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机制究竟是依靠消费驱动还是依靠投资驱动，这不仅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政策制定者经济发展决策的核心问题，也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性研究问题。在构建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决定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短中期融合机制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理论假说，以及当前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之间的重要联动和传导机制。将之归纳为：（1）以制造业为主实体经济部门转型升级蕴含的高质量投资扩张→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2）产业企业部门以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主导的研发投入扩张→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3）以创新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基于束缚和阻碍当前中国“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突出因素，可采取相应的重点改革突破口和关键政策举措。
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4期。
一、如何看待针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争论
二、科学理解驱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理论框架
三、束缚和阻碍当前中国“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突出因素分析
四、重要改革突破口与具体政策建议
一、如何看待针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争论
（一）如何科学理解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中高速增长水平的极端重要性
针对正在全面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目标，核心就在于要科学理解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水平的增长动力机制的内在源泉。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两阶段发展目标：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来看，其具体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在2020—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是要在2035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必须从2020年1.05万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2.2万美元（按照202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左右。假定中国在人口规模不发生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形下，中国的GDP规模必须要在2020—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翻一番，从而年均GDP实际增速水平要达到4.7%左右。从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阶段性目标来看，在2035—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是要在2035年达到领先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必须从2035年2.2万美元增长到2050年的4万美元（按照202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左右。假定中国在人口规模不发生结构性下降而只发生小幅度下降的情形下，中国的GDP规模必须要在2020—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至少再增长70%以上，从而使得年均GDP实际增速水平要达到3.9%左右。
由此分析可以得到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针对中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就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和源泉的本质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在三十年之内将中国经济增长维持在4%—5%中高增速水平的动力机制和源泉问题。这不仅仅是在即便考虑随着中国人均GDP水平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和发达国家门槛，经济潜在增速水平必然发生逐步下滑的情形下，要求在未来三十年之内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动力机制和增长源泉，更是要求在即便遭遇突发的越发复杂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冲击的情形下，今后三十年期间的每一年，中国政府均能采取即时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来主动应对各种国内外重大经济冲击，尽可能熨平中国短期的经济波动，维持中长期之内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水平，从而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争论：消费主导抑或投资主导
正如我们针对中国式现代化未来两个阶段所包含的核心经济发展任务的分析和解读，能否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中国经济维持在一个合理的中高速增速水平，这是决定中国未来的根本性重大战略问题。这引发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是，什么是支撑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维持中高速增长水平的核心动力机制？这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机制究竟是依靠消费驱动还是依靠投资驱动，已经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争论热点问题之一。坚持消费驱动型的观点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居民收入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扩张和升级→拉动企业生产和销售增加→创造就业+企业工资支出能力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国内需求扩张和升级”循环机制主导的特定机制。而坚持投资驱动型的观点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投资增加→尤其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投资增加+创新研发投资增加→企业和国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创造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就业岗位增加和收入增加→国内消费需求扩张和升级→拉动企业生产和销售增加→刺激投资增加”循环机制主导的发展机制。具体来看，双方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方面，讨论中国经济是由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核心问题是讨论政府稳增长的财政预算资金的投入方向，尤其是看待政府稳增长财政资金是否主要瞄准给普通民众直接发钱或发消费券等提高居民短期可支配收入的举措；另一方面，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理论层面既没有依据，而在经验层面，也有美国、欧洲家庭过度负债造成危机的前车之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质上演变为一个政治化的议题。一国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依靠产业不断创新、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均需要依靠投资。只有在一国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通过投资而得到持续性提高之后，一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部门才有收入增加和消费者规模扩张，因此，才会使得投资和消费共同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
