的1196元贫困标准，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还没有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品牌，世界500强中民营企业依然过少，排位也靠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强，还不能在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起主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梦”。中国梦，就是民族复兴之梦，中国强国之梦，中国现代化之梦。近期，国务院正式批准《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区域规划。根据规划，苏南宁镇扬大都市区和苏锡常都市圈的建设，将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积累经验、提供示范。这一规划的实施，吹响了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进军、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

当前，全面启动强国进程具备现实基础。一是现代化正在向纵深推进。第一次现代化，即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正在深度推进。一些地区已经接近完成。第二次现代化，即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已经全面启动。第一次现代化为第二次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国整体还处于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阶段，但北京、上海等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进程，平均预期寿命、大学普及率等指标已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两次现代化的并进，为大国迈向强国提供了后发优势。二是新的科技革命为强国进程提供机遇。当前，中国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世界产业发展版图正在重组，产业分工正在加快调整。在3D打印等高新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处于同台竞技层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技变革、生态技术等不断涌现机遇，只要抓住并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就能在某些领域抢占先进、迎头赶上。三是第三次版图划分为强国进程提供契机。迄今为止，人类对地球的版图划分共经历了三次，第一次划分的是自然版图，采用的办法是暴力战争，经过几千年划分，已经基本形成定居。第二次划分的是政治版图，北约和华约，分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治阵营的组建和解体，标志两种制度的竞争，划分了六七十年，形成目前格局。第三次划分的是经济版图，起步于20世纪的80年代末，这次划分将超越政治版图，采用和平方式，划分的是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全球人才和全球资本。伴随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出现，市场、资源、资本、人才等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只要中国采取更合理的体制、更有效的政策、更强大的竞争措施，就可以在这次版图划分中占据有利地位。

强国的目标，如果要选择一个历史参照，可选康乾盛世。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按国际美元标准的计算和预测，1820年，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比重为37％，GDP占比为33％，人均GD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90％；1949年，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比重为22％，GDP占比为5％，人均GD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1％；2001年，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比重为21％，GDP占此为3.8％，人均GD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0％；预计2015年，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比重为19％，GDP占比为20％，人均GD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6％。强国的目标，如果要选择一个现实目标，就是美、日等发达国家。根据汇丰银行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和美国将主导全球繁荣。届时，全球经济产出将增加两倍。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24.6万亿美元，美国为22.3万亿美元，形成双极共治格局。尽管如此，由于人口基数原因，美国人均富裕程度仍将是中国的3倍。

按照强国标准，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在提升自身经济实力与综合实力的基础上，提升四个方面的国际影响。一是提升贡献率。从2001年开始，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贡献率最大的国家。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指出，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7％，今后贡献率还要进一步提升，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牵引者和领头羊。二是提升影响力。中国继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之后，2010年10月开始，中国在IMF的投票权(股权)从4％上升到6.19％，超过德国、英国和法国，上升为第三大会员。最近，又率先发起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组织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全球事务，特别是战略利益关联区域的影响力。三是提升竞争力。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年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到第27位，2009年是第29位。要实现现代化进程，必须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位次。四是提升话语权。作为强国，要积极寻求外交突破，主导话题选择权，确立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外交上更加积极主动，推进战略外交，主动参与和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治理机制的变革，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中国的强国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实现强国的初步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后，中国还需要新的百年奋斗，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根据德国科学家对不同国家包容性指数计算，综合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目前美国为118万亿美元，日本为43.5万亿美元，中国为20万亿美元。追赶强国的过程，既是经济总量规模扩大的过程，更是加快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积累的过程，后者可能更艰难、耗时更长。因此，中国的强国进程注定漫长。

强国的战略机遇已经出现，强国的目标已经确立，当代中国需要抢抓机遇，全面推进转型发展，沿着强国路线图不断前行，朝着强国的方向不断迈进。一是抓好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特别是抢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升级，将经济社会发展转向创新驱动轨道。二是推动全面转型发展。只有实现全面的转型发展，全面推进强党、强国、强军，中国才能赢得未来。要着眼长远，在精神上，进一步唤醒民族意识，激发全民族的追梦精神；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建立民主强国、法治强国；在社会上，追求公平正义，建设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在外交上，实施全面战略外交，建设负责任的大国；在党的建设上，努力提升长期执政能力和水平。三是积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发展战略外交的作用，努力担负大国责任；团结发展中的力量，扩大发展空间，把潜在危机变成积极的力量；以大智慧与大国建立新型战略合作关系，全力营造稳定的外界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为奋斗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经历三个重要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是建国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是立国阶段，逐步探索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从1979年到现在，这30多年是大国阶段，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未来30－40年，中国将进入强国阶段，由大国变成强国，并将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的强国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空间历史规律决定的。世界经济史研究表明，过去3000年，人类发展重心在北回归线以北与北纬60度之间的狭长地带完成一个由东向西的完整循环。3000年以前，发展重心在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相继产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公元前500年，发展重心向西迁移，到达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古罗马；13世纪，重心西移到意大利；17世纪，西移到荷兰；18世纪，西移到英国；20世纪，向西越过大西洋，移到美国；二战以后，出现向西越过太平洋到达东亚的态势，先是日本崛起，接着是“四小龙”崛起；目前将迎来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发展重心迁移的循环初步形成。经过3000年的轮回，人类社会发展已进入太平洋世纪，发展机遇再次回到了中国，抢抓机遇、转型跨越、由大变强、振兴崛起，是历史规律，是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