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正确行为”是在人们在并不相信，或并不完全相信的情况下才有的。这种正确行为是故意做出来的假面行为，行为者知道什么是不正确行为，甚至有这样行为的意向，但同时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危险，所以必须隐藏起来。

我父亲在“文革”后，写下他的见证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受益者。从1966年夏季到1969年夏季这3年中间，我奉命时断时续地写过许多‘汇报’材料。除了一小部分底稿被当时的专政人员强行夺去、没有发还以外，绝大部分都被我完好地保存下来。汇报的文字内容虽然简单粗糙，但已经足够帮助我回忆并理清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若干重要事项，因此，这本《‘文革’亲历纪略》能够最后写成，理应归功于我那些旧时的领导、同事和青年学生。”

我父亲的日记是他在改造思想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地）和他工作单位的“劳动改造队”（劳改队）里写的，一天接一天几乎从不中断，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

日记

为了复原历史，在此引录从1966年9月11日至9月20日的10天日记全文：

9月11日

我今晨7时以前到校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向毛主席请罪。我在主席像前感到极度惶愧，感到对不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育，自己没有改造好，对人民犯了罪，现在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红纠队负责同志谆谆教育我们要在劳动中求得自己的改造，这是毛主席给我的机会，我如果不好好接受监督认真劳动，改造思想，就是辜负了主席对我的恩泽。上午我本已参加了一小时多的劳动，后来同学叫我写材料，我去向红纠队戴师傅做了报告。戴师傅叫我下午再去参加劳动，我在10时半写好材料，即去工地帮同搬运。下午工作较忙，我一直做到规定时间。我自己能为工宣队进校做些微小的劳动，心中感到舒泰，因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我应该出我的力，否则就更对不起毛主席了。

9月12日

今天上午向毛主席请罪后，我即去宿舍运床，才做了一小时，同学来叫我写材料，我向戴师傅报告，写到11时10分，准备去集合，下午又继续写材料，3点40分我去找戴师傅报告，没有见到，我向红纠队队员报告，立即去打扫厕所，以后再去除草。今天我仅仅劳动了3小时。在收工时，我同王宗海倒掉垃圾出来后，见前面已有人回去，我们也随同下班，实际离收工时间还差5分钟，这是一个错误。我保证以后决不再犯，决不迟到早退，增强劳动的自觉性和纪律性。

9月13日

今天上午同学叫我写材料，下午又继续写了近两小时，所以我仅仅劳动了两小时多一些。今早向毛主席请罪以后，红纠队队员命令我们要熟读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回想一下，我虽能背出，但还不能做到流利迅速，我中午回家后又读了几遍。今后每天一定要反复学习，不能懈怠。下午劳动中，我拔草还不是最快最好的。起先我想挑换一把快镰刀，转念一想，这还是自己想省力，没有去挑换。用两手拔虽然比较吃力，但只要认真去做，困难还是能克服的。

9月14日

今日上午劳动一小时以后，同学叫我继续写材料。下午全部时间都参加劳动，与沈雪声一同搬运台凳，打扫男女厕所四处。因为时间充裕，我们又去新十间后面帮同打扫另一人厕所。大雨开始时，季寿康去请示，叫我们等候任务，我就在这一段时间中读毛主席语录。在劳动中，我没有和沈雪声交谈，在小礼堂等候任务时，他对我说：我的钢笔丢掉了。我只摇摇头，表示我没有看见。劳动散工以后我们又回到小礼堂，列队向毛主席再一次请罪，深深鞠躬，我以后一定时时想到毛主席给我的改造机会，在劳动中认真学习，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

9月15日

今天上下午均参加劳动。上午打扫了五个厕所以后，又打扫女宿舍走廊和天井。下午的时间全部用于拔草，男宿舍的两个庭院完全打扫干净。昨天红纠队员在我衣背上写好“牛鬼”二字，下午我穿到学校参加劳动。大雨把我的内外衣裳都打湿了，回家后就脱下晾起来，今天天阴一日未干，没有穿到学校，这是我的错误。晚上回家，遵照红纠队员的命令，另做“牛鬼”白布一块，缝在背上。今天较忙，晚上在家补读毛主席语录。

9月16日

今天向毛主席请罪以后我就去参加劳动。上午先是拔草，9点多钟，红纠队安排任务，即去大礼堂布置座位，搬运台凳，为下午开大会做好准备。下午全部时间都在男宿舍拔草，打扫庭院。我虽然气力不大，还是争取扛了两箩筐的碎石碎砖。在劳动时间，我事事请示，严格遵守。在散工以前，戴师傅知道我们当中还有3个人未领工资，就叫我们随着他前往领取，我内心感愧交集。我今后必须认真改造，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