面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是由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的争论，究竟哪种观点更为切合中国的现实发展背景？这不仅仅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政策制定者经济发展决策的核心问题，也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性研究问题。依据我们的思考和分析，以上争论问题的关键，本质上是针对投资和消费两者之间的复杂性、动态变化关系所引发的认知误区。究竟是遵循“消费刺激投资”即“消费先行”的发展逻辑，还是遵循“投资引发消费”即“投资先行”的发展逻辑？这本质上是忽略了消费和投资是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硬币“两面”，不可将两者任意分割，进行各自孤立化的因素分析。一方面，事实上，消费和投资两者之间通常具有动态性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决定的复杂关系。当一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消费和投资对经济支撑作用可能存在难以忽略的差异性特征。针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前期针对本国全球领先的创新科研领域和具有全球技术创新垄断地位的高附加值产业部门的持续性投资，使得发达国家掌握了全球绝大多数的高附加值产业部门和全球相对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这就导致发达国家创造和占据了全球工资水平最高和规模最大的就业岗位。持续性领先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支撑起发达国家家庭部门获得了全球最高水平的高收入工资，最终造成的统计表象就是发达国家的家庭部门消费占据了GDP的主体地位。相反，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很容易会形成两大发展陷阱，一种是会面临“加大当前家庭部门消费→降低储蓄→投资不足→产业部门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动力不足→创造就业岗位能力不足→家庭部门收入不足→家庭部门消费不可持续”的发展陷阱；另一种是会面临“加大投资→需要家庭部门储蓄增加→压缩家庭部门当前消费→消费不足→降低企业部门投资”的恶性循环机制。发展中国家打破这些发展陷阱和恶性循环机制的突破口，就是要打破经济起飞阶段必然面对的“消费—投资”相互制约式困局。一旦发展中国家突破这种起飞困局之后，经济就会进入“投资增加→产业升级+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创造规模持续扩张和收入持续增加的就业岗位→消费扩张和升级→投资进一步增加”的良性循环机制。由此造成的统计表象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据了GDP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一国的投资并不会必然转化为消费，换而言之，倘若一国的投资带来的产业生产率提高以及所创造的收益，并不能最大范围内被普通就业者公平地分享，不能渗透绝大多数家庭部门的工资和投资收入可持续增长方面，这就最终会造成该国“投资↔消费”相互支撑机制的损害和瓦解，尤其表现为该国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重大现象。这里，必须澄清的问题是，一国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产生的核心，并不是投资造成的结果，而是由于国内存在各种利益集团以及机制体制性问题，导致投资所产生的产业收益乃至金融收益，难以被最为广泛的家庭部门和普通劳动者共同分享的问题。特别体现在一国国内日益固化且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以及政府对资源要素的过度干预而造成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过程发生相对停滞，乃至各种机制体制性改革难以持续性推动等突出问题。
因此，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维持中国今后三十年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并不在于侧重单独化的投资或消费因素，而在于能否坚持“投资↔消费”导向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支撑型机制的塑造、激发和强化。特别是要使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内需支撑和创新驱动的双重支撑力量的特定发展，科学把握好投资和消费两者之间的相互平衡关系和动态变化特征，真正深入领会和全面贯彻二十大报告的核心精神，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一）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决定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
当前，就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是否具备中高增速水平的这个重大问题而言，最为容易引入歧途的理论假说，即一国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理论假说以及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似乎不可避免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边际递减效应规律。按照经济潜在增速的标准定义，一国（或地区）经济所能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数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要素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国资源要素概念是广义范畴的，既包括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技术和管理，甚至还包括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依据该理论假说，随着一国GDP规模的持续扩张，特别是在一国人均GDP水平进入高收入或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由于各种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已经得到充分释放，除了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外的一般资源要素报酬边际递减规律起到了主要作用，进而造成一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必然出现持续性下滑，从而造成一国经济增速水平的持续性下滑。从中国2000—2022年期间GDP同比增速水平的变化趋势来看，似乎可以将中国在进入2012年之后GDP同比增速水平的持续性下滑现象，是由中国经济在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阶段后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下滑规律决定的（图1）。
图1 中国GDP同比增速水平的变化趋势以及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可能变化趋势
数据源自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然而，依据我们的思考和研究，既有描述和解释一国或地区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理论假说很有可能存在一些难以忽略的重要内在缺陷。这集中表现在，其忽略了一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各种重要结构性动态变化因素，进而造成一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动态性变化特征，这被称为“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速”理论假说。“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速”理论假说的基础在于，在不同的经济结构条件下存在动态变化的有效利用效率和最大能力释放。换而言之，即便考虑资源要素供给规模处于相对不变的情形下，不同的经济结构形态下，要素资源既可能由于自身发展模式的僵化或机制体制性桎梏造成要素资源配置组合方式的固化，从而带来要素资源配置组合方式的动态调整能力缺乏；也可能由于某个关键要素资源（比如技术进步）的“短板效应”而导致其他的要素资源单个能力或组合能力并不能得到最大化利用和最优配置，或者由于一国对政府和市场各自功能边界的认知混乱以及背后隐含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过高，束缚和抑制了要素资源最优配置效率的发挥，从而导致一国存在所谓会必然发生遵循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逐步下滑现象，而严重忽略了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而决定的“波浪式”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内在特征（图2）。
图2 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与中国经济结构性潜在增速水平的内在关系
