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现今大陆思想界，自1998年后作为学界和民间的主导性思想流派而“二水分流”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二分法已被打破。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在获得广泛的支持后已开始摆脱边缘地位。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本身也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剧烈变迁而日渐分化，“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

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放大其能指的内在逻辑。追求话语权力的指令更容易使它侵入许多它或许无法具有解释和规范力的领域，将许多东西席卷而去。而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不断地为思想流派的裂变提供土壤，使无法跟上现实而改变其语境的思想流派异化或遭到抛弃。因此，无法正视自身的限度和极端地放大自身的能指而违反其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都有可能导致某个思想流派的自我解构和来自外部的否定。这样的陷阱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

一、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举步维艰。由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将中国失败、腐烂的账最终算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身上，以保住守住儒家文化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并力图用它们来建构中国人的生命和意义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虽然这种历史的原因只有返回到当初的特定情境才能够客观地进行分析，但它的破坏力还是使文化保守主义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而备受不公正的责难。1994年陈明创办《原道》辑刊，虽然一直在以可敬的姿态坚持，但还是尝尽孤独，并先后换了多家出版社。

这一状况或许到去年才算形式上的终结。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引起整个社会关注和支持，使反对者都不得不重视的几大事件意味着它已开始摆脱边缘地位。在西化已很严重的情况下文化保守主义的凝聚力表明了中国人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陆目前影响最大的这三个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域有相对较多的重合面，这似乎决定了它们的“对立”关系。而文化保守主义的论域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重合面都不多，这使它与任一派都可以拥有某些共同的语言。事实上，虽然它可以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相提并论，但主要并不是处于同一个层面上。它是一个如其领军人物之一陈明所说的可以将其他思想流派包容在内的“平台”。《原道》十周年会议会聚了大陆思想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像著名的学者刘军宁和韩德强都列身其间，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包容性和平台性质。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是超越于政治经济立场与观点分野的共同需要。

但也正是这一点，说明了文化保守主义所获得的支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非“政治”理由。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失落导致的道德堕落与精神沦丧让人忧心忡忡，而那些西方的文化形式徒具表皮，无法切入中国人的生命本体而对此徒呼奈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的光辉再一次显现，它被看成是一剂解药。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迫切需要建构出一种文化－精神共同体，人们需要一种可以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文化认同形式。如果说由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复杂关系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自觉地演绎出一种政治经济的溃败要求文化负责的逻辑，那么，仅仅在政治经济上强大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化来对此进行合理性的检验，人们就很难在自信的基础上获得生命的尊严。

因此，不管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何论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不管“儒化中国”和“圣人教化”的主张具有何种逻辑上的合理性，文化保守主义一旦意味着向古典回归的“政治保守主义”，在目前的情况下它就很难获得公众的认同。人们对历史上的专制统治的痛苦记忆将被激发，并产生出一种对现实政治的担忧，从而导致一种本能似的反对。如果“政治”的所指压倒了“文化”的所指，那么它所获得的超越流派的广泛基础就有可能松动。这样的一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开掘，因此在言说时它不能不注意言说方式，考虑自身的限度和所指，以避开这样的一个陷阱。

二、自由主义

自1998年“浮出水面”以来，在7年时间的“公开言说”中自由主义已经占领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地盘，虽然现在由于它的一些自我解构和极端化言论已经导致了它的分化以及许多原本支持它的力量的反弹。但不管怎样，起码到目前为止，它在民间和学界都居于主流地位。它的强劲势头甚至使我们不能不展开这样的想像：它或许会主导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而言，它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既没有必须对过错和负面影响负责的历史包袱，又具有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国际背景。

从思想的“接受”角度上看，无论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新左派都无法与自由主义相比。由于对传统文化已很隔膜，一般的人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解尚停留在像西方文化形式那样的“时尚”层面，只有学者和心灵敏感的人才能更深入地用精神和生命去参与。新左派由于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必须对历史上的“左”的灾难负责，并且现行政治意识形态仍然以“左”的名义存在，这种与现实不符而通过“概念连坐”的方式进行判断的单向度思维使它似乎一开始在道德上就处于劣势。人本能似的情感反应常常容易导致一种在无知基础上的非理性偏见，以致许多人都不明白新左派在说什么就一概否定。这种简单的“刺激――反应”机制使许多人倾向于对“左”作出彻底否定的反弹而选择既没有历史包袱，又有强大国际背景，并且作出了“自由”承诺的自由主义。用新左派的一位学者韩毓海的话说就是：自由主义的得势是必然的。