9月17日

今天中午我们向毛主席请罪时，红纠队宣布今后请罪只要低头，不用再弯腰，这表示国家对我们的宽大，我必须珍惜国家交给我的这一改造机会，更认真的劳动，以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下午拔草时，我看见高瑞芝、沈雪声桃碎砖已很吃力，我便要求去挑，他们两个人知道我有腰锥突出病说我挑不动，经我要求，他们给我挑了两趟。我挑时虽很吃力，但我想我若有气力不用，便是自己原谅自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造了。

9月18日

今天全部时间均参加劳动，劳动以前，我们先向毛主席请罪，接着便齐声朗读主席语录，今天读了四次，主席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指明了知识分子改造道路，我觉得我不仅应该反复学习，领会主席的谆谆教导，更重要的是要身体力行，要像主席最新指示中所说的那样，“彻底改造旧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改造。

9月19日

今早向毛主席请罪以后，没有来得及朗读主席语录便赶忙到阅览室去布置打扫会场。下午上工以前，下工以后，我们补读了主席语录。上午劳动时红纠队看见冯达夫劳动不认真，便加以训斥。他讲的话虽非对我而发，但我在旁边听了也深受教育。他说：“叫你认真劳动，是要在劳动中思想得到改造。你学主席著作也不认真这怎么行？”(大意)我体会革命小将的意思是：仅仅参加劳动而不认识劳动的意义，特别是不针对自己的问题去学习主席著作，来加强劳动的自觉性，那末，一个人的改造是很难设想的。

9月20日

今早我们向毛主席请罪并朗读主席语录以后，就到工厂参加劳动。我被指定锯铁板和铁圆棍，由于我对操作毫无所知，我在操作过程中先后请教了许师傅和杨师傅，他们都热心地指点了我。但我在操作过程中毕竟锉断了一根锯条，因此我在使用第二根锯条时特别小心，一连锯了十几件。当时一位红纠队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你的锯条已经钝了，要不要换一根新的？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我终于没有换新锯条一直锯到下工。今天的劳动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工人同志是最有实践经验的。而且是最肯教人的。而我们只会谈空话。一到生产上面笨拙不堪。而且没有工人阶级的责任感，我们只有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才能不辜负毛主席给我们的改造机会。

语言

“文革”时期是我父亲留下文字最多的一个时期，但那些文字几乎全都是他的劳动改造日记、交待、认罪、揭发和检讨。这些文字记录已经完全与正常的人类写作无关，但却让我们看到“写作”的行为和语言可以被糟蹋、破坏、异化成什么摸样。

我父亲年轻时从事新诗歌写作的时候，是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众志成城的时代。而他中年以后，写劳改日记和认罪检讨的时候，是中国人分裂中国人、中国人迫害中国人的时代。抗战的时候，父亲的文字是有个性、有热情，他运用的是一种文明、优雅、美丽、富有教养、生气勃勃的语言。“文革”的时候，父亲用的还是汉字，写的还是汉语，但他年轻时的那个汉语已经死了，他使用的是一种自称是“汉语”，但却非常野蛮、丑恶、粗鄙、噩梦一般的语言。“文革”的语言除了仇恨、暴力，便是自虐和屈辱，就在我父亲和无数的中国人一起遭受痛苦磨难的时候，他所热爱的中国语言也在经受着灾厄，它的野蛮化和荒芜化后果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

在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的命令下，我父亲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日记。日记文字本应是隐私的，由写作人自己私人保藏，而文学的文字则应该是公开地用于同公众的交流。但在“文革”中这二者正好颠倒过来。日记是别人强迫你写的，写给管制你思想的人看的，变成了公开的文字。写作文字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不是阿谀赞美之词，文学写作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文字行为，它的产品必须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就像《1984》中的主角温斯顿必须把他的日记藏进墙洞里一样。

日记文字在中国的性质变异，使得后世读者（如果他们有幸能够读到的话）必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阅读。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顾准日记》，尤其是他的“息县日记”(1969.10~1971.9)和“北京日记”(1972.10~1974.10)，不过是一些流水账，从中看不出他与当时一般中国人有什么不同的想法，称其为“智慧与良心的实录”是不是过誉之词？

我朋友这么问，显然是以“言为心声”的老眼光看待《顾准日记》这样的新型日记。我不知道顾准在日记中表示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任和热爱是不是他的由衷之言，顾准自己也没有机会活到“文革”之后，亲自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阅读他的日记。但我知道，我父亲虽然在日记中言辞切切，但那都不是他的心声。

