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5日上午，因九一三事件被关押10年之久，从而名扬海内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几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踏上了保外就医之路。
那年5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一名管理员向吴法宪传达上级指示：“关你们都将近十年了，时间长了，将来连话都不会说了，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你们在各自的牢房内，上午8点打开，晚上9点钟关上，白天你们4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像棋，还放了一台电视机，可以在一起玩一玩，晚上可以看一看电视。”就这样，吴法宪同两位前同僚邱会作、江腾蛟及昔日的“王副主席”在秦城首次晤面。在此之前，还有谁被关在这里，吴法宪一无所知。
彼此都是老熟人，从外表上看，变化也不算太大，可这是监狱，环境特殊，谁知道哪个旮旯里装着窃听器？心存疑虑，说话谨慎也就在所难免。相形之下，邱会作最热情，几次拉吴打扑克，这不奇怪，从长征时的一方面军、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解放战争的四野，直至“文革”中的军委办事组，论思想，道感情，俩人都是一伙的；江腾蛟也是老红军，还是老部下，文革中吴法宪为了保护他，可没少伤了脑筋。江腾蛟几次向吴表示歉意，吴法宪说咱都这样了，算了吧。王洪文也向吴法宪道歉，说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搞了不少吴的材料，有不实之词。吴法宪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无所谓。当年我们打仗时，你还是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牢房里无蚊帐。王洪文年轻、个子高，每天傍晚站到吴法宪的铺板上，用拖把帮他打房顶上的蚊子。多少带点补偿的意思。乍暖还寒的天气，王洪文时常头痛，甚至从床上摔下来，为了防止他跌伤，狱方在他的房间铺了块地毯。此人从那么高的职位落到这般地步，说来也怪可伶的，这里面当然有咎由自取的成份，可完全怪他，好像也不太公平。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畸形产物。
8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先找邱会作、江腾蛟，又与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个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
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名字好改，就叫吴呈清，那是他原来叫过的名字。
8月5日上午，管理员通知吴法宪，下午家属来探视，陈绥圻也来。十年没见妻子面了，不知她变成什么样子。
坐立不安盼到了下午，经过重重铁门，吴法宪来到接见室。一位青年男子连忙迎上来，吴法宪问：同志，你是谁呀？爸爸，您不认识我了？长子新潮泪流满面十年不见，陈绥圻老了许多，人显得消瘦，头上添了不少白发。7月20日，陈绥圻离开农场到上海，原想在她哥哥陈子圻家多住几天，得知5日下午可以探视，赶在4号回到北京回到牢房，邱会作和江腾蛟兴奋地告诉吴法宪，胡敏（邱会作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夫人）都来过了，邱会作去西安，那里是胡敏的故乡。江腾蛟被安排在太原。王洪文已被送进医院，说是为他治病，其实是怕他看到别人都走了，撇下他自己，神经受刺激。狱方考虑得挺周全。
几天后，陈绥圻和金平原（吴的女婿）又来到秦城，将出狱后的具体安排告诉了吴法宪。
一、由吴的女儿金秋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到济南看房子。
二、1981年7月9日，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对陈绥圻的问题要重新结论，空军表示要尽快作出结论。陈绥圻准备在北京等一等。先由四女儿巴璀陪吴到济南住一个月。
三、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的时候，行李没有带出来，由金平原到绍兴农场把行李运到济南。
四、吴法宪每月的生活费100元。陈绥圻的生活费也提高到100元。关于安家，公安部可以给一点家具，孩子们凑了一千多元，买一台彩电送到济南，调剂一下生活。
陈绥圻嘱咐吴法宪，耐心等待，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大约是9月7日（也可能是8日），邱会作首先出去了，吴法宪有点急，怎么还不来接我呢？终于来了通知，15日动身去济南，要他去清点一下入狱时扣押的物品。东西一样不缺，吴法宪又戴上了多年没有戴过的手表。只是所有的衣物都被虫子咬得稀烂，再也不能穿了。
45次特快正点驶离北京站。吴法宪和巴璀坐一个软卧包厢，按公安人员嘱咐，吴法宪不能随便走动，中午饭会送到他的包厢里来。
绿色的原野，金色的河流，多少年没见到人间景色了，看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吴法宪感到，自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下午四时许车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来接站，把父女二人送到济南南郊的七里山小区。新居位于一座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约四十多平米，床、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蜂窝煤炉子，还有一套煤气灶，必要的生活用具已经配齐。看来花了不少钱呢，吴法宪心想。赵科长带着巴璀去买了些米和蔬菜。又拿出150元，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北京来的公安人员都回去了，临走时交代吴法宪，有事找赵科长联系，一切由他负责。医疗关系安排在省公安厅劳改局医院，这个医院很近，看病比较方便。
没有了高墙、电网，没有了重重铁门和带枪的卫兵，只有女儿在身边，吴法宪终于相信，他真的是自由了。
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官越当越大，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到哪都有人跟着。直到进了监狱。
他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巴璀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不然的话，这日子真不知道怎样过。
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检查身体，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他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和巴璀送上了车。
