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不同政党总是与不同的“主义”连在一起。政党不仅要靠意识形态动员民众，凝聚人心，而且执政后会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政策，以实现党的价值目标。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特别是有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陷入了某种困境，其吸引力和号召力在衰减，人们的党派意识弱化。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呢？各国党都在应对，它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汲取。
【关 键 词】政党意识形态/困境成因/应对成败
政党的意识形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也是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依归。曾几何时，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它在民众面前树起的旗帜，动员群众，引领社会，凝聚人心，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由此，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上台执政，成为执政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演进，某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变得不那么有号召力和吸引力了，它自身陷入了某种困境，而且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哪一个或是哪一类政党身上，而是涉及各类政党，是普遍现象。本文尝试在世界政党政治的范畴内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国外部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反映和表达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因此，政党身上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这种烙印反映在思想观念上，便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和某种“主义”连在一起。没有“主义”的政党少见，且不会有大的作为。同时，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它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建设社会。而要改造社会和建设社会，首先要认识社会，解释社会。
所以，“意识形态把政党当着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才可能有政党”[1](P235)。比如说，先有了霍布斯、洛克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思想，然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样，先有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然后才有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政治党派中的左、中、右之分野正是以意识形态来划分的。
在工业文明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主宰社会的两大阶级，劳资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形成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政党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左翼政党。它们在政治舞台上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上，亦即：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时期的党争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出现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而与之相对应，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减少。这种状况改变了工业文明时代两大阶级主宰社会的局面。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思想价值的多元和社会的开放性，使各种思想、思潮和观念不断碰撞，相互交融，这给政党的建设，尤其是执政党的建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政党意识形态的重构、调整乃至转型成为许多政党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作为执政党，更是不得不经常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虽然从理论上说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可以直接依靠行使国家权力来实现本党的意志和目标。但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执政党不可能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它必须尽可能地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要求，整合社会的不同利益，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减少社会的纷争与矛盾，赢得民众，获取支持。
观察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历程，我们看到，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各种意识形态以政党为载体，在政治实践中广为传播，其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在政党上台执政后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20世纪世界各国的政治舞台，称得上是政党把各种意识形态引入实践的一个大试验场。凡是我们能够说得上名堂的“主义”：在资产阶级一翼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在社会主义一翼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各色民族社会主义；还有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新兴的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主义……都有过或长或短，或成功或失败的实践。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在各种主义面前仍然感到茫然，不知道到底哪种主义能够把我们引向理想的王国。
回首20世纪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人们不得不承认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人们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各种主义的信奉和追随，不是随着政党执政实践的延续而增强。相反，“主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往往随着政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削弱。不仅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苏东剧变后遇到了问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样摆脱不了自身的问题。所以说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是当今各类执政党面临的共同困境，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至今所遇到的一道难题。
二、国外部分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成因
那么，国外部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源之何方呢？
1.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之间有天然的距离。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部分整体利益的高度抽象表达，是一元化的；而社会意识是社会不同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生活体验，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和认识，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着天然的距离。执政党要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去统和与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要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够，在引领社会意识时，就会出现困难乃至危机。
2.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政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本来自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人们信奉特定的意识形态，追随代表特定意识形态的政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改造社会的计划得以实施，社会将会变得比现在好得多。但是，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一再表明：不管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境界多么崇高，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会经常遭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尴尬局面。这样一来，执政党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会大打折扣，信仰的危机随之而来。因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不仅是对本党成员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民众的承诺，而执政后，一旦做不到或是做得不好，不能信守承诺，兑现承诺，民众就会对政党的政治宣言提出质疑，乃至不再信奉。
3.政党政策转向的两难境地。执政党的政策大都体现着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化。但是，我们发现，政党的政策与意识形态捆绑得太紧密后，它要转向就会变得困难。正像我们常说的那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在执政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情况的出现常会遇到问题，需要改革和调整。这时，执政党往往会遭遇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羁绊，可能出现政策转向的困难，而固守意识形态，则现实问题难以应对，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另一方面，为了解决问题，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和调整，这又可能出现与自身意识形态的脱节，这种情况不仅会引发党内的意识形态纷争，也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信任危机。
