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兴衰。以同情式的理解态度，中国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感觉到西方世界的威胁，20世纪初期开始的反传统思潮流行，打倒“孔家店”、“孔老二”，这种思潮甚至可以推至一个极端——废除汉字，鲁迅、陈独秀、瞿秋白等新文化运动旗手都加入这一行列。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深度绝望到了怎样的程度！从另一方面批判性的反思，西方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等，却都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中心价值系统的支撑，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中心价值，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文化复兴时需要思索的。
大家晚上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评析一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今年是很特殊的年份，“五四”运动90周年。可以说我们都是“五四”的后代。“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我就不多说了。两百多年以来，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面貌，对于中国来说，“五四”也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欧洲的革命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的思想、观念、制度等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爆发，法国启蒙的理念才开始传到中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大的故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变迁兴衰。
这个大的故事可以从一个人物开始，就是孔子。孔子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象征。过去被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典。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从朝廷到乡野，对孔子都普遍采用这个称呼。可是到了最近一百年，孔子逐渐跟另外一些说法联系起来。一个是“孔家店”。在《水浒传》里大家可以读到很多的店，比如菜园子张青和孙二娘开的黑店，卖人肉包子，这个“店”的店主都有一种包藏祸心的企图。“孔家店”的称呼基本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打倒孔家店”在当时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另外一个是“孔老二”，主要流行于70年代，批林批孔时期。我们经常说老大老二，普通兄弟之间的称呼，用在儒家文化的一代宗师身上，带有很强的戏谑性。从这两个称呼可以看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或者说公众形象发生了变化，由兴到衰，由正面到负面，由褒到贬。
对于这个变化应该怎样去看待。我非常赞同用分析历史的态度，一种是同情式的理解，另一种是批判性的反思。同情式的理解是说，看待一个历史事件，要尽可能地把自己投入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去，对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危机、挑战感同身受，和他们一样激动、失落，不要想着21世纪的人担心什么，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批判性的反思是站在今天，从某一种理论的角度来对某种历史过程进行独立的思考。我今天说的更多是同情式的理解。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汉代形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成为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影响广大老百姓的观念形式。尽管这个主流意识形态曾经过几次大挑战，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这个体系基本是从汉一直延续到清末。官方通过文化读本、戏曲、民俗的作品等，塑造先人的价值观，影响到普通的老百姓。儒学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到明末的时候，本来有很多次修正自己的机会，因为当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当然关于这个东西还有很多争议，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是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这在“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很鲜明的反映。传统文化是不太讲“利”的，或以“义”制“利”。明末的时候传统文化经历了一次挑战，也迎来一次变革的机会。集中的表现像江苏的泰州学派，他们讨论怎么在儒家的体系里谈“利”的问题。这主要是受到王阳明的影响。但非常可惜，取代明朝的是清朝。满族一百多万的游牧民族，非常强悍，但是文化相对来说，较汉民族弱，所以全盘接受汉文化，将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并且不接受任何变化改革。大家比较熟悉清中叶时的文字狱，知识分子想成为一个挑战时代的创造性的思想者是不大可能的。清代晚期的龚自珍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己亥杂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大家觉得他好像纯粹在讲人才，是非常技术的话题。