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将组建国学院的消息在媒体公布后，引起了各界关注。出于不同的价值承诺，主要在人民大学是否应当组建国学院和应当组建什么样的国学院这两个问题上引发了争论。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谈论儒学、国学与国学院，显然由中国当代的文化及教育问题和由这些问题的积累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对国学的需要，在经过反思之后，从而才有人民大学举办国学院的举措。虽然，在近百年来的反传统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力图承续传统而举办国学院，有其特别的积极意义。正因为是在反传统的历史进路中、在学术体制化的氛围中举办国学院，必然产生方方面面的问题，以至于责难，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对其内在的文化问题的历史与逻辑进行认真清理，从而决定国学院的办学方向，很有可能使国学院流于形式，甚至导致错误的办学方向，使原本就已被肢解的国学，又增加了一种非正确的理解向度，不但殆误了学子，而且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又设置了一个新的障碍。在现有的体制下产生这一问题，是极其可能的。因此，传统文化阵营对国学院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必然的，也是及时的。显然，这些批评是属于应当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之问题范畴。

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的问题在于理解和把握国学，对此，纪宝成校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其所作具体阐述是：“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南方周末2005-05-26）简而言之，人民大学国学院所谓的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目为主，重在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９日电）。纪校长上论，就现有的体制而言，是应当理解的，非此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以顺理成章的举办国学院；但是，就学理而言，却是存在问题的。

众所周知，“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恰恰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的西化式进路，而这种研究和阐释的最大成就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使之中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儒学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参照西方学术”是一个悖论式推论，是一个两难困境。而要走出这一困境，首先要对“参照西方学术”的思想理路进行正本清源。否则，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难以对国学进行自恰的理性的推定，必然步入误区。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就“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只有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但是，以取得当代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推定儒学，其结果只能是更大的悖论，从而无从谈起对儒学的“抽象继承、积极弘扬”了，所以，人民大学只能任用一个红学家为国学院的院长而不能任用现代新儒家，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了。显然，没有儒学作为主流和没有儒家为之主持的国学院，其国学的份量将大打折扣。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当代的体制下，对于纪宝成校长及人大举办国学院的举措应当给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是不应苛求的，其毕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期望国学院能推动儒学复兴并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的主要障碍是存在着儒学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道统、政统、学统的合法性与统一性问题，而这已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以明确我们所处于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做的更加深入扎实。

对应于本文的论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学和国学院是不同的定义。

“国学”一说，虽为现代所争论，但古代中国已使用国学作为概念范畴了。所以，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推定国学的本质性，有利于对国学给出明析的定义，更有利于今天规范国学，以复兴中国文化。

从中国古代国学的内容与形式、内涵和外延而论，以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统一性推定之，应当认为，国学者，是以经邦济世、化成天下为目的，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国家立国的根本之学。中国古代的国学虽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道学为辅。所以，以国学定义国学院，国学院是由国家所成立的以培养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经邦济世人才为目的的最高学府。

可见，二十世纪初北大、清华用国学指称的仅仅是学术内容，因离开了国学的本质性，自然也就不能以国学取胜了；所培养出的学者，如顾颉刚等人的大相径廷、反国学之道而行之，也就不足以为怪了。

由上可知，以国学和国学院的定义推定人民大学举办的国学院，的确勉为其难。其一，人大的国学院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而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则不能称之为国学。其二，今天的国家道统和学统由宪法所定，国学是马列主义，国学院则是中央党校，所以，人大的国学和国学院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可见，国学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二律背反，举办国学和国学院则是两难困境。所以，走出困境，卓有成效的举办国学院，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培养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人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动儒学及国学的复兴，在现存体制下，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

正因为如此，在人民大学是否应当组建国学院的问题上，来自于激烈反对者薛涌、袁伟时等西化论者的意见，应当引起反思。因为，由上述问题所决定，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他们并不担心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另有所图，这不能为一切关心中国传统文化人士所注意。所以，从他们的行文中发现问题，把握其思想动向和价值取向，是极其必要的。

薛涌博士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薛涌博士为什么只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而看不到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引领西方文化走出困境呢？薛涌博士身在西方，不可能不知道“西方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之深刻内涵；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也不会不知道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研究和由此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汤因比说：“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7页、288页）。所以，汤因比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9页）。因此，应当认为，薛涌博士是在故意歪曲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在《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南方周末》2005/06/10）一文中，不但更加说明了这一点，也由此暴露了其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矛盾，表明其在西化的理路中妄论中国文化。

