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开始被广泛关注。特别是自2007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经济失衡已经成为最为广泛的讨论话题之一。

经济失衡包括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两个方面(郭树清，2007;樊纲等，2009)。外部经济失衡，或者说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李扬、卢瑾，2010)，即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的不断提高。内部经济失衡，则表现为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或者说投资—储蓄的失衡(傅瑜等，2006;郭树清，2007;程选、罗云毅，2008)。

根据Chenery & Strout(1966)提出的“双缺口模型”理论，外部经济失衡和内部经济失衡应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内部表现为投资储蓄的失衡，外部则表现为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进一步，如果将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结果——经常项目的差额理解为储蓄或资金的国家间转移，那么，内外经济失衡在本质上都属于投资储蓄失衡(IMF，2005;樊纲等，2009)。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内外经济失衡属于投资储蓄失衡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刘洪钟、杨攻研，2011)。

对于外部经济失衡的原因，存在各种解释和假说，包括孪生赤字假说、汇率贬值效应假说、全球储蓄过剩假说、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假说、美国金融优势假说以及资产组合供求均衡假说等，众多文献也对此进行了文献综述或原因梳理(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课题组，2009;李扬、卢瑾，2010;王道平、范小云，2011)。

从中国内部经济失衡来看，王小鲁和樊纲等(2009)将其概括为“六高”，即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出口依赖程度高，与美国的“一低三高”——低储蓄、高负债、高消费、高贸易逆差形成鲜明对比;邹卫星、房林(2008)则明确指出，“以内需不足和过度投资为主要特征的投资消费失衡，是中国经济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

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指出，当前中国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程选和罗云毅(2008)的研究认为，资源品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金融资本市场不发达和收入分配不均是我国投资储蓄失衡的四个主要原因。郭树清(2007)指出，“中国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反映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暴露了收入分配、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深层矛盾。”郭庆平(2009)认为，“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在本质上还是体制改革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的结果”。

在上述研究文献中，都无一例外的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是造成我国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①但是，上述文献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对一个国家经济平衡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主要停留在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或消费)的影响这一层面。实际上，作为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社会保障制度还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投资和就业等各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视角来重新全面考察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现象，在深入探讨社会保障缺失与投资储蓄失衡关系的基础上，来解读社会保障缺失是如何导致中国经济的高储蓄率、低投资率和要素价格压制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造成内外经济失衡的。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至四部分分别分析社会保障缺失导致高储蓄率、低投资率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机制;第五部分全面分析社会保障缺失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第六部分是进一步解释社会保障导致投资储蓄率失衡问题的实证研究;最后是本文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二、社会保障缺失与高储蓄率

社会保障水平影响消费储蓄率已经是被广泛研究讨论的课题，而且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降低居民家庭储蓄率(Feldstein, 1974, 1996; Leimer & Lesnoy, 1982; Koskela, 1983; David & Menchik, 1985; Hubbard et al., 1995)。这一结论在理论上很容易理解，因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至少有两个直接作用——提高未来预期收入、降低未来风险，而这都将有利于提高居民家庭的消费率。

但是，我国社会保障却呈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不高，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同;二是结构性不平衡，即农民、农民工和私营个体企业劳动者等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等高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则相对完善。据统计，在1990年至2011年期间，城镇居民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达到24.7%，而农村居民的占比仅为6.5%。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导致居民家庭消费率偏低，而有限的社会保障资源的“群体性错配”则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再考虑到当前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仍然相对较低，这就导致我国居民家庭呈现出“未富高储”的显著特点，而内需不足则仅仅是“高储”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而已。

从微观居民调查数据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将导致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在历次的居民家庭储蓄动机调查中，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子女教育、养老都是最为主要的储蓄动机。例如，2008年由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对15个城市大约2100个家庭开展的“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第一期全国性调研结果显示，在被问及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时，大部分的家庭是为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24.06%)、子女及自身教育(23.59%)和养老退休(19.62%)进行储蓄。⑤另外，据中国人民银行自2002年开始的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居民消费意愿比例从2002年3季度的33.4%大幅下降到2012年1季度的17.5%，下降幅度达到47.6%;“更多储蓄最合算比例”则持续上升，从31.3%提高到46.9%。