但他实质是针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一潭死水，不愿意面对新时代做出改变的现象而感到忧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相对比较封闭的体系中独立的发展，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冲击，当然也有佛教、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进入18世纪后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乾隆盛世时期，在遥远的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正朝气蓬勃地进行着。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有些零星的接触，元代就有了，都是靠传教士、商人，个人的方式接触。到了18世纪晚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是中国和西方现代工业世界的第一次正面接触。这个事件和北大也有点关系。当年英国的国王乔治派马葛尔尼作为使节，带着一个庞大的使团来到中国，给乾隆祝80大寿。马葛尔尼来访的目的当然不仅是祝寿，还有要和中国建交。因为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工业大国英国，要开拓海外的市场。后面的故事有的同学可能非常熟悉了，就是关于礼节的故事，到底这些使节来觐见乾隆应该行使什么礼节。按照过去的惯例，所有来朝见的国家都是来归顺的，都是番邦。中华的文化在某些方面讲具有很强的和平性，我们没有侵略扩张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自大，万物皆在我之下，所有人来都是归顺依附的。过去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蛮、夷、狄、番等，就是认为这些地方的人是没有进化的，野蛮的。马葛尔尼的到来也一样，乾隆只知道他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海上的岛国，但心里也很高兴，你们不远万里来给我祝寿，还送来物品，其实我天朝大国什么都有，既然你这么远送来我就暂时收下，你回去告诉你的国王，好好管理你的人民就是我最大的安慰。（笑声）所以这就形成一种误解，使我们的皇帝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外交关系。使团见到皇帝之前在中国大约停留了一年的时间，有一段时间被软禁在现在北京大学勺海那一带，当时是皇家园林。最后见了面，马葛尔尼坚持不下跪，他说我对我的国王行使的最高礼节是单膝下跪，行吻手礼，而中国的要求则是三跪九叩。乾隆认为外面的人真不懂礼节，让他跪一下就可以了，吻手礼就不必要了。现在再看这件事像个笑话，却反映当时中国对外面如此大的变化的无知自大。使团这次来没有任何成果，原来的使命都没有完成，包括建立外交关系，常驻使节。乾隆不理解，说我派人到你们那边常驻你们允许吗？对于英国来说很正常，但乾隆想当然认为不允许。外国人来中国要么梳辫子，要么被隔离起来，像广州的十三行，特许一块地方给外国人做生意，他们不能和当地的中国人打交道，以免污染，因为你们是蛮族没有进化的。
到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近代史从这里开始。鸦片战争是中国的耻辱，是西方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海外市场发动的战争。我们中学的历史课本对这件事之前发生的事情交待得并不多。英国人马葛尔尼访问中国是第一次，第二次访问在1814年，当时是嘉靖皇帝。这个使团更惨，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因为他仍然不愿意下跪。中国官员吸取上次的教训，知道英国人是不轻易下跪的，就把他弄得很劳累，神志不清，身体崩溃，在早上一见皇帝，就可能会被龙颜所震服而双膝下跪。但是这个使团在早上4、5点钟哪怕身心俱疲的情况下见到皇帝，还是不跪。鸦片战争的主战派史丹东爵士参加了这两次外交事件，第一次他只是十几岁，帮忙托礼服。小孩语言天赋很强，当时他就学会了汉语，也经历了整个被软禁、站着几个小时见不到皇帝的事件。第二次访华他最终没有见到皇帝。后来当英国的商人销售鸦片被阻扰时，他在医院里慷慨陈词，说如果现在不发动这场战争，将来印度也会这样对待我们，虽然不能确信是否能取胜，但是已经没办法回避战争的发生。有个历史学家写过一本很薄的书叫《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写得很好，书中说，1840年以前，中国不愿意给西方以平等地位，1840年以后，西方不愿意给中国以平等地位。当然这不是给鸦片战争的正当性找理由，只是历史事件需要用同情心去理解，不是简单地去谴责。
说到鸦片战争，有一个人就会被提起来，就是林则徐，他被称作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部分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但即使是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很有限。林则徐刚到广州的时候，他认为英国不难对付，他有几个理由，第一因为英国人都是绑腿的，屈伸不便。大家看电影时就会看到这样的镜头，中国士兵用长竹杆去挑英国人膝盖，一挑就倒下死掉，其实这是非常无知的看法。第二他认为英国人嗜好大黄和茶叶，只要把这两样东西断掉，他们就活不下去了。茶叶只是嗜好品，从印度不也可以进口茶吗，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而当林则徐真正与英国人接触之后，他才知道英国人很难对付，这场战争很难打赢。林则徐有些日记书信当时没有公开，例如他被贬的途中给朋友写信讲起他真实的感受：这样的战争从来没有打过，枪可以连续地发射，即使是韩世忠、岳飞再世，如果没有这种枪械也会束手无策，他还特别叮嘱不要让别人知道他的这种想法。林则徐到广州后英国人第一次就没敢打广州，而打定海，为什么？因为一开始英国人认为广州是一个南蛮之地，不重要，打下了广州也不会给清朝造成震慑。而中国朝野上下却认为只要有林则徐在，就不会输给英国人。直到太平天国初期，满清的重臣和太平军打仗时才慢慢地看到了西方人的威胁。因为清军和太平军都是依靠从外国人那里买来枪炮，这使他们都认识到这些武器的厉害。胡林翼说：“太平军不足虑，洋人乃膏肓之症。”《世载堂杂忆》有这样一个记录，胡林翼在安庆有一次带着清兵去察看地形，“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胡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贼之必灭，胡已有成算。只是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敬铭每与胡论及洋务，胡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说：‘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河流都是自西向东的，“鼓轮西上”，就是逆流而上。过去中国的船要逆流而上要靠纤夫人力拉，当他看到现代工业生产力生产出这样的船，他就知道了眼前的敌人虽然是太平军，但遥远国度的人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一时想不到怎样去面对挑战，所以后来再谈到洋人他都不说话了。
