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二战结束60周年时，日本还是小泉时期，中国就有网民把小泉列为“最想揍的人”。姑且不谈网民的义愤是否理性，但右翼在日本泛滥成灾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为《亚洲时报》英文版写的这篇长文（中英文对照见后），预言东亚此后不会再有真正意义的二战纪念。如今小泉弟子安倍当政，日本右翼已经翻天，政客参拜如过江之鲤，“自卫队”已成国防军，抛弃“和平宪法”这块遮羞布只是时间和程序问题，中韩关闭对日首脑外交大门，各方都在备战，笔者当年的担忧和预测如今不幸言中。东亚幸许不会马上陷入战火，但和平已渐行渐远。
然而真正使笔者感到震撼的，却是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偶遇”的日本和尚行宗世森(Gyoshu Sasamori)和自卫队海军少将久间太田(Fumio Ota)，他们使我在以后10年里（1995-2005）更为关注这个似亚非亚、亦西亦东、能文善武的国度，尤其是它在近代经历的在战与和、生与死之间不同寻常的机械性和排他性的历史“选择”，而它每次“改弦更张”都会有改天换地的效果。
1995年，笔者当时正在夏威夷檀香山市的“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做访问学者。“8.15”二战结束50周年当天，一份本地报纸用大半个版面，详细报道了日本著名和平运动宗教领袖行宗世森和尚发起的“废墟与光明——从奥茨威辛到广岛、为和平与生命之跨宗教圣旅”的火炬接力。1 行宗和尚的火炬接力历时8个月，行程16，000公里，穿越18个国家：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匈牙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印度、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菲律宾、日本，唯独没有遭受日军暴虐最为深重的中国，也没有被日本殖民半个世纪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行宗的“行踪”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把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纳粹“最终解决”犹太人的大屠杀，与受到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相提并论；并在二战结束五十周年的1995年，用整整8个月的时间，日复一日地提醒世人，是谁在半个世纪前把奥斯维辛和广岛变成了人间地狱，是谁把无辜的受害者化为灰烬。行宗的逻辑无非是：犹太人和日本人是二战的受害者，而纳粹和美国则是加害者。
然而行宗有意无意“省略”的，恰恰是日本遭受核报复的真正原因，即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亚洲国家无休止的征战，最终与西方列强碰撞，引发了4年的太平洋战争。而每次战争的升级和扩大，都由日本挑起，从1931年的9/18，1937年的卢沟桥和南京大屠杀，到1941年的珍珠港。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杀戮无度，受害者是广岛长崎伤亡人数的数百倍（广岛和长崎的因核爆而直接死亡人数各为8万左右）。而这一切，在行宗和尚精心安排的火炬接力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难怪日本绝大多数民众如今只知广岛长崎，却不知为何如此。此前我一直认为，像行宗和尚这样的知名和平主义大师，至少应该不同于肆意阉割历史、漂白罪行是日本右翼；如今日本“和平人士”也如此奸虐历史，颠倒逻辑，是我始料不及的。比之日本右翼赤裸裸的宣传，此类打着和平旗号的日本人士的历史观更有欺骗性，更为荒唐，也更为危险。
日本佛门人士对历史的解释如此离谱，那么真正掌权的日本人又会如何看待那段连日本和尚都刻意绕过的历史呢？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似乎找到了答案。1996年9月在斯坦福大学一个有关东亚安全的会议上，日本驻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久间太田(Fumio Ota)出席，成为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因为他在会议期间总是身着日本海上自卫队白色军服，加上耀眼的军衔和各类荣誉标志，十分扎眼。与会者中不乏现役的美军和韩国军界人士， 如韩国驻美武官金善圭(Kim Seon-Kyu)少将，但都身着便服，不刻意张扬自己的军方背景，这也是各类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约定俗成的惯例。会上久间太田将军寡言少语，但会下是大忙人。每次休会，久间太田都提着衣袋匆匆离场，在洗手间换上便装，再和其他与会者一起茶歇或用餐；完后再换回军服，回到会场。几天会议下来，久间太田将军犹如走台模特一般，不厌其烦地更换服装，但又十分“敬业”，不放过任何表现白色军服魅力的场合。