从宏观层面来看，消费率降低导致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自2000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到2011年仅为48.2%，比2000年的62.3%下降了近1/4，这反映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需求却相对萎缩。而且，居民消费占比已经从1988年时最高的80%下降到2010年时的71.3%，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则相应不断上升，这表明居民家庭消费增速相对较慢。更进一步，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占比的下降幅度更大，到2010年时仅为23.2%，约为1979年62.3%的1/3强，这里虽然有城市化导致农村人口比重下降的原因，但更多反映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和消费率相对降低的现实。

三、社会保障缺失与低投资率

与社会保障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同，保险保障水平对居民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则很少被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家庭资产配置，还是在金融资产需求领域，背景风险的影响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Doherty & Schlesinger, 1983; Doherty, 1984; Heatton & Lucas, 1997, 2000;孙祁祥、张楠楠，2009)。这是因为，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个人的各项行为，如储蓄、消费、保险购买、资产配置等，都是联合决定的(Joint Determined)，而并非完全独立，因此，将人们的各项行为联合起来进行考察，往往能得到更接近现实的结论。

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我们认为，居民家庭对各类风险是进行统一管理的，理性的居民家庭会根据其财富水平、风险厌恶水平选择一定的风险承受总量，而居民家庭面临的诸多风险在理论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客观损失风险和主动投资风险，居民家庭会根据客观损失的风险规避成本和主动投资风险带来的收益水平等因素将这一风险承受总量在客观损失风险和主动投资风险之间进行配置，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⑥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水平将不仅影响居民家庭储蓄或消费率，而且将影响居民家庭投资率——资产配置中风险资产的比重。为此，我们运用Mayers & Smith(1983)中效用函数的构建方式，建立社会保障水平与投资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的结论及其理论和政策涵义都可以延伸应用到企业投资领域。即居民家庭的概念可以扩展为面临同样风险和投资收益选择约束的私人和个体企业主;社会保障制度的概念可以理解为灾害损失后的政府救助，以及商业保险制度;而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则相应可以扩展为具有较高风险性的创业、生产性投入等实业投资。这样，模型结论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涵义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救助和商业保险等)的缺失同样会导致私人部门的实业投资动力不足。因此，本文中，我们统一将居民家庭和私营企业主统称为私人部门，从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将导致我国私人部门的投资行为出现两个特点：一是金融证券投资意愿和比率较低;二是私营和个体企业投资动力不足。

从居民调查数据来看，2002年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大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户均22.83万元的家庭资产中，家庭金融资产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51156万元，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高达69.41%;股票资产为7374元，仅占10%。⑩另外，我们根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09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统计显示，进行股票投资的家庭比例仅为9.6%，持有股票、债券或基金任意一种金融投资产品的家庭比例约为14.3%，股票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仅为1.2%，金融投资占总资产比重也仅为1.69%。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和集体企业投资占主导地位，而私人和个体企业投资则一直维持较低水平。90年代以来，我国私人和个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都低于15%，近年来虽有一定提高，但仍然仅占20%左右，在1981—2009年期间，平均占比仅为18%;而国有和集体企业投资在2001年以前都保持在60%以上，近年来随着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从而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主体，由此反映出在私人和个体企业投资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我国投资结构中的“政府主导”特征。

四、社会保障缺失与低劳动力成本

这表明，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低工资水平也将随之提高;另一方面，失业保险缴费比例越高，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越高。由于社会保障水平与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正相关，因此，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将导致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提高，从而使劳动者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提高。

在给定工资水平的前提下，劳动者的最优劳动量为：

这表明，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劳动者的最优劳动量越低。

社会保障水平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可以很好地解释劳动力成本压制。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农民工愿意接受很低的工资水平而承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这是我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国际核心竞争力”形成的主要原因。而近年来，随着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业补助、提高粮价、推广新农合和农村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惠农措施的推进，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此背景下，数亿农民工对工资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劳动量的供给意愿也逐渐降低，从而造成当前的“用工荒假象”。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假象”，是因为造成目前用工荒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也不是由于农民工要求的工资水平超过合理水平，而只是因为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导致长期压制劳动力价格的力量在逐渐消失，而企业还没有完全适应或转型。