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矛盾的共生体。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成为官方经济改革的主流指导理论，而那些被称为是新左派的经济学者反而处于被排斥的“非主流”地位。而另一方面，政治自由主义虽然在民间获得了广泛的思想市场份额，许多商业媒体甚至学术刊物都有自由主义倾向，但它的激进主张却一直遭受官方打压。这种反差极富讽刺意味。而致命的是它们极不合谐的表现在中国大陆并不被多数自由主义者视为对立，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这里的悖谬是：一方面政治自由主义寄希望于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荡涤国有社会主义的体系以为它准备社会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不择手段的逻辑延伸却又解构了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内核，经济自由主义日渐被公众视为一种抢劫理论。“改制”的结果是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和极少数政府干部、国企负责人、资本家的一夜暴富。极大的社会不平等使这种改革越来越无法通过人们心理上合理性的检验。这种反弹的结果就是对指导这种“改革”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拒绝。经济自由主义的这种连诺齐克的“获得正义”底线都不要的“抢劫”本来就是在对政治自由主义所内含的价值理念的否定，并且一次次地通过人们的不满而破坏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但奇怪的是，除了少数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外，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公开支持。也直到这个时候，许多为改革付出巨大成本的人似乎才猛然发现原来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者哲学，是精英们的一种工具，从而对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反感和怀疑。

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的“激进”立场和他们过度的媚美姿态使他们“脱离”了中国社会。他们不仔细地分析具体的情境，一概将人们对美日的心理反弹斥为不可容忍的“民族主义”。他们不仅痛斥那些其实只是受到刺激才非理性地加以渲泻的“民族主义”，而且基于朴素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也不放过。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自由”的名义下，他们对美国却媚态十足，并不时发表一些伤害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的极右言论。这样的表演只能让许多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与他们拉开距离。基于历史上深受列强欺侮和汉奸肆虐的痛苦记忆，自由主义者这种民众中的“二鬼子”形象只能让他们亲手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挖好陷阱。

三、新左派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原本是在新启蒙运动中并肩战斗的兄弟，他们的分道扬镳只能归结为中国社会转型刺激的结果。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市场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改革的负效应日益凸显，“经济自由”和“政治专制”的结合终于形成了一种“形左（意识形态）实右（政策）”的格局。这种格局将一切原本似乎都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东西都弄得畸形残缺，面目模糊而难以辩认。在这种资本主义与专制主义混淆不清、自由既可能是权力资本的自由而平等也被视为有回归“平均主义”时代倾向的混乱局面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格局应运而生。

由于它们的重合面较多，这两个对手在1998年开始的那场公开较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用不同的理论解释而得出不同结论的共同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国改革的一些困境的反映。双方当时曾互相指责对方有官方背景，并且似乎自由主义者还有为资本鸣锣开道的嫌疑。惯于扩大自身的能指的逻辑甚至使它们在一些本来有共同语言的问题上进行无谓之争。7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然在“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的畸形格局中呼啸突进。

表面上看来中国大陆新左派对平等、公正的强调符合传统左右分野所界定的标准，起码西方左派具有这些特征。但仔细剖析，实际上并不是谁都可以被称为新左派。许多自由主义者喜欢将自己的对手称为新左派，但这些对手可能是权威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而这些人都是“右派”。现在自称“丐帮帮主”、只能靠“作秀”来诱出“主流经济学家”论战的杨帆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并且说新左派是自由主义者给对手扣的一个帽子。原来在“新左派阵营”名单上赫然醒目的一些人也很少公开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甘阳甚至称自己是“自由左派”――而“自由左派”和“新左派”在西方具有明显的分野。这点或许并不难理解：直到现在，“主要是反左”都代表“政治正确”，虽然现在要反的“左”已经“右”到诺齐克的那个“获得正义”，更不用说“自由左派”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者，而某些自由主义者也不见得就尊重别人的自由。因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所爆发的平等与自由之争其实主要指向的是“谁的自由？”的问题。这种论争其实多不是在“自由或专制”的设定下发生，而是被置入一个“是否普涉性的自由”的语境。对平等是自由的一种手段以及“积极自由”、“实质而具普涉性的自由”的强调使新左派的理论似乎成了一种弱者理论，他们的立场无形中便成了一种与精英立场对立的大众立场。

但弱者立场所强调的平等和公正必须获得可行性理论的支撑方能摆脱被人指责的道德批判的软弱无力而“想像”一个理论所指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与自由主义相比，这是新左派必须面对的劣势。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建构性的理论，而且其在西方国家有成功的样本，其经验和制度架构似乎可以直接搬用。而新左派的理论资源，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多是一些解构性的、批判性的理论。即使到现在，新左派只能在局部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论证其理论的成立，而无法提供一个可行性的总体理论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新的设计。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有可能导致它的自我解构的是一些新左派人士对“毛时代”的美化。不管这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样做都是给自己制造一个陷阱。崔之元对“鞍钢宪法”的吹捧曾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道理非常简单：对一个事物的局部肯定不能推翻对它的总体性否定的结论。虽然对局部的肯定也是在还原事物真相，但只要是出于“论证”的目的，对此进行美化的逻辑非常容易因理论自洽的需要而使被否定的总体重新具有合法性。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新左派显示出了可贵的道德关怀的勇气，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改革通过否定自身的合法性而催生的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对“毛时代”的怀念并不是真的想回到“毛时代”，而仅仅是通过“距离产生美”的效应，在一种心理幻想中借以鞭挞现实而已。这是一个无法回溯而且也不应该回溯的时代。特定的现实情境决定了少数新左派人士的某些不恰当的言论只能殃及整体，使本来思想资源极为复杂、更强调自由的普涉性和实质性的它因形象受损而导致某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