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和巴璀到室外活动活动。偶尔在阳台上甩甩手（80年代盛行甩手疗法），下面也有不少人在围观。人们要么笑笑，要么点点头，但是不敢说话。
10月上旬，新潮和金秋送来一台十四英寸彩电。新潮正在办转业手续，准备来济南照顾父亲。彩电是用他的复员费买的。从此，看电视成为吴法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你好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节目。
赵科长恪尽职守，每隔几天就来一次。11月11日，陈绥圻在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并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赵科长很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2月9日，赵科长向吴法宪传达了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
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
三、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
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
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由医生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
此外，配发的家具要登记。
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上几条，吴法宪都严格地予以遵守。医院的大夫工作忙，每次都要求人家出诊，确有困难。
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俩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关键是看跟谁比。
很快就到了1982年的元旦，北京的几个孩子、潍坊的采芹、上海的陈子圻一家都提出要到济南一起过春节，老俩口一算，一共是17口，吃、住都是问题。
难题报给了赵科长。赵科长从公安局招待所租来被子，又借来凳子和铺板，两间房子分成男、女宿舍，搭成通铺，至于吃的，各家自带一点，再买一点。
春节前两天，各路人马到了济南。采芹从潍坊带来一架录音机，年轻人说呀笑呀，闹个不停，晚上跳起了交际舞。
人生有艰辛、磨难，但更多的是希望。看到年轻人的活泼、乐观，吴法宪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保外就医的囚犯。
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深深地印在吴法宪的脑海中，难以忘却。他暗暗地想，过去的，就让它像梦一样过去吧。
人老梦多。且天马行空，千奇百怪。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博士给笔者讲了个故事。听着有点像天方夜谭。时间：2001年7月；地点：某医院吴法宪病房。
清晨，从梦中醒来的吴法宪，睡眼惺忪，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告诉女儿，自己做了个怪梦：刚刚接到总理电令，毛泽东主席南巡即将归来，要他立即陪总理去机场（好像是西郊机场）迎候。
“那不可能，主席不是早就不坐飞机了吗？”
“是呵，是呵……我还奇怪，我都这样了……怎么能陪总理去接主席啊？可我……可我……我真高兴啊……”
黑色幽默。说着说着，老人流泪了。
女博士一脸苦笑：你瞧，他就这样的人，都‘这样了’，也改不了。
有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更有人说：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电视机里，港台肥皂剧紧锣密鼓，年轻人看得如醉如痴；老人耳背，鼾声骤起，吴法宪又一次进入他的梦里水乡。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家里的水龙头、门锁坏了，自有邻居义务登门服务；每次买蜂窝煤，邻居们主动来帮忙，一块块帮他们搬上楼。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赶。一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那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
凡此种种，老两口深受感动。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吴说：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真是来对了。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与父亲相互观摩、切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充斥利欲熏心者精心制作的赝品，居然不愁销路。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人老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起来起来，赶紧调车，蒋介石的飞机进来了，我得赶紧去指挥所。
那年住院，趁陪床的儿子睡着了，吴法宪跑到走廊上，挨门挨户敲人家的病房门。180多斤的体重，连拖带抱，好不容易，新潮才把他弄回来。
也许是白天睡多了，夜半三更，吴法宪硬要病友、山大校长吴富恒陪他谈心。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第二天一早，人家赶紧出院了。
儿子把我卖了，把我卖给你们医院了，他太坏了，不让我回家了。老人伤心地向大夫、护士嘟囔着。
应该说，吴法宪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这首先要感谢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吴法宪的妻儿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特别是吴夫人与吴的感情很好。
吴夫人陈绥圻原籍浙江余姚，家道小康，自幼在上海长大，就读于怀久女子中学，1940年，经同学介绍在该校入党，1941年6月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在吴法宪任主任的三师政治部下属的锄奸部（后称保卫部）任内勤干事。1942年春，吴法宪在政治部全体干部会上传达新四军军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给19岁的陈绥圻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吴法宪。
不久，政治部举行晚会，吴法宪也在场。同志们要陈绥圻唱歌，她只得从命。没想到引起了吴法宪的注意。27岁的政治部主任还是单身汉，好在近水楼台，瞅空便来关心关心这位上海姑娘，顺便介绍介绍自己的家庭及个人经历。一些首长和同志看出了苗头，也往陈绥圻的耳朵里吹风，两人逐渐熟悉起来更具体的细节不知道，没法写；问倒是问过，老人笑吟吟地不说。再问，还是笑吟吟的，还是不说。