劳动力成本压制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居民工资或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速。根据统计，在1979至2011年期间，我国GDP的平均名义增速为16.1%，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速仅为13.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速则仅为13.1%。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5.0%，二十年的时间下降了8.4个百分点。这种现象不仅导致居民家庭没有充分享受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将导致城乡差距扩大(11)，一定程度加剧经济失衡问题。

五、社会保障缺失与中国经济失衡：一个解释框架

前面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的缺失所造成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低投资率、低劳动力成本等四个方面的直接影响。虽然“高储蓄率、低投资率”的直接表象就是投资储蓄的失衡，但是，作为经济制度中的基础性制度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在影响居民家庭生活的基础上，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造成我国经济的整体失衡呢?在此，我们试图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解释分析框架如图l所示。

1.“高储蓄率+低金融投资率”导致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

前面的分析指出，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居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增加，造成我国居民家庭的高储蓄率。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导致一般居民家庭风险承受能力低，加上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证券投资产品少而风险程度很高，从而居民家庭宁愿将大量资金以“负利率”作为储蓄存放在银行，却不愿进行风险程度较高的金融证券投资，这导致大量资金集聚在银行系统内，而金融市场发展则相对缓慢，从而形成了我国以银行为绝对主导地位的金融结构特征。当前，我国存款性金融机构(主要为银行)的资产规模占金融业资产规模的比重达到90%左右，其他类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仅为10%。另外，从融资渠道来看，贷款融资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中，贷款占比达到80%以上，债券融资比重约为14%，而股票融资占比仅为5.82%。

图1 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获得。

2.“低投资率+低消费率”导致政府主导的“经济拉动型+出口导向型”产业投资结构

前面已经指出，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将导致私人部门风险投资，包括金融证券投资和实业投资动力不足;同时，金融证券投资不足和实业投资不足两者又会相互强化，从而加剧私人部门实业投资不足这一问题。一方面，金融投资率低导致中小企业通过股市融资困难;另一方面，在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有政府担保或政策支持，获得信贷支持相对更为容易，中小企业获得信贷十分困难。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当前经济中突出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因此，私人部门将面临“投资意愿、融资能力”双重不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家为了维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只能“被动主导”大规模的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消费率低，消费型产业和服务型产业的需求相对不足，在这种条件下，政府主导的投资又只能“被动倾向”经济拉动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消耗型的产业，或者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以“填补”居民部门的内需不足。这两个问题的结合就造成了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例如，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经济拉动型行业所占的比重长期占到70%以上，而民生服务行业所占的比重长期在10%以下(12)。

3.“高储蓄+低劳动力成本+政府主导投资”导致资源要素价格的被压制和资源高耗费

我们认为，资源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居民家庭供给的劳动力和储蓄资本;一类是由政府提供的自然资源。第一类资源的要素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需所决定的，政府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一些;第二类资源的要素价格在很大程度可以由政府所决定。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居民家庭储蓄意愿高、劳动供给意愿强，从而造成劳动力和储蓄资源价格“被压制”。同时，由于私人部门投资不足，导致政府部门主导投资。由于我国自然资源要素的价格主要由政府所控制，在此条件下，政府部门没有理由不压低其价格以降低政府主导投资的成本。因此，无论是资本、劳动力，还是自然资源，各类要素价格都被长期压制，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耗费率高，甚至造成资源浪费。据统计，在2000—2009年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即每1000美元GDP耗费能源折合成石油量平均达到301公斤，在我们选取的主要样本国家中(13)仅次于能源大国俄罗斯，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耗费率很高。

