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时杰:乡村贿选背后的现代版农村黄宗羲定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3 次 更新时间:2008-10-20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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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时杰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中国的农村在整个中国社会力量对比体系当中,越来越呈现出微妙的地位,这个地位在微妙中黯然失色,不断降低乃是被忽视。虽然现在不管任何场合,官方也好,民间也罢,大声疾呼三农、四农问题者,一抓一大把,不过这种高姿态丝毫不能掩饰农民、农村的颓势,大厦将倾的现状不可扭转。回光返照般的最后的歇斯底里的呐喊,不是农村的强音,而是最后无助、无奈和无辜的序曲的奏响。打一个比方,我们用最为简单和常见的乡村贿选来做一个比喻。

在有了现在的外科手术之后,通过手术刀锋利的刀锋,锋镝所向,腠理的那些器官和内脏一览无遗的呈现在眼前,各自的位置、形状、病灶、大体运行和表现形式不用在搁空猜物了。非如此,则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否则中国古人不会说人心隔肚皮,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贿选能够剖开胸膛,让人看到政治内里到底是什么。因为原来所有的不见天日的原则和规则,都被金钱无情的打破,替代物就是现在运行的通行规则,就是一个天下大道——钱。暗箱操作和政治潜规则完全被赤裸裸、直白的金钱作为了一般等价物,在基本没有任何弹性系数的前提下,用来和选票进行交易。因此,正是贿选这把手术刀,把所有原来的那些政治体系摔在了后面,将其黑色、灰色的那套政治运行规则碾碎,把不为人知、鲜为人知的政治逻辑摒弃,让所有政治游戏的规则颠倒过来,由不透明变为透明,而且就是以最为直接的金钱来衡量。

很明显,由于贿选存在,原来的乡镇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左右政治操作,现在处在了一个尴尬而无奈的境地。所有的暗箱操作和政治运作,都没有了基础和前提,什么都要选票说了算,而且村民已经把选票和自己当了一回事,因为这个东西值钱,可以在选举这个政治市场上进行流通。政治体系的规则,在阳光下的市场逻辑下,有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政治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句口号已经让所有人都熟知且不能公开反对,而民主形式的政治运作也已经在法律规范内得到了明确的规定。这个时候,相对清晰的选票变为了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物品,根据个人的理想选择,最后决定了选票的流向。而这个是现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所不愿意看到,也不能够接受的。毕竟,只有在管理权限没有完全清晰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才能将自己的触角伸到乡村去,为其在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方面,提供了方便之门。现在他们的意志和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逐步的清除,选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会按照基层政权的旨意来进行分配选票。这种底层的金钱政治把权力结构的运行规则和运行体系彻底的来了一个冲击,在没有任何危机应对和解决方案的时候,为乡村民主提供了一个罕有的通道。

民主政治的前提就是有一个较为独立的公民个体,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与基础之上,个人主义方法论必然要求公民自主行使政治权利。实施了十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如果在没有贿选、黑选产生,一切都是在政治权力的安排之下的一场政治游戏。民政局、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主导和意志,成为整个村民自治的基调,动员式运动民主的模式还是没有在乡间摆脱。政府指导部门一副主导的样子,以先知觉后知的姿态毅然清晰的展现出来。村民没有能力和知识进行自我管理、监督、决策等等,都是他们编制的一套说辞。那些时候,选票也没有真正自我独立价值和意义,其身上附注的各种价值都是外在强加和附会的,都是政治宣传和政治象征的符号。也正是如此,村民也不把选票背后的民主权利当一回事,你们把我当猴耍,我还老实巴交被你们玩,我才没有这么笨。这个逻辑下,政府没有尊重村民的意愿,将自己的政治意愿通过民主选举这个形式进行一种确认和合法化,村民也就必然在敷衍和逃避,这个过程中,民主权利、选票都是空的,假的,没有价值的。贿选出来了,首先释放了一个信号,村民的选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如果没有村民的支持,那是不能够当选的。在现阶段迎合基层政府已经没有必要,政府已经不能决定或左右乡村政治的走向,我们需要讨好的仅仅是选民而已。民主政治前提也就产生了,尊重选民、尊重选票,是一种权利取向,进而摆脱了权力取向。

一般情况下,要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产生贿选等低级的民主形式,都是在突发事件的推动下产生的。一个亟待乡村公共权力进行分配和配置的公共资源摆在眼前,才是贿选产生的依据,四两拨千斤的道理,在这里体现的也更为明确。和村民相关的共同利益的配置,在有共同相关性的社会关联作用下,村民也会更加关注和重视,这个都是民主的初步形式能够产生的一些原因。

