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于当今世界，已成为几乎所有国家人民的美好愿望与共同追求，成为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几乎所有国家都公开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然而，“民主”一词，却是内涵歧义丛生、外延莫衷一是的概念。不同的国家、民族及政党、团体，不同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乃至百姓，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囿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自身利益等因素，对民主持有不同的理解认识和立场态度。
民主于当代中国，已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热议的焦点和认识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对民主的实质、内涵和现状以及现状评价及今后路径等众说纷纭，争辩热烈。对其谈虎色变者有之，叶公好龙者有之，杯弓蛇影者有之，盲目推崇西方国家模式邯郸学步者有之，片面强调国情特殊拒之门外者有之，大声疾呼者有之，沉稳推进者有之。
党内和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于当今中国，是拂之不去、无法回避，跳不过、绕不开也拖延不起的问题，必须积极面对、科学认识，自觉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和方向，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审慎构思，主动操持，稳妥推进。而能否澄清化解当前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存在的种种思想困惑和疑虑，如何思考探究当前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路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至关重要。笔者以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民主理论的指引下，可以下述“四个统一”作为观察思考民主政治的思想方法。
一、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思考把握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离不开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评判。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政界和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存在三个思想误区。
一是简单、片面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视为虚伪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只承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物质文明的进步性，看不到或表面上抽象肯定、实际上具体否定西方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和其中蕴含的人类共同思想智慧和文明进步成果。把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以及普选制、权力制衡和监督制等，一概斥之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视为洪水猛兽。
二是将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割裂开来，认为两者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某些方面的相同或相通之处，看不到前者只有在继承、借鉴后者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超越和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
三是看不到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区别与差异，看不到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要受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且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顾我国现实国情，主张模仿照搬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
如何廓清匡正这些思想困惑和认识偏误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民主理论告诉我们，应以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思想方法，来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辩证关系，努力实现中国民主政治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大道的统一。
毋庸讳言，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民主，尽管人们对它的具体涵义认识理解不同，但其基本的思想原则和价值具有普遍意义，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要是人类，就总会有一些思想价值和文化元素是共同承认和向往追求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予以充分肯定。马克思指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①，“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②。如果说，马克思这段话是他青年时代为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而言，那么，恩格斯在中年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在揭露批判杜林关于平等问题的浅陋之见时，仍然肯定“平等要求”是人的“共同特性”，明确指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③。这就揭示了人类确实有某些共同的类的意识，共同向往追求的思想价值。社会主义民主既然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继承和超越，当然也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内涵，否则就不能说是继承，超越也就没有了参照物。
然而，民主的实现形式则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其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及具体制度等都不可能千篇一律。因为，任何国家制度都是一定的政治价值理念与国情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世界各国、各民族所处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及发展需求、经济社会状况、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民情具有差异性，由此决定了民主实现形式的不同和差异，决定了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样性的，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和具体的制度模式。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
进而言之，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及具体运作方式也从来没有完全相同和固定不变的模式，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均如此。
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模式来看，美国、法国等实行总统制，而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同样是实行总统制，美国与法国也不尽相同。美国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拥有很大的权力；法国总统则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权力受到议会较大的制约，可说是半总统半议会制。同样是议会制下的内阁首相(总理)负责制，英国与法国也有差别。英国的内阁首相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首相可控制内阁，拥有广泛的权力；而法国的内阁总理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控制不了内阁成员。其他西方国家的政体也不尽相同、各有特点。
从社会主义民主模式来看，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誉的巴黎公社实行“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直接民主形式。而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所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以及后来东欧和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其具体实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那么，民主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在具体的政治体制机制上有没有某些同一性的因素呢？回答是肯定的。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在阶级社会还存在阶级性，但这些都没有否定民主还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的一面。没有普遍性就没有特殊性，反之亦然。不体现民主的本质特点和一般内涵的所谓“民主”，就不能称之为人类共识的民主。无论是在观念形态层面，还是在国家具体制度层面，只要是民主政治制度，总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要素和表现形式，总要体现和遵守一些共同原则和基本要求。比如，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发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共和制、代议制、普选制、权力制衡和监督制以及罢免制等，马克思恩格斯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这些民主政治形式和政治体制机制。虽然其国家性质、政权内容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并不排除、也不意味着不可以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制度形式和具体的体制机制。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采用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共和制、代议制等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所以，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自觉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角度，认识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既不能只看到两者不同和差异的一面，片面强调本国的国情特殊和道路特色，认为中国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根本对立、截然相反，把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一概拒之门外，甚至背离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大道；也不能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同一性，看不到两者具有差异和不同的一面，因而忽视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模仿或照搬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其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两者确有一些交汇重合、基本相同或相通的地方。笔者以为，在两者思想交汇重合之处，可以提炼概括出人类应该共同珍重的思想价值主要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法治；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共和制和代议制；人民主权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普选制、监督制和罢免制；对政治权力必须实行合理配置、互相制约和有效监督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等等。
总体而言，在上述思想的基本内涵和一般表现形式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西方民主思想大体相同或基本相通，当然也有重大区别和差异。我们今天应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自觉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指导下，借鉴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文明的积极成果，结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正确认识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规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积极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机制及法律制度。