我父亲的检查中充满了貌似真诚的虚伪和谎言。我把这些检查拿到文印店去打字，打字小姐校对原稿时，我偶然问她：你看这些是真话吗？她说：依我看，是假的。

那些命令我父亲写这些日记的人员，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里面说的是言不由衷的假话？是什么迷障了他们的眼睛？又是什么使他们不能像那位打字小姐一样，做一个普通人的常识判断？如果谁还怀疑整个中国社会曾经存在于何等荒谬的集体谎言、非理性和神志失常之中，我父亲那些日记就是一个见证。

我父亲之所以能够说那些日记本不代表他的心声，是因为他有幸能够活到了“文革”结束。他后来用这些日记的材料来为“文革”的苦难作见证，表达了他真正的心声。他所见证的多种苦难，有一种就是在强制胁迫下，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写这些违心的思想改造日记。如果说他写日记时，仅仅是一种被动的见证，那么，在他后来用这些日记写下了《“文革”亲历纪略》的时候，便已经是在积极地作见证。

“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承受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

事件亲历者必须区分见证某个事件和为这个事件作见证，必须区分看到某件事情和说出这件事情的真情。作见证是历史角色的自我选择，也是一个明确价值判断的过程。所有经过“文革”的人都是“文革”的见证，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用写作这种公共行为来为“文革”的人道灾难作见证。

改造

被强迫写下的日记与自愿写下的日记都有历史价值，但却是不同的历史价值。

德国犹太人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希特勒时期曾有过长达13年的秘密真实日记《我会作见证》，于1995年在他去世35年后在德国出版。他在当时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日记写作，每隔一段时间，就由他亚里安血统的妻子秘密带到郊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偷偷保藏。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而写的日记，它具有真实的价值。我父亲写的不是这种日记。

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二战期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避难的时候，躲在阁楼里写下了身边日常生活的《安妮日记》。我父亲写的也不是这种日记。

他写的是“劳改日记”，他记日记不但没有生命危险，而且还是他保全生命的一种手段。我父亲日记的真实价值仅仅在于，它确实是由一个在牛棚和劳改队里求生存的人所写的，它记叙的每一件事情：向毛请罪、批斗、拉板车、运石头，都是真的，但每一件事情在当时的意义——改造、认罪、检讨、学毛选——却未必就如他在日记中所记载。

克莱普勒和弗兰克的日记是自愿写的，他们没有人生安全的保障，行动不自由，但至少心灵还是自由的。自由的心灵保证了日记的真实性。我父亲写《劳改日记》，是没有心灵自由的。他的日记顶多只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性，里面充斥着许许多多“真的假想法”、“真的假感情”、“真的假认识”。从日记本身我们并没有办法判断那些想法、感情、认识是不是真的。想法、感情、认识在一个人的心里、脑子里，是看不见的，必须转换为公开的行为，才能被看到。

写给别人读的日记就是这样一种公开表露内心思想的行为。“文革”中的思想控制因此是通过公开行为的控制来实现的，正确想法因此也就是正确行为。想法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思想控制恰恰是要代替和取消人的思考，让他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行为。牛棚和劳改队里的思想改造不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使他们照某个样子有所正确行为，把正确的想法、感情、认识写到纸上，那就是劳改日记。

因此，“正确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和行为的分离。这种行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们在相信宣传的情况下，有正确行为，而“相信”其实是无思想地接受宣传，是下意识行为。

另一种是，人们在并不相信，或并不完全相信的情况下，有正确行为。这种正确行为不是下意识行为，而成了有意识行为，也就是故意做出来的假面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者知道什么是不正确行为，甚至有这样行为的意向，但同时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危险。所以必须隐藏起来，换一种假装的，但是正确的行为。这样才能安全保护自己，并从中得益。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是充分意识的，是旧习难改的结果，已经不再具有劳动改造原先要想达到的“脱胎换骨”、“洗面革新”效果。

我父亲的日记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况。劳改和记劳改日记并没有让他变得越来越头脑简单，而是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效果，让他变得心机越来越深，越来越肯动脑筋，并把动脑筋的结果在公开行为（包括日记和言论）中隐藏起来。

然而，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仍然是非理性，而不是理性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的起因不是判断对错、是非，而是不能不这么做。不能不这么做，才这么做的，这是一种价值的非理性，但却又是一种生存考量的理性。

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父亲一直就是在受生存理性的支配。他也许并不情愿受这种支配，但是，在人们普遍感到是非不辨、善恶颠倒、人活得毫无尊严的社会环境中，他不能不放弃价值判断，而代之以最低的生存考量，以求苟活。就这一点而言，我父亲确实是被劳动改造成功地改造过的，其他写过劳改日记的人差不多也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