薛涌博士站在反对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自以为是，行文不但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敌意，而且挑拨离间、顾左右而言其它，混淆是非，唯恐中国文化复兴。 薛涌博士说：“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所以，薛涌博士鼓吹应“学学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可见，薛涌博士竟然不知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却大谈其他民族的“贡献”，由此表现其历史观之混乱。对此，我们不仅要问：在薛涌大谈“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却为什么忘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难道这些贡献不是恰恰表明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吗？而这些“品质与风貌”难道是“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所能吗？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难道不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儒道互补之学、儒法相参之用吗？可见，薛涌博士通过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但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从而以蒙学、藏学、满学做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而且要把中国文化更全面的西化直至消亡而后快。

所以，薛涌博士下论可谓道破天机：“‘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究其所以，是薛涌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更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化成天下。可见，不是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而是薛涌博士非常理解，但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不能“赏识”。是故，薛涌之道可以知也！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构性否定之后，薛涌博士又大谈起“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了（ 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这个“人类的传统”、这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难道是薛涌博士推崇的“蒙古帝国”的“全球化”吗？难道是薛涌博士一再申论的“蒙古、满清在这方面都显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军事能力”吗？（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果如是，那可就中了薛涌博士的诡计：中国文化不应当复兴，只能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

由上说明，薛涌博士在中国文化已失语的现代作此申论，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故意的，更是由其西化的文化观所决定的。所以，薛涌不但是企图以“一套政治正确的语言格式来限制学术研究”，而且是以其西化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把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文化排斥在人类文化的核心之外，这才是薛涌之真实目的，此亦为薛涌反对人大成立国学院之根本所在。所以，人类学进路何有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自当以化成天下定义。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薛涌博士之论只是企图拖历史的车轮而已。

在反对者的声音中，袁伟时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位。只所以引人注意，倒不是其文章充满了依据，而恰恰相反，其文自相矛盾，毫无依据。例如他说：“中国人民大学是公办大学。以这些不确实的史料为根据，论证必须拿纳税人的钱去“振兴国学”，是不是有点过于马虎？”其认为，“笔者与纪宝成先生的分歧，不在要不要研究、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而是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和研究这些遗产。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庞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必须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下，严格在学术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才谈得上应该对不同部分分别采取什么态度。”（《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载《新京报》2005年6月9日）可见，既然是“必须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下，严格在学术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什么却要否定人民大学有举办国学院的“学术自由”和进行“学术层面”的研究？袁文之“过于马虎”，可以知也。袁伟时说：“没有止于至善的学术。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西方、东方的学术都有局限，任何人对任何学科及其方法都可以修正、探索。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其又反其道而论之：“如果我国的学者炮制出来的‘国学’，只能在小圈子中自吹自擂，专家私下摇头，读者不认可，那是什么图景？”（《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载《新京报》2005年6月9日）既然“没有止于至善的学术”，在人大国学院还没有运行之前，又何以论“如果”？ 即使是“炮制出来的‘国学’”，是不是也“可以修正、探索”？既然是在“小圈子中自吹自擂”，又何以成为“某种思潮”？又何劳袁先生鸣鼓而攻之？袁伟时又说“纪校长在文章和访谈中为鼓吹‘振兴国学’，提出一系列颇为别致的论点。尽管其中大都是流行多年的说法，但斯时斯地集中推出，不失为当前某种思潮的代表；而其中不少评论与历史事实及众多学者接受的学理出入较大” （《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载《新京报》2005年6月9日），对此，我们要问，既然是“流行多年的说法”怎么又与“历史事实”“出入较大”呢？既然不为“众多学者接受”，又怎么能“流行多年”呢？既然能成为“当前某种思潮的代表”，又何以不是“历史事实及众多学者接受的学理”呢？可见，袁伟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行文不惜自相矛盾，真乃不堪卒读。有趣的是，袁文的最后，实在找不到说词，竟吹毛求疵，以“脊续文脉，重振国学”为据，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弄了个不懂装懂的下场。所以，对于袁文，可以用袁文自己的话作出评价：“留下一个强烈印象是他对有关学科的现状似乎不太了解”。

因此，就人民大学是否应当举办国学院而言，这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就其反对者的思想来看，除了其西化派的敌对面孔外，实在找不到可以立论的理由。所以，其仅仅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中国已经在事实上经历了近百年的西化之后，西化派已取得主流话语霸权的今天举办国学院以振兴国学，又怎么可能取得西化派的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