具体来说，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更真实、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地实现民主的实质和最高价值是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勇于探索创新，开辟更多的渠道，提供更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保障，让人民更多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民主管理，享有更多、更真实的民主权利；需要积极改革创新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改革完善现行的民主集中制和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权力制衡制度、监督制度、问责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机制，以及公民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和协商机制等等；需要充分发挥媒体、互联网和社会组织及广大群众监督公共权力和匡正时弊的重要作用。总之，我们要通过积极推进和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将习近平同志精辟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落到实处，切实在国家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各个方面、环节和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走出一条促进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民富国强、友爱互助、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人民普遍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道路。
二、民主是内容与形式、思想原则与实践状况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家、政治家以“普遍性形式”、“全民性”等掩盖其“狭隘的阶级性”，其内容和形式之间、思想原则与实践状况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和矛盾，据此抨击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欧洲国家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这种在观念表达上以“普遍性形式”来掩盖其阶级性、掩盖其民主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做法，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同。探究其原因，一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在19世纪前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面临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斗争任务，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那时候，资产阶级的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基本一致，它所倡导的人民主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在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选择国家领导人等原则和做法，是以法律上明确社会成员人人平等的政治地位，模糊和掩盖了社会成员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因而能够继续得到人民的支持。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民的民主诉求和斗争压力之下，在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动下，不断变革民主实现形式，完善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陆续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猛烈抨击的对选举人的财产、性别、种族、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限制，至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全民普选；其权力制衡和监督的机制也不断变革、更为有效；人民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方面的自由权利也逐渐增多并得到保障；等等。二战以后迄今西方国家实行的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缓和了它的社会矛盾。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和求索的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内容与形式、思想原则与实践状况之间的矛盾和反差，而且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实践中，也曾经程度不同地呈现这样的矛盾和反差。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种矛盾和反差，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狭隘的阶级利益及虚伪性、欺骗性使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理论上和应然性而言没有自己阶级和政党的特殊利益，为什么也会出现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思想原则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和落差呢？
马克思恩格斯给了我们解答这一历史现象的钥匙。他们认为，“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④换言之，只有当统治阶级(集团)的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完全一致的时候，民主的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才能完全消除。
笔者以为，除了马克思揭示的这一思想观点，还需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实现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思想原则与实践状况的完全统一，除了统治阶级和执政党不能有私利之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一旦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民主的思想原则就可以全部得到实现。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只是为民主原则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和重要前提条件，而能否实现两者的完全统一，还有赖于其他社会条件，需要长期在多个方面不懈努力。
而且，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内容决定形式，民主的实质和思想内涵决定了相应的民主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内容要以形式为载体，形式也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内容的实现。没有必要的、合适的民主形式作为载体，民主的内容也就无法表达和实现。如果只是提出民主的思想原则和基本制度要求等，而没有找到与之相协调适应的实现形式，那么内容也就无法表现出来。只有使民主的思想原则与法律制度名实相符，表里一致，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方面有着沉痛教训。从斯大林开始，苏联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理论的基本原理，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高度集权垄断的体制机制。名义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少数人掌握着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甚至是个别人专断独裁。这就使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被扭曲变质，人民是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被严重虚化，人民的政治权力及基本人权并没有真正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流于口号而失效。人民所能够享有的，只是偶尔“被民主”一下，如参加事先已安排好当选人的投票选举，等等。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下决心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又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民主政治新路。但同样令人痛惜的是，毛泽东在探索这条新路的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他不是通过不断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整个政治体制，使之更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原则，而是日益脱离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轨道，错误地依靠发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等途径方法来解决民主建设问题，结果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以及“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损失。
总结苏联、东欧和我国这段历史教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基本政治制度以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思想原则与实践状况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和落差，而且这一状况长期没有实质性改变，致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应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显现出来。
邓小平深刻反思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拨乱反正，在启动改革开放之初就深刻揭示我国政治制度长期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及其主要弊端，毅然决然地提出必须全面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内容任务、方针原则和检验标准等，形成和提出了全面改革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思想。我们今天应继承邓小平的思想和未竟事业，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抓紧改革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等，使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和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通过更为科学有效的形式得到更广泛、更充分、更真实的实现。
三、民主是基本制度与体制机制的统一
与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努力实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体制机制的统一。
我国政界和学术界长期对这个问题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能自然而然地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优越，广大人民就能自然而然地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更多、更好的民主权利。
