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6日，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在人大湖北团参加讨论时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使农民的负税降下来。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秦晖先生在他的《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中提出的概念。清初学者黄宗羲发现，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到晚清时，税上加税成为各地常规。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颁布的《垦荒劝惩条例》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时“湖广填四川”初起，所以一直到乾隆后期，四川才实行“永不加赋”政策。“永不加赋”的实行，一定意义上是清廷以“轻赋薄徭”的民生政策，换取汉族民众的支持。但这种“内敛式”财政不能承受大规模社会动荡。太平天国一起，财政立刻吃紧。
清廷先是采用“借征”之法缓解财政困难。1853年（咸丰三年），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第三年，军费已经消耗4000万两，国库见底，遂决定“山西、陕西、四川三省咸丰四年（1854年）钱粮，即行借征一年，于今冬开征，明年春季全数征完；其咸丰五年（1855年）钱粮，即于明年秋季接征，按年递催”。
怎样才能“还”上这笔“借”款呢？清廷的承诺是“一俟军务告竣，国帑渐裕，即将该三省应征额赋停征一年，以输民力而复旧制”。
但战事结束遥遥无期，军需开支势如洪流，借征之法显然不能支撑。咸丰帝于1854年又发布“上谕”，称“川省连年办理防堵，一切度支多系借资津贴”，要求四川总督“仍请循案办理”，在粮额1两之上加“津贴”1两，除开33个边远贫瘠的厅州县，以及兵田、公田和零星小户免征，这项收入大概每年在50万两左右。
这种名为“借”，实为硬性摊派的办法，大大有违“永不加赋”祖制。大概清廷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本着互利原则“扩招”——按照额外收取的“津贴”多少，向各地额外增加科举考试和学校名额。
太平天国前后，举人人数因此增加2500名，学校员额增加了近20%，有学者估算，全国正途绅士从74万增加到91万。到1874年，大概预见到“扩招”之弊，清廷废止了这项政策，改为有需要才一次性增加员额。从全国来看，增加举人和学校员额最多的是江西，其次是四川，再次是两湖地区。这样导致的直接政治后果是，需要安置的候补官员越来越多，到后来在京城等待应缺的人把房租都抬上去了，很多人等了十多年补不上缺。科举制已很难带来实际好处，其吸引力大大下降，朝廷的向心力亦大为降低。
1862年（同治元年）石达开带着太平军向四川边境进发，四川一时紧张起来，军需扩张，需要钱财，四川总督骆秉章实施“捐输”办法，解决军费开支。其办法是：按照各地粮额进行摊派，这也与学校员额与举人名额挂钩；为了不增加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负担，又规定23个边远贫瘠厅州县，以及粮额在8分（约5亩田地）以下的穷家小户免“捐”，遇有水旱灾害亦有减免，而是将额度加到其他丰收州县。这项收入大概每年在180万两左右。
有意思的是这个“捐”字，看似出于民众自愿，且坚持了“永不加赋”，不过但凡识些时务，谁敢与朝廷抠字眼。这种摊派式“捐款”后来反复出现，到21世纪仍有迹可循。
清廷被八国联军打败后，4.5亿两的本息巨额赔款由各省分摊。1901年，户部分发的各省赔款额度中，江苏最多，达到250万两；四川第二，达到220万两；广东第三，200万两；浙江、江西140万两；最少的贵州也有20万两，不过由四川代缴。为了缴出这笔巨款，只好按年加派100万两，名为“新加捐输”。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廷发行昭信股票，四川认购最多，达137万两，原本是朝廷向民间“劝借”，事实上还是仿照历年捐输办法，按粮摊派。
四川地丁正税79万两，经过多次加派，到宣统年间已达430万两，增长5倍有余。
以上是中央政府增加的财政收入。在地方上，各种杂派也呈恶性膨胀之势。
首先是“夫马摊派”。夫马局设立于1862年（同治元年），本来是为了应付紧急军情，临时设立的类似于“兵站”性质的军事后勤保障系统。后来战事结束，兵勇遣散，但各厅州县的夫马局仍然存在，不过专供因公往来过境人员的开支。后来一些省级办事人员总是借着各种出差机会，到各地厅州县走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所到之处，夫马局不仅供给夫马费，还需送上几十上百两馈赠，甚至仆从也有犒赏。这些费用都是夫马局取之于当地的按粮摊派。管局之绅，借着公款向上级献媚。全省每年的夫马开支，达到100多万两。
1877年（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上奏朝廷称，两个月来收到民间对夫马局的控告信不下数百封，大多是“浮收滥用”。后经丁宝桢查明核实，取缔了夫马局。
此外一项开支是“刑狱三费”。以前地方上如果发生命盗之类恶性案件，捕快书吏们破案时，勘验、追捕和押解三个环节的费用，都是民间承担。如果苦主无法承担，就向地邻索取，地邻还不够，甚至会波及数十里，以致良懦小民只好卖房卖田，死在监狱中的也有。地方士绅因此掏钱设立“三费局”专管此事，而后来维持三费局的开支最终也是民众掏钱。
另一项开支是城防团练费。1859年，云南李永和、蓝大顺起义攻入四川，各州县开始组建民兵性质的城防团练组织，其费用有的来自肉厘，有的随粮征收，各州县数额在三五千两不等。全省每年额度应在40万到80万两之间。
又有一项开支是征收地丁银、津贴和捐输所耗费的人力、笔墨纸张等财务成本，随粮征收，称为“粮票捐”。这项开支始于咸同年间，以富顺县一年820两估计，全省的该项支出约在20万两左右。
光绪后期和宣统年间，开始筹办新政如警察、新式教育、实业等等，开支巨大。政府没钱，也是向民间筹款，很多地方也是随粮征收。
不定期的杂费越来越多：修碉堡、赔偿教会、借上贡机会苛索，还有神会之费、演戏之费、修庙之费、斋醮之费等，无法统计。
从清廷的中央到地方，很多合理的、不合理的新式开支层出不穷，使维持农业社会收支格局的财政账单无从应付，糜烂崩溃。黄宗羲定律已经升级为2.0版。
清廷不是没有看到危机。1907年御史赵炳麟上书奏请制定预算决算，以整理财政。1908年财政方面的统计调查与财政清理整顿同步进行，1909年度支部向各省派定财政正监理官，招致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大为不满，1910年秋季，各省的财政说明书基本编竣，这一年还着手进行了试办宣统三年财政预算案工作，预算赤字高达4000万两。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全国性财政预算。1911年编订191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减少到140万两。
然而革命已经跑在改革前头。保路运动一起，这份财政预算成为一张废纸，灰飞烟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