另外一个人，曾国藩，在日记里经常提到，军务繁忙，半夜才能睡着，清早就醒了。他当时考虑的是“念敌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李鸿章则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讲的当然不是太平军，因为太平军这种运动几百年就会来一次，通常一个王朝末年的时候就会出现。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这些满清的军事将领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华文明的工业世界，意识到了洋人对中国的威胁。太平军快要被镇压下去的时候，也就是1860年左右，掀起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有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他们有很强的中国文化认同，洋务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器物，所以洋务运动也可以说是器物改革，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国的文化为主体，把西方的洋船洋炮拿来用。这样的改革有很多局限性。它的失败标志是1895年的“甲午海战”。当时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是日本人，这个近邻随时可以跨过朝鲜或海域进入中国。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威胁更多不是领土上的侵犯，所以他们虽然攻入了都城，烧掠一番却没有最终占领。朝鲜当时还是我们的势力范围，要通过不容易，唯一的可能就是跨海。所以李鸿章非常重视海军，建立北洋水师。黄海一战时北洋水师还是很强的，吨位各方面都超过日本，所以我认为这种失败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另外我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其实并不可怕，签了五口通商条约，对中国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而割让香港，对皇帝来说只是死后在祭祀上有些待遇规格不能享受。我认为最可怕的是鸦片战争后我们浪费了20年改革的光阴。日本的明治维新大概是在1850年代，比中国还要晚一些，但是日本的改革做得比较顺利，效果也比较明显。过去我们以中轴国自居，“甲午海战”之后，日本一个小岛国，原来附属于我们的国家，突然成了战胜国，这对于沉浸在天朝大国梦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打击非常大。因此“甲午海战”后出现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康有为说，中国已经是“薪火之上”、“釜底之鱼”，不变不行了。可是一直到清末，虽然中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保守派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直到“庚子事变”，过去的幻想彻底破灭，整个社会气氛才开始改变。马克思在他的《鸦片贸易史》里有这样的评论：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庚子事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荒诞的悲剧，也很悲壮。中国人凭着肉身去战斗，却最终换来了八国联军的进京和四亿五千万的赔款，几十年的海关收入，几十万白银就这样流出了中国。
进入20世纪，时代的主题变成激进的反传统，孔子公众形象的变化也在此时开始。在“洋务运动”中没有看到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攻击，“维新变法”中也没有，而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器物改革行不通，就开始改制度。制度后面有一种价值，涉及到文化，所以有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上半叶，反传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基调。大家都很熟悉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很经典的话：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代表的是不被主流思想所束缚的、有独立思考的人，尽管精神错乱，但这恰是理性的。打倒“孔家店”有一批人物，鲁迅、吴虞、陈独秀、胡适等。吴虞被称之为双手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他写过很有名的一篇文章《论家族制度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源》，非常激烈地批评家族制度，家春秋一系列的改革都与这个有关系。胡适常被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而陈独秀1919年在《新青年》上说，现在只有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就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民主与科学。民主科学基本是外来的东西，过去中国也提民主，但意义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用西方的文化进行更新才能把中国的危机化解。反传统成为基调，“新”字在20世纪初非常流行，不是简单的新旧描述，而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像《新青年》、《新人》、《新民》、《新女性》等刊物，称为时代共同的追逐。相对立的一面是旧，传统的、熟悉的东西都是旧的。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推到一个极端，举一个例子就是：废除汉字。