4.“低劳动力成本+要素价格压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劳动力、储蓄和自然资源等各类要素的价格压制，导致其回报率相对较低;而资本由于储蓄资源价格压制和杠杆效应获得的回报率则大大提高，其结果是普通者的劳动收入提高缓慢，而具有一定初始财富积累的群体在此过程中的资本性收入急剧提高，形成财富增长中的“马太效应”，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基尼系数来看，在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暂下降后开始持续提高，到2005年时达到42.5，不仅大大高于1984年的27.7，而且已经超过40的国际警戒线。

5.“要素价格抑制+内需不足”导致外部经济失衡

自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出口规模迅速增加，从2001年的266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8986亿美元，10年的时间里增长超过6倍，出口依赖度——出口金额占GDP的比重相应从20.1%提高到2011年的25.5%，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一度高达35.0%。外部经济失衡的产生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内需不足，从而导致外需依赖，产业发展以出口导向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要素价格的抑制，特别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六、社会保障水平与投资储蓄失衡：实证研究

前面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保障与投资储蓄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究竟在数据上是否支持社会保障缺失导致投资储蓄失衡的论证?为此，本部分我们将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1.指标及数据选取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比较性，我们将统一选取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由于社会保障涉及医疗、失业和养老等多个领域，而且商业保险的发展程度也将很大程度影响实际的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在所有宏观数据库中，并没有直接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为了较为有效地衡量社会保障水平，我们选取政府支出中补贴和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变量中政府的补贴和转移支出并不仅仅包括对居民家庭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补贴和转移支付支出，而且还包括对企业的补贴、无偿转移性支出。从而，这个指标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比传统意义的社会保障范围要宽，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对于本文的研究却可能恰恰是一个优点。因为，对于居民家庭的转移性支出将影响其储蓄和金融投资行为，而对企业的补贴和转移性支出将影响企业的生产投资行为，从而刚好可以综合考察广义上的社会保障对投资-储蓄关系的影响。为了从数据上衡量投资储蓄失衡问题，我们分别用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重作为投资率的代理变量、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作为储蓄率的代理变量，从而将两者之差作为投资储蓄失衡问题的衡量指标。同时，我们在考察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私人部门固定资产形成率与储蓄率之差，来考察私人部门的投资储蓄失衡问题。

为了剔除其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加入了可能影响储蓄率或投资率的主要解释变量。其中影响固定资产占GDP比重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特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影响储蓄率水平的因素有居民收入水平(人均GDP)、实际利率水平、家庭负担水平(赡养率)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失业率)。(14)

如前所述，所有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60年至2011年，选取的样本国家数量为29个(15)。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存在大量的数据缺失情况，总的有效观测值数量仅为270个;在考察私人部门投资情况时，有效样本仅为36个。

2.回归结果及解释

我们分别用面板数据中常用的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投资储蓄率之差与社会保障水平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回归结果[1]和[2]的被解释变量为固定资产形成率与总储蓄率之差，[3]和[4]的被解释变量为私人部门固定资产形成率与总储蓄率之差;[1]和[3]为随机效应回归结果，[2]和[4]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由于回归结果[3]和[4]的样本数量太小，在结果考察中我们主要以[1]和[2]为主。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高，关键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表明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高。从关键考察因素来看，在四个回归结果中，社会保障水平(补贴和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的系数都一致为正;其中，[1]和[2]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实证回归结果与前面理论分析的结论完全一致，即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投资储蓄率之差越大;反之则反是。这意味着，存在一个使投资储蓄率之差等于零的社会保障水平的临界值。当社会保障水平超过这一临界值以后，随着投资储蓄率之差随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将出现一些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储蓄不足型”失衡问题;当社会保障水平低于这一临界值之后，投资储蓄率之差将变为负值，随着这一负值随社会保障水平的降低而不断扩大，将表现出中国当前面所面临的“投资不足型”失衡问题。