其实，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为主体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基本的政治制度，只是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原则上确认并承诺让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等于解决好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能否完全、真实地实现，还有赖于具体体制机制的设计安排，需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等保障其落实。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必须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层面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和地位，而且必须在国家政治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真正体现并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和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否则，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就无法真正实现、甚至名存实亡。为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要在思想原则、目标任务上提出“应该如此”，而且还必须在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上确保“必然如此”。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晰看到：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建立了宣称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但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机制上实际形成了缺乏民主、高度集权垄断的制度，长期忽视、缺失了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具体制度安排，致使人民的呼声愿望没有方便畅达的渠道表达，人民的意志要求也缺乏相应的体制机制的保障，因而制约人民对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和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等产生有效的影响和作用，难以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产生有效的约束和监督作用，更不用说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各级领导和罢免撤换不称职的官员。结果使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本质要求被虚化和架空。苏联在斯大林主政时代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体制，长达几十年得不到实质性的改革。更为严重和致命的是，苏联、东欧各国由于体制机制的缺陷及其它原因，逐渐形成了严重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一批严重贪污、腐化、堕落，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利益的人把持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广大执政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其无法约束、监督和罢免。这样一个已经严重异化、腐化变质的执政党和政权，自然要被人民抛弃。
反思历史，探微究源，是为了把握当下，走向未来。我们当前思考、把握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定要把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依归，使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原则真正体现和落实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体制机制以及法律规章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具体工作中，以此作为今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原则和任务。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道路和模式选择问题上，我们需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时代视野，一切从我国现实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和方式途径最能体现并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就要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探索实践。既不模仿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和经验，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教条化，不能仅囿于我国原有的道路和模式，更不能拘泥于苏联、东欧已被实践检验失败并被人民抛弃的模式。一切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自觉、主动、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走出一条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路。
四、民主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原理，是研究人类历史、人类社会活动的科学的方法论。⑤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选择与价值选择、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问题。民主思想、民主实践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领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唯物史观关于历史选择与价值选择、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完全适用于思考认识我国和世界当今的民主问题。
把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实践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运用于观察分析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好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被决定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自觉在科学认识把握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考察认识民主政治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要求。这是因为：民主是一定历史社会的产物。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思想和实践要求，必然要被该时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产方式及交换方式所决定，受到该时代社会结构、文化理念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同时，民主又是对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消极被动的，而是能动的、积极的。某种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一经形成就具有自身运作发展的特殊规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生影响和作用。马克思对此作出精辟论述：“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⑥
其次，运用历史选择与价值选择、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法论研究我国现阶段民主问题，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好民主发展是历史继承性与价值选择性的统一。每一代人都要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都要在前人留下的、既定的思想材料和文化条件下，结合历史主体的价值取向从事创造活动。任何时代思想的发展都是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包括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创新发展。民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这种继承性，是由人类实践活动的连续性、以及思想文化是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这一特性所决定的。然而，人类对前人思想文化成果的继承，又不是消极被动、一成不变地兼收并蓄，而需要经过甄别筛选、有选择地吸纳，在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以及如何扬弃的问题上，历史主体有价值选择的主动性，把握着思想文化创造的主动权。
此外，实现民主思想与实践的历史选择和价值选择的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民主思想和政治文化建设实践来看，开始的时候，作为体现主体利益需要的价值选择和目标确立，总是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并因此导致“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差距。随着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展开，人们一方面逐步根据现实的基础、条件和客观规律调整自己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又通过创造条件、寻求合适的方式，使民主政治建设朝着更高的价值目标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价值目标和现实可行性的差距逐步缩小，价值选择性和历史必然性逐步实现统一。
考察研究我国现阶段民主建设问题，必须把历史选择与价值选择、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要看到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客观因素条件，对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的决定作用和制约作用，又要看到民主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适度超前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能动作用；既要尊重历史客观规律的要求，又要坚持合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在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具体来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中，都要自觉坚持从现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客观条件出发，既不能落后于、也不能超越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提出在现阶段难以实现的目标、要求和任务，同时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和精神原则，适时提出适度超前的价值导向和理想目标；既要立足于对本民族传统的民主思想和政治文化以及世界各国民主思想和政治文化优秀成果的自觉继承，同时又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建立科学的选择取舍标准，做好科学扬弃和整合创新的工作。
当前，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要自觉地把历史选择与价值选择统一起来。既看到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无论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还是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民主，都属于上层建筑，必然要被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决定，必然受到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需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循序渐进、稳妥推进，切切不可操之过急，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又要自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握时代脉搏，遵从人民意志，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进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朝着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所揭示的理想目标和核心价值的方向坚定前行，切切不可背离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大道，切切不可停下前进的步伐。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6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⑤详见本人拙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至4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2页。
(本文节选自作者新著《求索民主政治》，三联书店)
来源:《求索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