当时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讨论，主流活跃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参与其中，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今后中国的文字问题，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进一步解释“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个老寿星（汉字）的不合时宜，过不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陈独秀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很快写文回应。
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还有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他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相对应的是拉丁文字，这个是抽水马桶，代表现代文明，茅坑则是落后的文明。
胡适的态度稍微温和一点，他主张先把汉字变为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马上废除不太现实，所以他后来推动白话文运动，写了很多白话文的诗。“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观点都非常一致。大家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他们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只有到了对中国文化深度的绝望，才会有这样荒谬的想法。“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咒出来的。”这句话刻画得很准确。前面说的这些人的国学造诣都很深，他们每个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传统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可是现在他们的这些主张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在做一种自我了断，就像《笑傲江湖》里的葵花宝典，要非常痛苦地“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这个比喻不太合适。（笑声）。总之要把血脉骨髓里的东西去掉，除非到了不得不变，关乎民族存亡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改革又失败，打又打不过，把这些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做出同情式的理解。其实这些旗手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他们个人的道德观陷入挣扎之中，而这更加反衬出这些人的伟大，他们不是简单说我更喜欢某种文化，而是真的在找药方，因为没有这个药方中国就会亡种亡族。
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激烈反传统的勇士大都没有到过西方，除了胡适曾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他们去过日本，因此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更多是通过日本的刊物。相反真正到过西方的人，却没有加入这个行列，比如严复，在英国留过学，也是北大的校长，他本人是强调自由，不怎么提科学的，很怪的一个人，直到很晚的时候还拖着长辫子，经常在未名湖散步，秀一秀他的长辫子。还有辜鸿铭，甚至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辜鸿铭有的言论比较反动的，比如关于男女观念，他认为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一个茶壶可以配三四个茶杯，但你见过一个茶杯可以配三四个茶壶吗？这种比喻当然很荒诞。稍后的学衡派，主要受哈佛影响，他们都提倡国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被称为保守主义。为什么对自身文化有很强认同却不能获得支持？联系我谈过的时代背景就不难理解了。同时这和袁世凯也有关系，他之前要把《孟子》编入小学四年级课本，这个做法被认为是封建复辟。当时已经进行了辛亥革命，在向新时代迈进的时候，像袁世凯这样的军阀还在谈旧礼教，知识分子就更激进地从反面批评。就好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不遵循这些礼教，但实际内心是很信的，于是他们看到虚伪的人在做虚伪的事情，就要从另一面来揭露。
激进的反传统不是“五四”之后就结束了，而是一直延续，分化，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左派有右派，尽管政治主张不一样，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反传统。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是如此，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参加“五四”运动。
前面讲得比较多的是同情式的理解，下面讲一讲批判性的反思。我已经把历史梳理了一遍，一步一步这样走下来，有内在的逻辑，并不是完全偶然性的。那历史是不是必然的？有人说历史性的不可改变，但以此来说历史的发生是必然的，而否定另外的可能性，这种历史观是非常糟糕的。难道大屠杀、大饥荒都是必然的么？历史存在着替代性的初衷，没有人能拿出完美的方案，但可以逃出唯一可能性。中国要救国救族走现代化，就要把传统抛弃掉。那应当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国被动的现代化从1840年就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经常简单地被人们表述为从传统到近代，这个表述很简练，也很难打破。这种表述又经常被人们进一步发挥，理解为抛弃传统，才能达到现代，这就有问题了。我们来看看现代化的模版：英国，最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欧洲的现代化历史，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包括工业化、经济组织、市场形态。根据社会学者马克期·韦伯的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精神的滋养。