为什么会这么耸人听闻的下一个判断呢,其实也很简单,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和资源就是在不断的配置、流动和整合、利用这样一个动态平衡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有一个的规则和法则在支配这整个运行体系。最为重要的四个元素:权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在供求关系的主导下,会形成市场逻辑的价格曲线,那个时候就要看这四个元素各自的弹性系数的强弱大小了。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现在的权力垄断在部分人手中,而且这个垄断是一种专制和独享,这个元素通过强力在不断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并主动的攫取和分享更多的资源和财富。这个要素因为独占,好像和农民和农村八杆子打不着,不过却在日常生活中突破了以前政权不下乡的底线,通过党支部和行政村村委会,把政治权力触角伸到了农村,如同八脚章鱼一样随时可以敲取骨髓以飨口福。资本,那个少数经济精英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具体在那个时间段突然之间积累起来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第一桶金永远是他们内心当中的一个死结,伴随着怎么也不能漂白的一种原罪,是普通老百姓害红眼病的感染源所在。资本的使命在增值,他的天定命运就是通过不择手段是资本不断的繁殖。他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中或垄断在少数人手中,毕竟资本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如果大家每个人都拥有了充裕的资本,资本也就不具备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也就不再是资本,这个社会也就到了物质极大充足的共产主义,我的这个话题也就不会存在,那个时候无阶级、无国家和民族了,也就没有什么农民、农村和政治一说了。现在看来,资本的命中注定开始在不断的纵横捭阖当中。原始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力,是自己的第一桶金纯量和重量不断的上升,抬高自己谈判和话语的砝码,登高疾呼的效果就开始初步显现。有了这个基础,他就可以和权力联姻,还可以收买技术,这样铁三角权力、资本和技术就这么通过金钱、腐败、软骨病就勾结在一起了,产生了一个资金链流向的温床。在这个利益分配的小圈子内,把剩余价值不断的转移到自我的保险柜中,同时不断的鲸吞弱小劳动力的一点点微薄的积蓄。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不断的对劳动力的肆意攫取和剥夺之上的。技术,承载在知识分子和小技术员性格之上,主体没有独立的人格,依靠、依赖外在的强力是其历史的性格,那么他怎么会今天就突然医治好软骨病来唤醒自己的特质呢。技术身上的媚骨,注定他时时刻刻如同苍蝇一下准备盯资本和权力这两个臭鸡蛋。他的软弱性和依附性,助纣为虐的行径中,助长了资本和权力嚣张的气焰,社会当中在也没有或失去了一个中立、中和的力量在左右平衡了。稍微有点反叛苗头的技术,在资本与权力的又打又拉的战术中,完全成了他们乖乖的俘虏。在奇迹淫巧上,为资本和权力提供了更多的压榨劳动力的新式武器,这样就在主动和被动当中,钻入了铁三角的圈内,分得了一小杯羹,即使这样,技术都感觉到那杯肉羹是如此之鲜美,让人回味无穷,不自觉的就陷入了水仙般的自我陶醉当中。

可怜的劳动力,只好在无奈和被迫当中,离开了与资本、技术和权力的游戏圈内,成为游荡在体系和体制外的孤魂野鬼,这么一个人数众多而又散落、散漫和散松的幽灵就在不停的游荡。不过三缺一的麻将打法,肯定成不了规范和通畅的游戏,这种现状就预示着我们的畸形的政治,很明显一直悬在头上的德谟克里斯之剑,很快的要落到人世间了,黄炎培不断告诫的黄宗羲定理在新时期有了一个农村的翻版,这个翻版背后的畸形政治也对称了一个政治霸权。

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村的劳动力,在政治权力的限制下,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或产权,凭借户籍制度的框定,打下一个下里巴人的烙印,这样农民就失去了享受体制内所有利益分配的一种清晰的资格。作为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政治把农村劳动力的政治资格剔除之后,劳动力的利益就在权力配置的过程中,成为砧板上的肥肉,任人宰割。卖了农民的地,农民分不上几个钱,拆了农民的屋,抵不上几个子,所有的利益分享都成为权力、资本和技术的一场盛宴;资本通过权力的保护和技术的支撑,在游戏规则制定、法律体系建立和科技结构升级上,不断矮化、堕化和奴化劳动力,把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玩弄与股掌之间,使其伸冤无门、投诉无路。只要能够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其他的代价是绝对不会付出一分一厘,农村劳动力失去了价值创造的边际效用,也就被资本无情的抛弃,扫地出门。更有甚者在权力的支持下,把劳动力赶回农村,依赖屈指可数的几分薄田维持生计,进行养老的大有人在;技术则在这个时候左右逢缘的利益均沾,在没有立场和人格的利益分配中,努力的像狗一样,使劲的为了几个骨头而卑躬屈膝,这正好也正中权力、资本的下怀。

