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19日，中央党校科研部和中央党校报刊社联合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讲话座谈会。7位在反腐败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在座谈会上交流了学习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绩突出，学者们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高度肯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十八大以来一年多的形势，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可谓掀起了反腐的风暴。中央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去年的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观点，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第一，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推动反腐，加快建设反腐败国家立法，这是规范引导反腐败工作走向法治化的重要起点。第二，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在学术界讲得比较多，但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这样讲很少。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老虎”“苍蝇”一起打，只要有腐败，绝不手软，一定打到底。第四，反特权，也是一个亮点。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教授杨小军认为，2013年无论是在反腐败还是在作风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成效，多年来我们没看到的局面开始出现，让人为之一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认为，2013年的反腐败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许多成效从上到下，令人瞩目。十八大以来很多制度开始发挥出它的威力，比如巡视制度，很多案件是通过巡视发现出来的，比如网络举报制度，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谢鹏程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反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和“零容忍”的政策和策略，不仅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由“重点打击”策略向“全面打击”策略的转变，由“重点进攻”的战略阶段进入“全面反攻”的战略决战阶段，而且是对选择性执法等人治反腐败方式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它为破解反腐败领域选择性执法这一难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讲话立意高远、影响深广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立意高远，将对反腐败工作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成言认为，讲话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明确了惩防体系五年规划这一战略和顶层设计的重要，这是把反腐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的要求。反腐败不是零敲碎打，反腐败更不是人治的行为、运动的行为，而是有战略的规划，还有严格的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执行，全面贯彻。第二，讲话鲜明地提出反腐败要坚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在告诫全党，反腐败绝不会放松，也是对整个社会舆论的回应。这样一种态度和决心，一定会取信于民。而只有取信于民，才能获得民众的力量支持，才有合法性的保障。第三，讲话深刻地、进一步地解读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操作和要求，这就是要建立纪检监察系统的双重领导体制，这是对党委权力的一个重大制约。包括人事上的改革，纪委书记由上级提名，协同组织部门来考察认定，不是由同级党委直接任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第四，总书记在讲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强调了责任。这一次明确党委的主体责任，其中之一就是监督的责任、反腐败的责任，如果反腐败搞得不好，党委书记和党委都要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改革的推进和落实，而不是一些空话。第五，明确提出要坚持组织纪律，强调政治纪律，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讲话对我们当前的反腐败形势，是适时发出的声音，会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廉政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认为，讲话印象最深是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地体现了预防的思想，二是提出党的带头作用。关于预防的思想，总书记在讲话里有一个重要的表述，他说“各项改革举措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传统的反腐败，是改革措施在出现腐败问题之后，我们再去纠正它，而现在的思路是在每项改革出台之前，就要预见和评估潜在的腐败风险，提前堵塞漏洞，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做到源头治理。每一个时代，成为腐败重灾区的领域都有四大特点，即资源丰富、权力集中、运行封闭、监督乏力，具备这四个特点，相应领域就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按照防患于未然的思想，今后我们再出台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尤其一些新的大工程之前，就应该提前预见腐败风险点，这样我们就能够提前植入一些预防措施。我们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让权力产生于笼子中。实际上高水平的管理和预防，是从权力产生之前先把笼子构架好，让权力产生的第一天，就在公开、民主和监督的制度笼子之内运行。总书记还明确提出抓早抓小，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我认为这也体现了预防思想，怎么早发现早查处，从选人用上讲，就是提拔领导干部前，一定要充分考虑民意。

治理腐败从何入手学者们还对下一步的反腐败工作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谢鹏程认为，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法治的实质恰恰也是防止权力的滥用，所以反腐败要与实现法治的力量配合起来，形成法治反腐败的潮流。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人治反腐败是一个死胡同，最终的结果往往腐败者与反腐败者不自觉合力把政权葬送。法治反腐有三个特点：一是规则的法律化。惩治腐败行为的实际规则和程序规则都是公开的、明确的、统一的法律，党纪、政纪和道德都只是这些法律的支撑和基础，而不是可以代替或者优先于这个法律的依据和规则。二是机构的专门化。虽然群众运动可以取得反腐败的一时成效，但是极容易被滥用，因而难以持久。长效的反腐败机制，必须依靠队伍素质、技术手段和操作规程都高度专业化的专门机构。三是监督的社会化。立法活动和专门机构都不是天然的反腐败力量，他们需要民主的推动和监督，只有人民群众是天然的廉洁派，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因而也是反腐败最可靠最坚定的力量。让人民群众有机会、有渠道、有权利监督立法活动和专门机构，这是极为重要、最为重要的监督。在当代中国从人治反腐过渡到法治反腐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选择性执法问题，克服选择性执法，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推动大案要案党内请示制度的改革，二是推动办案机构的线索管理和办案责任制的改革，三是定期报道查办案件线索和进展情况，接受人大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

杨小军认为，下一步的反腐败应做到三点：一是执纪要前移。二要及时进行纠偏，抓早抓小首先要对行为纠偏，对作风进行规范。三要阳光透明，必须深入和全面地推行政务公开，没有公开就谈不上监督，必须通过公开来规范行为，规范运作，规范运行，规范纪律，把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每一个案件的发展过程，一开始都是从小吃小喝、小恩小惠开始，都是借公务接待开始。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反腐败源头治理的基础，分析十八大以来处理的31位中管干部，他们之所以出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插手微观经济领域；二是买官卖官；三是生活作风问题。并且他们犯错误期间一般都是区域主要领导，少数是部门领导。这和这些领域权力运作高度集中有关。在这个背景之下，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反腐败具有决定意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基本要素和反腐败的基本价值和要素高度重合。比如，法治、公开透明、民主参与，这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象征，对反腐败也不可或缺。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土壤。对我们来说反腐败搞好了，就意味着国家治理水平提高了，而国家治理水平有多高，反腐败的水平就有多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常纪文认为，反腐败应该注意实现九个转变：一是在法治思维上，由治民向治官的法治思维转变；二是反腐战略方面，从行为管制到文化自觉转变；三是监督主体的转变，我们目前比较侧重于体制内监督，社会监督政党监督还不足；四是监督方式的转变，由被动发现到主动发现；五是案件的启动方式的转变；六是用人方面的转变，一些领导岗位增加公开选拔，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七是在权力滥用的预防方面，从无形的权力到有形的权力转变，限权的重点应该是一把手；八是在制度作用方面，从制度墙上挂到制度运作转变，很多制度我们都有，但是制度在睡觉，制度在沉睡，应该要唤醒制度；九是在查处重点方面，应该由查处明显的腐败到查处隐蔽的腐败转变。

程文浩认为，反腐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要对公共权力和资源进行普查。我们现在大量的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处在监督的暗区甚至盲区，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因此首先要上下普查。另外就是权力公开，包括权力清单制度，还有对权力的清理和压缩，防止与民争利。要有决心来逐步压缩自己的权力，这样才能实现对腐败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