按照我们提出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理论假说的内在逻辑，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应该是束缚乃至决定一国资源要素有效利用效率和最大释放能力规律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将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的基本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匹配能力，理解为决定一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能否发生动态性变化演化的核心因素。一方面，一国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是一段时期内所有要素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状态下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最大生产数量，而一国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最大生产数量则是由一国供给侧的生产部门来决定的，因此，供给侧是决定一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直接性因素的基本判断。然而，资源要素的市场结构以及内含的市场供需关系和价格水平会直接影响到供给侧部门企业利用各种要素资源组合和配置能力，进而决定企业部门在一段时期内对最终商品和劳务的最大供给能力。资源要素的市场需求也是供给侧企业部门利润最大化决策条件下的派生性需求，这两者属于相互内嵌式的结构性特征。因此，一国的供给侧结构就必然传导和影响到关键要素资源的市场结构以及相应的市场供需关系；另一方面，在全球均进入有效需求不足以及自身中高端市场需求规模决定自身经济和产业在全球经济影响力的特定阶段，一国自身的需求侧结构性特征以及自身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禀赋优势和竞争位置，愈发成为决定本国供给侧结构性特征和全球竞争优势的核心因素。换而言之，“供给创造需求”机制作用逐步服从于“需求决定供给”机制作用，从而导致需求侧结构性特征成为供给侧结构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由此，现代国家中普遍存在着“需求侧结构→供给侧结构→关键要素资源市场结构”的重要影响机制，但是，在一国“关键要素资源市场结构→本国居民收入结构→需求侧结构”的传导机制中却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存在“关键要素资源市场结构的利益集团倾向→扩大居民收入不平等→抑制和扭曲需求侧结构”的影响机制，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供给创造需求”机制的良性循环。
（二）进入内需驱动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及其核心支撑机制分解
依据以上的理论框架，针对如何科学认识和精准识别未来三十年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核心动力机制与源泉，很容易产生的一些认识误区是：仅仅将中国未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归结为供给侧结构性因素或需求侧结构性因素，而忽略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内嵌式关系的核心作用。图3是我们构建的进入内需驱动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分解框架示意图。具体来看：
图3 进入内需驱动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分解框架
一方面，支撑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内生型核心动力机制，主要是构筑在国内内需驱动发展模式以及依附在其之上的本土产业大循环体系机制。其中，中国进入内需驱动发展模式以及带来的本土产业大循环体系机制，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即供给侧结构转型升级进程中所蕴含的产品质量提升、创新研发自主能力提升、“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能力强化、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完善等领域蕴含的巨额投资需求；需求侧结构优化升级进程中所带来的整体居民群体收入逐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扩张、高收入群体壮大等收入结构性变化而蕴含的巨大消费需求。两者共同构成了支撑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内生型核心动力机制。
另一方面，支撑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外生型核心动力机制，仍然不可忽略和排斥基于外需拉动型基础的全球产业大循环机制。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空间，采取在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去中国化”策略，以及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持续发展壮大的空间机会策略，从而对中国利用全球中高端需求市场来支撑自身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阻碍效应。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充分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的制造业产业集聚机会，推动了自身经济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国家的转变和跃进。因此，中国要在全球中高端市场需求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之中有效谋求和持续性获得应有的发展机会，从而强化外需拉动型的国外大循环体系对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机制。
（三）科学理解中国情形下消费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
就中国的现实背景而言，无论是从内生型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角度来看，还是从外生型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均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内嵌、相互决定式的独特关系。一方面，消费需求是支撑投资需求的最终动力支撑，没有离开消费需求支撑而可以独立存在的投资需求。这就是“消费需求最终决定投资需求”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投资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是拉动消费需求结构性变化的基础性动力机制。这可以归纳为“企业高质量投资增加→企业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内需持续扩大和消费者需求持续提升→为企业高质量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提供市场→企业进一步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的良性循环机制。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脱离投资需求的结构性升级而孤立存在的消费需求结构性升级机制，相反，是投资需求的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需求的结构性特征。
我们提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短中期融合机制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理论假说。该理论假说的核心思想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弱化的主导因素似乎被认定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背后实质上隐含的深层次因素是，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及其背后决定的投资结构，与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和支撑就业群体工资收入可持续增长目标之间的偏离乃至不相兼容问题，是造成中国有效需求潜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的重要因素。这其中的核心逻辑就是，一方面，从整体层次来看，中国当前阶段的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仍然处于相对中低端水平，这就决定了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主要创造和释放的是相对中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绝大多数产业已经处于相对产能过剩状态，导致多数产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对不足和创新投资动力不足，造成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力处于逐步弱化通道之中，这就必然造成中国多数产业部门劳动者工资水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严重弱化问题。由此带来的一个基本演绎逻辑是，倘若中国要真正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以及背后相应的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要解决如何利用高质量投资来有效创造和释放高收入的就业岗位问题，如何发展利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增长机制匹配和支撑就业者工资水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图4）。
图4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驱动因素分析逻辑
科学识别和解释当前发展阶段中国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联动和传导机制（图5）：
图5 当前发展阶段中国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联动和传导机制逻辑