对于久间太田少将如此注重服饰的行为，我在会上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发问（当然也是表达观点）：“久间太田将军如此戎装出场，是个人的选择还是日本政府的旨意？是不是要世界其他国家‘适应’日本自卫队的存在？” 久间太田犹豫片刻回答说，这是他个人的决定。久间太田回答时很不自在，也许是有其难言之隐。其实从90年代起，自卫队“走出国门”就成了日本政府的目标，只是苦于没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对普通的学术会议也抓住不放，让自卫队官员不失时机地频频亮相。几年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本来跟亚洲的日本没有关系，自卫队也非要给美国军舰加油送水；无非是先“打下手”，最终实现与美军“并肩作战”，平起平坐。
两位日本人，一个和尚，一个军人；一个自称和平主义者，一位是 政府雇员。一个要世人忘记那段历史，一个要人们习惯一个面向未来、有军事色彩或“正常”的日本。他们各自在日本国内不同的政治标签，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但对饱受日军凌辱的东亚（他们当中包括我的父辈），行宗的历史观和久间太田的军服秀，实际上已经预示日本以“回到过去”的方式奔向未来。也许好莱坞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对日本的政治走向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此后10年里，日本加大力度修改教科书，不断扩展其《防务大纲》的覆盖范围，在否认侵略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2005年二战结束60周年时，东亚的各种纪念活动其实已经是各说各话了。如今，不管是昙花一现的民主党，还是卷土重来的自民党，无论要恢复昔日的“光荣”，还是追求未来的“梦想”，都必须冲淡、绕过、摆脱或最终抛弃战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反常”的和平主义。
其实八年前撰写《二战纪念之终结》一文时，我对行宗和尚和久间太田将军还是非常折服的。无论如何，两位日本精英人士对自己肩负的使命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达目的，不惜手段，大和民族的种种秉性，被二人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两面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萝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年在她的《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中写道：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又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2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两面性，然而像日本文化中二者差距如此之大、国民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追求又如此执着、热情、甚至执迷不悟，在世界文明中实为罕见。19世纪明治维新以后，这种文化成就了日本的现代化，也把日本推上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它使日本成为表面上最西化的亚洲国家，但其民族之魂仍是中世纪的武士精神；它有令人赞叹高科技和高雅的茶道花道，也产出了诸如切腹自杀、慰安妇、百人斩、神风特攻队、731细菌战部队等等凌虐人性和残害生灵的反人类的暴虐行径。进入21世纪，日本的汽车、家电、动漫、寿司甚至AV早已征服世界，但日本精英们的嗜好已经转向《永远的零》，涂有731编号的军机，遍布南洋的日军遗骨……。这样一个民族可敬、可叹，也很可怕。
有时我会问，中日交流数千年，日本从中国传承了无数文化元素，为何没有学到儒学的中庸之道和道教的无为而无不为？为何日本在近代坏事好事都要做绝？为何日本必须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进行零和式的抉择？难道仅仅可以与别国使用武力就可以成为“正常国家”吗？
日本特有的神道，也许有助于解析日本的国家行为。神道作为日本的国教，并不具有任何善恶、好坏、对错的道德成分。神道的教义中更多的是体现了某种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人与社会环境的无休止的“净化”过程。3 神道的这种“价值中立”，也许是它并不具有“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对于遍布世界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世俗的孔教，日本本土以外鲜有神社，除了在日本侨民集中的巴西和夏威夷，以及殖民时期的朝鲜和台湾以外。可以说，日本几乎出口所有商品，唯独宗教例外。
日本神道中的这种“无德无道”的内核，还可以解释为何日本军人战时对他国人民和战俘的杀戮无度的行为、以及战后的集体健忘症。在这个意义上，广岛和长崎与其说是日本和平主义的象征和保证，还不如说是日本近代反文明反理性反人类的耻辱柱。由于行宗世森之流的偷梁换柱和欺世惑众，其存在已经使绝大多数日本人忘记了日本作为战争始作俑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俨然以受害者的身份招摇过市。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2013年8月6日在广岛纪念仪式上，痛斥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虚伪和无耻，4 足以唤醒仍然对日本抱有期待和善意的人们。