上帝总是比较有意思,也可能确实比较闲吧,忙了第一个星期之后,整天无所事事,必然多少会有点游手好闲的苗头,因此,从创世纪开始,就开始玩过家家的游戏,有空没空的和人类立约,即使这样,也还是太过于空闲而多次捉弄人类算是惩罚,否则哪会有什么诺亚方舟,更不会说七天过后放出鸽子去叼回橄榄枝,就不会有几天这么多广场养和平鸽,人类有这么偏爱和平的绿枝了。上帝一个个的忽悠和偶然,让人类生活在了一种完全不确定当中,不知道明天的那段经历是什么,翻天覆地的沧海桑田都可能,海枯石烂就更是一个眼睛一眨的过程,老母鸡都变鸭了。或许这种人类在上帝一手安排下的命运和宿命,将必然和偶然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世间不改的颜色,更是一种人类自私的必然,如此之多的偶然性,倒也是为了人类唯利的生活添加了些许味道。黄宗羲定理既然是定理,我们必须要尊重和遵循,否则,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既然这些偶然都是上帝刻意安排,所以,不管接不接受这些安排,我们好像只能顺着这个路子走。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这就是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不走,上帝还踹你走,肯定是一个都不能少。充其量,现在上帝要惩罚一个民族,再也不用发一次滔天洪水了,只要派一个专制者下去就绰绰有余了,而且是一个暴君。也正是这些偶尔,让各民族国家有了巨大的上帝的恩赐,让一次次上帝之手成为经典。这就是当今中国不可不面对的现实,也是贿选这把钢刀想要刮骨的地方。

一个官司,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也如此,却成为一个国家进程的基石。英国的科克大法官,虽然下场不是那么光鲜,可是让国王永远在法律之下了,继承《大宪章》那张羊皮草纸上的精神而没有让他成为仅仅是纸上的几个黑字而已,终成英宪一个地道的制度设计箍住了统治者的牢笼,真正让人领略到了摆脱自然状态的人生活的是如此的高贵;德国将红磨坊变成了法律史上的不朽的丰碑,威廉二世的王权在法院的神圣宣判当中低下了高贵的头,司法拥有了一种独特的资格让权力屈服,即使是国王在法律的尊严面前也不过尔尔,一个公民依赖法律可以对抗一切权力,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法治国的道理;美国虽有宪法的初步规范和设计,但国家权力在马歇尔大法官的聪明诱导下,奠定了美国宪政的均衡和完美的精神实质,让三权分立和制约平衡成为了宪政体制中的精髓。卢梭却在森林中徘徊沉思,忽如狼嚎般狂吼:“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可惜,尼采说上帝死了,不愿意走的,上帝将不会在推着走。不过,我们大家可以来做上帝,不仅把他们推着走,还拖着走,踹着走,看你走不走。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他当然要在傍晚起飞,傍晚起飞,总比不飞好。

三缺一的麻将是病态的,畸形的,也是破坏常理,不符合规则的。在没有民主和法治的宪政空间内,这个现状是不会发生改变的,黄宗羲定理必定要在中国农民身上再一次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相对比与西方的正态,其实就是一种宪政体制下的个人权利的保证,就能完全打破铁三角的变态运行。而在中国以政治霸权为起点的政治,资本的自觉的掠夺性和权力的自在的膨胀性,在技术的妥协性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农村的黄昏的到来,也就不可避免了。只不过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些无病呻吟的人,偏偏说要欣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要让这漫天的红弥漫到整个天空。其实他不知道,要是不打破三缺一的游戏,不医治变态的畸形,这种红色不仅会弥漫整个天空,而且还会弥漫到整个空气当中,只不过那个时候,在黄宗羲定理的作祟之下,政治霸权背后的资本、技术和权力的火红,红的带有的强烈的腥味,血腥味。杰弗逊说,自由之花要靠鲜血来浇灌,那么谭嗣同所说的为中国革命之流血,自嗣同始的那句谶语,可能真要在某个时候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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