第一，“以制造业为主实体经济部门转型升级蕴含的高质量投资扩张→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鉴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在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之中的主体地位作用，随着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为了迎合国内外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对多样化个性化产品的需求，对高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这就必然会催生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对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制造体系的投资需求，刺激中国企业对本土先进设备、先进零配件和元器件、先进材料和先进生产工艺的投资需求，这也就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动力机制，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创造低收入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低端消费需求扩张→低端投资需求扩张”主导的循环机制，全面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实体经济部门转型升级→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中高收入群体扩张→需求结构优化升级→中高端投资需求形成和扩张”主导的循环机制。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处于由“低端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低质量（低附加值）投资扩张”独特循环机制，向“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中高质量（中高附加值）投资扩张”独特循环机制加速转变和全面形成的关键时期。
第二，“产业企业部门以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主导的研发投入扩张→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创新投资的本质是依附于人力资本和高技术含量生产设备、零配件和元器件等载体的投资活动，是连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良性循环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自主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尤其表现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方面。这就要求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本土企业，必须在全产业链供应链的所有环节均进行持续性研发投入，尤其是要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进行巨额的前期研发投入。这些以本土企业研发投入为主的创新投资，必然会创造和释放大量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从而促进中国以高人力资本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增加，进而促进中国的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这就必然会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带来“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创新研发投资扩张”的独特循环机制。
第三，“以创新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无论从打造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依靠促进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的角度来看，或是当前中国重点产业体系面临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突破的角度来看，均需要各级政府在基础创新、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乃至工程化产业化主导的创新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持续性的巨额投入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乃至工程化产业化主导的创新基础设施领域的载体平台，不仅仅是体现在以“物”为主的基础设施平台，更是体现在以“人”为主的基础设施平台。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循环机制是，创新基础设施导向的政府投入就必然可以创造大量的高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的研发型就业岗位，从而也可以促进中国以高人力资本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增加，进而促进中国的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最终为中国加快形成“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创新研发投资扩张”的独特良性循环机制，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三、束缚和阻碍当前中国“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突出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全面转换期间，正在面临“投资↔消费”机制升级的一系列突出阻碍。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的低端制造业全球竞争优势的相对弱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经济持续崛起而正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之中布局的“去中国化”策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既有的中国国内“低端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低质量（低附加值）投资扩张”机制正在面临全面挤压甚至快速解体的风险。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处于促进“以制造业为主实体经济部门转型升级所蕴含的高质量投资→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传导机制形成的关键时期，尤其是面临促进“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中高质量（中高附加值）投资扩张”独特循环机制加速形成的关键时期。然而，在中国当前阶段正在发生的“低端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低质量（低附加值）投资扩张”向“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中高质量（中高附加值）投资扩张”循环机制的转型和升级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突出障碍因素，这些突出的障碍因素表现在：
第一，中国正在面临“低端产业链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替代，高端产业链短期内被发达国家群体封锁和遏制”的重大风险，对中国依靠全球中高端市场需求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机制的升级进程造成了阻碍。中国经济在2000—2020年进入高速增长周期，名义GDP规模由2000年的1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0年的100万亿元人民币。这其中，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快速切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主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由此，促使中国经济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创造低收入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低端消费需求扩张”的重要发展机制，推动中国经济演变为“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规模扩张→刺激低技术含量产业投资扩张→相对低质量（低附加值）投资扩张”的独特发展机制。事实上，这两个机制形成了相互支撑型独特机制，即中国国内“低端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低质量（低附加值）投资扩张”独特循环机制的形成。这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刺激低技术含量产业投资扩张→创造低收入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低端消费需求扩张”机制起到相当程度的主导作用。然而，出口导向的“低端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低质量（低附加值）投资扩张”循环机制，难以支撑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成为高收入国家。而且，美国以“友岸外包”策略推动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的全面转移，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当前由“低端全球消费需求扩张↔相对低质量（低附加值）投资扩张”循环机制，向“中高端全球消费需求扩张↔中高端质量投资扩张”循环机制的升级动力。