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是不是就是做买卖？当然不是。中国很早就开始做买卖，《史记》里记录了很多商人像吕不韦。在韦伯看来做买卖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依靠理性的、系统的、合理的方式来赚取利润的生产方式。这个精神怎么来的？韦伯说是西方的宗教，并不是必然，而是一种选择性。具体来讲是新教主义，被称作是宗教革命。看到“革命”两个字，就是对传统的抛弃吗？不是。虽然号称是宗教革命，新教只不过是和罗马天主教决裂，路德对天主教的批评，主要是对罗马教廷的批评，他们在歪曲上帝的主张，你第一次去罗马就是找骗子，第二次去你就是骗子，那些是罪恶之臣。新教和天主教两者的相似性恐怕要大于它们的相异性，新教只不过是基督教传统的继承。对于缔造西方世界的两场政治革命，一个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一个是美国革命，他们无一不是建立在他们的传统之上。英国光荣革命，更多意义是在政治上的，而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并没有太多的改变。美国革命也是。法国大革命则是比较剧烈的革命，非常激进，他要把过去旧的制度打成废墟，再在废墟上建立新的世界，构想出理想世界的蓝图，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建造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法国革命恰恰因为太激进的做法，引起一批思想保守主义者更加坚定地捍卫传统。英国埃德蒙博克认为理性是前人一点点摸索积累起来的，传统代表了这种摸索的历史，所以要尊重传统、历史。因此这个“保守主义”在西方不具有贬义，而西方的走向现代化始终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改革。
后来的革命都是一种学习，是被迫的，和殖民半殖民联系在一起的，或者面临这种威胁。日本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也是成功者，广泛吸收学习了西方现代化科学工业，却并没有抛弃文化传统。《德川宗教》这本书指出，正是德宗幕府时期的宗教，为驱动日本走向现代主义，提供了中心价值系统，内藏的价值观驱动日本适应现代世界，创造现代企业制度。《大英百科全书》主编认为，日本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将古老的儒家文明和战后从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糅合在一起，加以巧妙应用，所以他把日本称为中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日本的本土学者，他将日本的成功归因于儒教的忠诚特质，民主主义乃至社会集体。日本的儒家虽然深受中国儒家的影响，但还是有他自身传统的特色。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为他提供了一个中心价值。类似的还有东亚四小龙等。
反过来看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与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相比，如印度，从文化的角度受伤最重。我们文化的受伤是谁造成的呢？前面我们做了同情式的理解，我们不是简单的批评和提倡，理想层面不等于现实的方案，要拿出一个现实的方案很难，像那种极端的否定，对儒家精神的描述，乃至文化的载体语言，确实对中国文化造成很深的伤害。
这段历史中有的机会我们错失了，非常可惜，像刚才说的明末思想改革，后来清末经历的预备立宪。当时积极发动参与预备立宪的主体是地方绅士集团。如果这个进程在中国开展起来的时候能再多一点空间、时间，在保持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进行制度性的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面目。还有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我们也错失了改革的机会。因为革命经常不是在最坏的时候发生的，而是向好的方向改进的过程中发生，法国大革命也是这样。另外慈禧晚年的时候，言论方面也有一些改革的契机，但仍旧错失了。
在历史上，如此庞大的民族，如此多的人在自我了断，攻击自己的文化，是很罕见的。这种攻击到1949年之后还在继续，有两个“决裂”：和旧习俗决裂，和旧制度决裂。可以说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过程，几乎就是把传统的东西消蚀掉的过程。民国初年兴办新学堂，找不到场地，于是把和尚赶走，在庙宇里建立学校。这种做法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新学堂代表科学现代的教育制度。此后更多，像大跃进时期的拆祠堂。儒家是一个活的形态，不只是“四书五经”，还包括一系列乡土建筑物、乡土资源，这些在革命的历程中统统被视作是过时、反动、迷信的东西，用毛泽东的话说：破旧立新，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虽然传统没有变成废墟，但却成了碎片，不能成一个体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把碎片化的文化元素进行主动积极的整理，这正是我们进行文化复兴的使命。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这种需求开始出现，因为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一个没有中心价值支撑的发展好像没有火车头，非常危险，也不能长久持续下去。
以上我把传统文化的兴衰做了这样一个同情式的理解和批评式的反思，告诉大家历史发展虽然有很多内在逻辑，但不要用必然性来看待历史。好的，我讲的东西就这么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热烈掌声）（2009年3月13日）
主讲人简介：
卢晖临，安徽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社会学权威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的主讲课程有：“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概论”、“中国社会：社会学视野中的百年变迁”、“定性研究方法”、“农村社会学”。
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文池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