从其他变量对投资储蓄失衡问题的影响来看：(1)滞后项的系数全都显著为正，而且系数很高，这表明一个国家的投资储蓄失衡问题自身具有很大的惯性，短期内改变的难度很大。(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系数都为正，而且其中三个在统计上显著，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储蓄不足”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都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可能表明产业结构的转型，即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促进私人部门投资，从而改善“投资不足型”失衡问题。(3)人均GDP的影响并不明确，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对投资率和储蓄率的影响都并不相同，从而使其对投资储蓄失衡问题的影响并不明确，这也就意味着“储蓄不足型”失衡问题并不就是发达经济体的独有现象，而“投资不足型”失衡问题就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特征。(4)实际利率的系数皆为正，但是都不显著，表明实际利率对于投资储蓄率之差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实际利率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居民储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通过实际利率的财富效应促进居民消费，两者的综合影响并不明确。(5)与预期不一致，赡养率的系数都为正，而且在[3]和[4]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投资储蓄率之差较大的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缘故。(6)失业率的系数在三个回归结果中为负，其中[2]、[3]中显著，表明失业率的提高将降低投资储蓄率之差。这主要是由于，失业率的提高，一方面反映了投资不足的经济现实;另一方面，在失业率较高的背景下，居民家庭未来的收入不稳定性提高，从而将提高储蓄率。

七、启示与政策建议

经济失衡，无论是内部失衡还是外部失衡，在本质上都是投资—储蓄的失衡，两者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因此，理解投资—储蓄失衡问题并找出其消除的方法，是理解当前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问题，并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本文从社会保障缺失的视角，对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作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我们认为，社会保障缺失直接造成了我国私人部门经济行为“一高三低”的特征——高储蓄率、低消费率、低投资率和低劳动力成本，而私人部门经济行为特征是我国经济失衡的根源所在。这种逻辑在于：(1)“高储蓄率+低金融投资率”导致大量储蓄积累在银行系统，而资本市场发展较为缓慢，形成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2)“低投资率+低消费率”导致政府“被动主导”大规模的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形成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拉动型+出口导向型”产业投资结构。(3)“高储蓄+低劳动力成本+政府主导投资”导致资源要素价格长期被压制，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耗费率很高。(4)“低劳动力成本+要素价格压制”导致普通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而具有一定初始财富积累的群体资本或财产性收入急剧提高，从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5)内需不足导致我国经济的外部依赖度提高，而要素价格抑制恰好又“被动”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造成我国经济外部失衡。

实证回归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社会保障水平是投资储蓄失衡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投资储蓄率之差越高;反之则反是。当社会保障水平超过一定临界值以后，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储蓄率之差将不断扩大，从而表现出一些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储蓄不足型”失衡问题;而当社会保障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之后，投资储蓄率之差将为负，而且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降低，两者差额将不断扩大，从而表现出中国当前面所面临的“投资不足型”失衡问题。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将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国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其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影响或决定一国家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包括消费、储蓄、投资和劳动力供给，而这些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经济变量。

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保障水平，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发展意义。我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根本性的制度性改革无非三项——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本质上而言，对外开放是在将国内企业竞争力评价的标准从国内转向国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在将资源配置的权利从政府转向市场;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将保障的责任从国家转向个人。相对而言，前两个改革相对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只要政府真正决心将竞争力评价标准转向国际、将资源配置权利交给市场，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标准比国内标准更为有效、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也更高，所以改革较为容易成功。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则不同，它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容易导致市场失灵，从而注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中的“责任逃避”将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失败;而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则恰恰更为彻底，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以“从摇篮到坟墓”为特征的时期过渡到了“社会保障缺失期”，后来虽有逐步的改善，但是整体水平和覆盖范围仍比较有限，而且相对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各项支出成本的急剧攀升相比，其保障水平仍十分有限。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亟需“再次”改革，即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实现内外再平衡的基本前提。

当然，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度性。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可以造成我国居民家庭的“一高三低”，而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也可以造成欧洲居民家庭的“三高一低”，即高消费率、高投资率、高劳动力成本、低储蓄率，因此，不是说社会保障水平越高越好，而是存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因此，如何确定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们应当注意到，社会保障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王诚，2004)。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因此，目前是大力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机遇期。但是，我们也应当考虑到，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在相应提高，如果未来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下台阶”，政府财政是否还可承受，社会保障制度是否还可持续?欧债危机的爆发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因此，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一定要首先做好可持续性评价，这也是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患贫而患不均”，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国家作为重要的“拟公共品”，具有十分重要的财富再分配功能，如果这一制度还不能向中低收入群体适度倾斜，那么，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不仅将完全失效，而且将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因此，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以公平性为前提。