战争年代，谈恋爱也像打仗，讲究速战速决，1942年10月，陈绥圻和吴法宪在三师政治部驻地、苏北阜宁县的戴舍结婚。
吴法宪那时叫吴文玉，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龙冈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毛泽东在他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写道：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龙冈就是吴法宪的家乡。吴法宪就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参加红军的，当时只有15岁。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那时是乱敌人，乱白狗子，乱蒋委员长。越乱越好。到了文化大革命，可就净乱自己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挫，被迫开始长征。留在苏区的红军亲属备受株连，处境凄惨（50年代，根据王愿坚的小说《党费》改编、田华主演的电影《党的女儿》应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笔者小时候跟同学一起看过多遍，一个个感动得小眼通红）。
吴法宪的家人被白军驱赶到荒山野岭，凄风苦雨中，祖母、母亲、两个弟弟、三个妹妹饥寒交迫相继去世，剩下老父亲孤苦伶仃，靠挑担子贩卖烟叶谋生。
1938年，吴法宪和彭明治（建国后曾任驻波兰大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93年去世）率六八五团（后编入八路军五纵队）东进到山东微山湖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时，曾给家中去信，不料信落入敌人手中，父亲因此被捕，多亏好心的邻居凑了十几块银元将老人赎了出来。1949年，四野十三兵团南下广西时，老父亲尚健在，吴法宪正欲将老人接到南宁颐养天年，收到军委电令，要他进京参与组建空军；途经武汉，吴法宪向谭政请假，要求绕道江西探视父亲，终因军务紧急未能如愿。孰料到北京不久，便接老家来信，父亲因染上痢疾于数日前病逝。
1960年春，吴法宪去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回到龙冈。这是他离家30年，第一次重返故土。老宅早已变成了农田，只得借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吴法宪找来锄头，流着泪，轻轻地为亲人除去坟头上的萋萋荒草，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
苏北的盐阜地区曾是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驻地，又是三师师部所在地，向为日军所瞩目。1943年1月中旬，日伪军几万人轮番出动，完成了对盐阜区和国民党韩德勤部所在的淮安以东地区的包围，形势十分严峻。新四军军部秘密转移到了淮海区黄花塘，三师部队则化整为零，分头开展游击战。师部决定，所有家属实行疏散。当时，师长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副师长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苏北行署主任曹荻秋的夫人汪云都身怀有孕，行动不便。考虑到陈绥圻家在上海租界内，相对安全，师领导决定，由陈绥圻和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光池的夫人孙红陪同三位孕妇分赴上海，到陈家隐蔽待产。还算幸运，顺利抵达上海后，唐棣华、李又兰（好像又回了老家宁波）相继安全分娩，母子平安。形势有所缓和后，她们先后回到苏北。只有汪云因难产死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陈绥圻那时还没有孩子，是最早回到部队的一个，时间大约是1943年的秋末冬初。陈绥圻记得，她找到部队的那天，吴法宪正在师部开会，听说妻子回来了，午饭也没顾上吃就赶回了政治部。
反扫荡中，吴法宪也遇到过险情。一天，他和曹荻秋在新洋港附近同日军突然遭遇，一排子弹打来，左右两名警卫员当场牺牲，他和曹荻秋侥幸脱险。
战争中的每次分离，都可能是永诀。劫后重逢，两人悲喜交集。
回到苏北后，陈绥圻才知道三师出了大事：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奉命去延安学习途中，与日军在海上遭遇，不幸牺牲。这是三师，也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损失。听到这个消息，陈绥圻心中十分悲痛。彭雄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新四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很受黄克诚的器重。彭雄和吴法宪朝夕相处，私交甚笃。1941年秋，吴法宪和彭雄从三师自行车队借来自行车，拍下一张合影。彭雄在照片后面写道：这是大胖子与我出洋相吧，好，送你留念一片，我也有啊。弟彭雄十一月十九日。这帧留有烈士墨迹的照片，吴法宪一直珍藏到今天。
据说，刘亚楼生前，曾这样议论他的胖政委：吴法宪找了个好老婆。
据说，叶群对陈绥圻的评价是：贤妻良母。
据说，秦城中的吴法宪，念叨最多的是：你们能不能让我见见陈绥圻呀，我对不起她呀！能被丈夫如此叨念的女人，那是一种幸福。
九一三后的陈绥圻，从隔离审查到劳改农场，经历了10年蹉跎。
1981年8月的初，陈绥圻从浙江绍兴龙虎山茶牧场回到北京，回到位于广安门的家。两案办公室通知她：中央已有了批示，他们会抓紧时间办理。他们还告诉陈绥圻，以后她的生活费每月提高到100元。
这次，陈绥圻领到了200元，为两个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一早，梦璀满脸兴奋：昨晚上我高兴得没睡着觉，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多的大票子（当时人民币最大面额为十元），妈妈，我们去买点香蕉吃，行吗？
香蕉买回来了，僧多粥少，一人一个。陈绥圻一阵心酸，说：先尝尝吧，等以后条件好了，咱再多买。
1988年，空军纪委对陈绥圻作出《犯了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份》的结论，党籍同时恢复。
1992年8月，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关于《陈绥圻同志离休的通知》：陈绥圻按副师职离休，离休时间从1988年算起。
进入90年代，中共山东省委为吴法宪调整了住房，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医务部门为患有多项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了良好的保健医疗。老两口由衷感谢党中央的关怀，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面貌的日新月异，为历尽劫波的我们党和国家，终于走上一条实事求是、富国强民的康庄大道而倍感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