也是由于神道“价值中立”的原因，日本的国家行为中缺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我约束的道德根基，却带有很大的模仿性、随意性和投机性。对此，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的《菊花与刀》一书的结尾处对日本有如下预测：
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情况而定的，如果形势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找其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它将在一个组成武装阵营的世界上寻找其位置。
眼下日本人把军国主义视为己熄灭的光。他们将拭目以待，看他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是否也已熄灭。倘若没有，日本恐怕会重新燃起其好战的热情，并表明日本将能够大显身手。……5
近代以前，日本摄于中国的软硬实力而不敢在东亚轻举妄动；欧洲列强称霸后日本脱亚入欧，视侵略和伤害为天经地义；二战后美国崛起成为超强，日本又脱亚入美，间接支持几乎美国所有的对外用兵。日本从美国的海外战争中，尤其是朝战和越战，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日本特殊的思维方式却得出另一种结论。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日本学者对我说，美国也没有资格批评日本二战期间的政策，看看美国在越南、伊拉克杀死多少无辜？！ 如此为日本的二战暴行开脱，我无语了。但在《二战纪念日之终结》一文中，我反问道：
即使日本迷恋西方化， 抛弃自己的亚洲身份，日本还得具体决定到底要加入哪一个“西方”：是欧洲国家更世俗化、自由化、更具和平主义那种西方，还是像美国那样更保守、宗教色彩更浓厚、且动辄诉诸武力的西方？
人们还要问，近代以来的日本为何总是将国际关系中最野蛮的行为视为楷模？为何不向更为文明的行为看齐？不错，国际社会仍然通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35年前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制，“与狼共舞”，但并不必非要变成“狼”。国际“丛林”中不仅有“狼”，也有无数“食草”族，况且“狼”也可变成无害的“犬”。如今中国已经使数亿人脱贫，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一切，既不通过殖民扩张，也未对外频频用兵；既未结盟，也没有把军力遍布世界，更没有驻军日本。这样一个中国，为何日本如此敌视？！是不是中国真正的和平主义反衬了日本虚伪表象？ ！退一万步，既便美国战后有错，但并不等于日本当年就对了；何况美国并没有教唆日本去南京屠城，更不会“邀请”山本五十六的特遣舰队去轰炸珍珠港。这些都是日本自己的决定，日本对此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面对白纸黑字、如山铁证，日本武士一直引以为豪的廉耻感和责任心又当何在！？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已经做出选择，决心抛弃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拥抱那个久违的、诱人的、68年前被迫放弃的“正常”日本。而日本一旦做出这一“零和”式的抉择，便很难改弦更张。
二战结束70周年在即，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 Ashes & Light： Auschwitz to Hiroshima， Interfaith Pilgrimage for Peace and Life，” 见 http：//teeksaphoto.org/Archive/Exhibits/95PilgrF/AshesLightPDFs/00Cover_Contents_Foreword.pdf。
2 [美] 萝丝·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 马小鹤 朱理胜译，九州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3页。
3 见”Shinto Thought and Practice，” http：//sunsite.berkeley.edu/jhti/shinto/part1.html； Peter Moody，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Wadsworth， 1995)， pp. 68-69.
4 http：//v.huanqiu.com/observation/2013-08/4238391.html.
5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 第222页。
（2014年1月14日）
于滨，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来源：外交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