4.意识形态的神话不复存在。全球化和媒体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各种主义的纷至沓来，各种思想的冲击与交汇，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呈现，使过去相对封闭状态下的意识形态神话被打破了。尤其是传统左右翼意识形态的长期论战、竞赛，并没有给现实问题以及时代发展带来的问题以有效的回应，从而使得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的神话，就像人们不相信世上有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样。人们不再用理想主义的境界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而更多地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审视意识形态。对政党而言，人们不仅要看你说什么，更要看你做什么，做得怎么样。
5.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逐渐减少；人们受教育的水平也越来越高；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丰富，这样一来，人们肩膀上的脑袋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社会的开放性和价值的多元化对政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执政党想靠意识形态的传统凝聚人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各类政党自然不愿，也不能退缩，只能迎难而上，寻求应对的措施，进行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调整。从总的趋向看：对意识形态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努力向中间靠拢，在坚守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执政党主要靠自己的政策和政绩争取党心和民心，成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三、国外不同政党相对有效的应对措施
时代的发展使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不再成为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选举政治关注的主题，不同类型政党的主导思想，开始从阶级的意识形态分歧转向对现实议题的关注。但是，具体到不同国家不同政党，其应对措施不尽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
1.更新思想观念，挑战传统理论，挣脱传统理论中不合时宜，不得人心的教条的束缚，并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在这方面，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先看英国工党。“为了改变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显示出改变我们自己的勇气”[2]。这是1994年7月，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时，对全党发出的号召。同时，他提出了建立“新工党”的口号，之后便开始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布莱尔的改革是从重建工党意识形态的基础开始的，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有成效的便是修改工党党章第4条第4款，即被视为工党图腾的公有制条款。
提起英国工党的公有制条款，便要简单回顾一下它的由来。英国工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实现公有制是工党的一个重要目标。1917年工党把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写进了党章第4条第4款。从此，公有制就成为贴在工党身上的一个标签，成为工党区别于其他英国政党的一个标志。在许多工党领导人和党员看来，公有制条款是工党的命根子，是工党团结和聚集党员的黏合剂，因此，公有制在党内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成为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石。但是，实践表明，国有化和福利政策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实际处境。相反，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效率低下，官僚治厂，导致英国经济衰退，劳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因此，工党的国有化理论和实践，不断遭到来自党内外的非议。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连续执政，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让工党上台执政。到1980年代中期，工党幡然醒悟，开始就不受选民欢迎的国有化理论展开辩论。这是英国政党有史以来进行的最广泛的讨论，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了讨论。但是，由于党内众说纷纭，意见难以统一，党章上的公有制条款依然保留着。直到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后，他再次在党内引发关于公有制条款的讨论。经过艰苦努力，在1995年4月的全党特别大会上，通过了取消党章上公有制条款的决议。此举标志着工党最终冲出了传统理论的樊篱，更新了思想观念。它果真改变了党的形象，使工党对中间阶级选民，特别是对企业主阶层更具吸引力了。它为工党带来了更多的党员；当然，它也为工党带来了足够多的选票，使其上台执政。
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执政后，在更新思想观念，挑战传统理论的同时，为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又运作出一套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理论——“第三条道路”。显示出一个传统政党积极进取，主动向现代政党转型的理论勇气。“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工党在现代条件下执政的新理念，它要建设的是具有英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出台，不仅使工党执政找到了自己的准绳，同时也堵住了保守党人对于工党从来就没有政治理念的嘲笑。
再看瑞典社会民主党。20世纪6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意识形态再思考”。这一思考的结果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瑞典社会民主党表示：它反对资本主义，但需要市场经济；它肯定市场经济的重要调控作用，但强调不能对其放任自流，要通过立法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加以限制。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生产秩序，以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对生产方向和分配施加影响。因此，在福利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瑞典社会民主党又先后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理论。通过这些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调节社会矛盾，限制资本的力量，扩大劳动者的权益，以新的更有效的理论思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2.努力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二战后，西方国家的许多主流政党都在顺应时代的要求进行意识形态的调整。调整的方向也日趋明朗，即传统的左右翼政党都向中间靠拢，政党意识形态的阶级色彩相对淡化。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趋向。这种调整的目的就是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以便吸引更多的民众，也是为政策的调整奠定基础。随着苏东的剧变，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浓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在顺着这个方向进行调整，古巴共产党便是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
古巴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党内外都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问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出现了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同时，由于与经互会的联系中断，加上美国的经济封锁，古巴出现了被卡斯特罗称之为“和平时期的特殊困难时期”，为凝聚人心，调动党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以走出困境，在1991年召开的党的四大上，把古巴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何塞·马蒂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纲党章，并写进了1992年的古巴宪法。同时，发布了党内文件，允许信仰宗教的教民入党。
3.在动员民众时，刻意弱化意识形态的色彩，为了执政，努力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民众能够接受的政策。如美国的两党通常被认为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因为两党信奉的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事实上，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光谱看，美国两党意识形态的渊源和歧见是很深的，政党的核心部分也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只是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直接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并从中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实际上，在政策的背后潜伏着意识形态的观念。
4.注重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本土化。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就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创建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人民行动党执政伊始，李光耀就倡导儒家的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赋予时代的解释，“忠”不是忠君，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以此强调君子执政。1991年，人民行动党政府又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越南共产党1991年七大将胡志明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5.兼收并蓄，实行“拿来主义”。环保主义是绿党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它发展迅速，影响甚广，鉴于此，传统大党也立即对生态学表示兴趣，并把环保主义者的要求纳入政策考虑之中。实际上，在现今执政党的政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左右融合，即所谓“中间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当然，我们在谈论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同时，也应看到，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当今世界，各种矛盾依然存在，劳资矛盾，贫富差距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远远没有完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欧洲的风向右转；还是拉美的风向左转；还有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守，都显示出“主义”的力量，信念的重要。所谓意识形态的中间化，只是政党在坚守信念与面对现实时，变得更加开放、务实、灵活和包容罢了。