收稿日期：2012-07-28

注释：

①例如，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中，社会保障支出其实就是“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郭树清(2007)指出，“工资扭曲是造成经济结构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在真正威胁到国内就业和出口竞争力之前，中国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外来工的工资水平(以及必要和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且其效应总体上应该是积极的。”

②说明：本文理论模型中社会保障水平的理论涵义可以拓展到广义上的“保险”制度，既包括家庭内部互助、邻里救助等非正式保险制度，也包括商业保险等正式保险制度。

③即国家对于社会保障予以财政补贴，或居民家庭仅直接承担社会保障成本的部分费用，这也是社会保障运行中的实际情况——个人交一部分，国家补贴一部分。当然，如果从最终来源来说，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这并不是居民家庭的直接费用承担，而是属于间接的收入再分配过程。

④实际上，戴维·罗默(2003，204页)已经证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为正，那么将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此时，社会保障制度(或者商业保险制度)的引入，即使居民家庭承担的费用是公平费率(等于损失率)，甚至承担一定附加费率(高于损失率)，也能有效减少居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当前消费。

⑤数据来源：搜狐财经(http://money. sohu. com)。

⑥客观损失风险是指居民家庭面临的客观存在的纯粹损失性风险;主动投资风险是指居民家庭运用自己所持有的资产出于逐利的目的进行投资或投机而使资产面临的收益率不确定风险。前者包括意外事故风险、疾病医疗风险、法律侵权责任风险等给家庭带来客观实际损失的风险;后者是居民家庭投资或投机行为的收益率风险。

⑦表明了居民家庭预期收益和风险的边际效用替代率，该替代率反映了居民家庭的风险态度，我们在保险经济学中一般称之为风险容忍度。

⑧从现实情况来看，一般认为，客观损失风险与风险资产投资风险之间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的。因为，风险资产投资风险代表了国民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整体景气程度，经济和金融市场越景气，风险资产的收益率越高，此时，居民失业率越低、收入更高、社会更加和谐、人们心情更好，发生盗窃、故意损害、社会摩擦的概率降低，疾病发病率也可能降低，从而导致客观损失风险降低;在经济和金融市场不景气时，则恰好相反，相关客观损失风险发生的概率也更大。因此，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认为 。准确地说，是否应当是客观损失风险与风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⑨而且，居民金融投资意愿与金融市场发展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即“居民金融投资意愿低→阻碍金融市场发展→居民金融投资意愿更低”。

⑩数据来源：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http://news. cnlist. com)，国家统计局，《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出现质的变化——“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摘要)”》。

(11)说明：虽然表面上城乡居民收入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速相差较小，但是，如果假设初始收入分别为2和1，那么两者的绝对差距将不断扩大。例如，1990年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86;但是，到2010年时，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不仅相对比例提高，而且绝对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12)其中，经济拉动型行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民生服务型行业包括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3)按能源消耗排序依次为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美国、阿根廷、法国、巴西、日本、德国、墨西哥和英国。

(14)各个变量对应的数据库中英文全称如下：赡养率，Age dependency ratio(% of working-age population);经济发展水平，GDP per capita(constant 2000 US );固定资产资本形成率，Gross capital formation(% of GDP);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率，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private sector(% of GDP);储蓄率，Gross savings(% of GDP);投资储蓄率之差：总额=固定资产形成率—储蓄率，投资储蓄率之差：私人部门=私人部门固定资产形成率—储蓄率;实际利率，Real interest rate(%);第三产业占GDP比重，Services, etc., value added(% of GDP);补贴和其他转移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Subsidies and other transfers(% of expense);失业率，Unemployment, total(% of total labor force)。

(15)选取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捷克、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尼、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葡萄牙、沙特、新加坡、南非、西班牙、英国、美国。

【责任编辑】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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