四、苏共留下的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
在应对意识形态的困境时，有一个党我们不得不特别的关注，这便是已经进入历史档案馆的苏联共产党。我们关注它，不仅因为我们党与它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也因为它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总结其经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能给我们更多的警醒。
苏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同样面临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在整个苏联时期，苏共异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但是，始终没能破解这个难题。列宁去世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作为执政党，苏共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及其由此而来的思想文化政策，给苏联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其恶果是，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最终使党走上不归之路。列宁逝世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使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官方的思想成为一切文化领域的主宰。文化绝对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成为笼罩苏联的浓厚氛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形成，其特征极为明显：
一是党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二是把学术、思想观点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团，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修正主义”、“思想上的暗箭”、“反苏”、“诬蔑”、“攻击党”、“不道德”等等的罪名，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整肃思想文化界。尽管有过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对意识形态放松了控制，但是，“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又加强了，他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文艺自由主义。三是执政党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凡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谐和的一切文化成果均被以各种“罪名”加以否定，遗传学、控制论、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洁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且，伴随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的是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与艺术领域中，在历史研究或政治观点方面不断采取各式各样的惩罚行动。它给苏联社会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全部世界文明的经验说明：封闭和孤立必然会导致落后。苏联在1970年代后进入了长期的停滞时期，停滞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上，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由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苏共执政模式的积弊日益加重，人民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对改革的期盼日趋强烈。但是，苏共却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思自身的问题，相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了对社会意识的控制，社会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人民也没有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1965年，苏联克格勃逮捕并审判了两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随后又审讯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批青年作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由此引发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和扩大。
从此，一种奇怪的形象出现在苏联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党和国家在体制、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多数人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治上变得消极，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隐藏起来，甚至尽量逃避政治已成为许许多多人的习惯和自卫手段。
面对人民的要求和情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仍然无动于衷，漠然视之。对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延续斯大林的办法：取缔和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比斯大林有所缓和，把肉体上的消灭变成了驱逐出国或流放。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改革问题上不仅毫无建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即新斯大林主义。
正是在这个时期，正当苏联在大力宣传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热烈争论共产主义何时出现时，苏联的社会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代，而苏联却在停滞时期徘徊，国内经济滑坡，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精神消沉。但是，苏共没有对此进行客观的分析，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相反，她回避现实，继续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用抽象的理论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群众则在切身生活中体察到党的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党的言行的脱节，他们由对现实的疑问，发展到对党的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动摇。由此造成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严重下降，党的执政基础愈加弱化。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又经历了安得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两年另8个月，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才进入了“改革”时期。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执政党又没能担负起引导社会意识的责任，导致苏共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失去了主导地位。此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在沸腾的政治热潮中，苏共历史上的积案、沉冤、秘密……被揭开了历史的面纱；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以往不可动摇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人民渴望逃离华而不实的理想的樊笼，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这也是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存，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新生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常常利用人权、民主、民族复活等价值取向，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共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此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被打破。而这正是各种政治力量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虽然，苏共在改革的进程中，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并作为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共中央行动纲领》，即《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向苏联社会。然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施，却给苏联社会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及后果，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意识形态是完全错误有害的。
综上所述，可以想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已经成为现代政党执政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对执政党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要经受住这个考验，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因此，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失败的教训更应汲取，只有这样，才能在困境中更好地把握方向，探寻应对的措施，才能使党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参考文献】
[1]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M].曹振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