第二，国内不同群体之间日益扩大且固化的收入不平等，是造成中国中长期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因素，这就类似在“消费—投资”和“供给—需求”之间的循环机制打入了一个阻断式的楔子，成为严重制约“企业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内需持续扩大和消费者需求持续提升→为企业高质量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提供市场→企业进一步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良性循环机制形成和运行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内持续扩大且固化的不同群体之间收入不平等问题，给中国“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的良性循环机制带来多重负面影响：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哑铃型国民收入结构，低收入群体仍然占据国民群体的主体地位，出现了低收入阶层群体的收入增加空间和机会日益衰减的突出现象；二是当前中国的多数民营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备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内在能力，进而成为制约和阻碍“企业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中国内需市场规模扩张和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突出因素；三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从形式层面照搬了美国模式，不仅没有成为支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相反，却成为少数利益集团攫取垄断利益和制造业部门利润的重要工具之一，成为少数群体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攫取金融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演变为造成当前中国国民收入不平等持续性扩大和固化的重要机制之一，成为制约和阻碍中国“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核心因素之一。
第三，中国各级政府程度不等盛行的政府“消费主义”和“投资主义”行为，成为压制“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突出因素。一方面，当前中国的消费主体中，部分是由各级政府的最终消费活动所带来的。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信息，与居民消费相对应的是政府消费。政府最终消费占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的比重，由1980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26%，又在2020年进一步上升31%。这就意味着，在1980—2020年的40年间，政府最终消费占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2019年中国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2%，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乃至新兴国家。2020年中国公共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占比高达28%，也超过同期美国的17%、德国的11%、英国的15%、法国的16%、巴西的18%、印度的22%。中国快速增长的政府消费和始终高企的政府投资，实质上对中国“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造成了难以忽略的多重阻碍作用。一是就中国的现实背景而言，相比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难以避免地会包含大量的寻租行为以及所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必然会造成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和拉动效应的下降现象，进而弱化政府消费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以及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而且，政府最终消费占全国最终消费比重的快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甚至挤压了居民消费，由此降低甚至扭曲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拉动效应；二是中国各级政府在超前思维驱动下、带有逆周期刺激经济增长目标任务的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主的政府投资，已经逐步在整体层面呈现出边际报酬递减的特征，即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了显著下滑的重大现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均等化思维驱动下，针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县级地区层面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呈现出的边际报酬递减特征愈加明显，拖累了政府公共服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效应；三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面对各种民间投资动力逐步发生弱化带来的压力，国有企业投资越发成为中国投资的主体。然而，在中国多数国有企业的投资并未聚焦到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领域以及“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领域的情形下，同时不少国有企业仍然处于依赖行政垄断或自然垄断地位获取利益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投资正在面临多元化投资陷阱、投资效率低下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快速衰减的重大问题，造成中国的国有企业投资并未肩负起创造创新研发领域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功能主体。
第四，中国各级政府通行的以追求地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产业扶持模式，刺激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之间割裂式、孤立化发展格局的形成，成为阻碍“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与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式竞争激励机制驱动下的地方GDP增长主义的中国特色增长机制密切相关。这种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激励体制，在中国处于“依赖全球低端需求扩张↔出口导向的低端投资扩张”循环机制的发展阶段，释放出巨大的正向激励效应。然而，一旦中国进入到“依赖国内中高端需求扩张和升级↔本土内需支撑型的中高端投资扩张+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诱发的创新投资扩张”的循环机制发展阶段，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式竞争激励机制驱动下的地方GDP增长主义的中国特色增长机制的不兼容性、不匹配性问题就暴露出来。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短期GDP增长至上的竞争主义造成的利用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通行策略的盛行，必然会带来不同地区之间产业和企业投资的同质化和重复性投资现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府扶持政策诱导→企业和产业投资一拥而上→同质化竞争→局部产能过剩→产业投资效率下降”的循环机制，破坏了中国在重点产业领域的全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全球竞争优势，制约了中国基于国内产业大循环体系的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我们在全国范围的实地调研发现，鉴于企业对GDP的创造和释放规模功能是依据从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环节依次递增的规律，这就造成了中国各地政府普遍偏向于招商引资和扶持发展那些处于产业链末端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而普遍忽略处于产业链配套环节的中小微企业的培育和发展，不仅造成了地区之间产业企业的同质化恶性竞争格局和各级政府有限财政资金的重复性投资陷阱，也导致了中国在全球重点产业体系之中的整体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综合竞争优势的积累和激发；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实施的应对经济下滑压力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就是推行以超前式交通基础设施为导向的逆周期财政投资工具。这种短期政府经济刺激政策，与促进中国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发生了诸多方面的不相兼容问题。突出表现在，在中西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产业和人口日益向核心地区转移和集聚的情形下，仍然遵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财政投资策略，已经面临投资效率边际效应下滑的重大现象，政府刺激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和拉动效应已经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大幅度削弱。以数字经济主导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
第五，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超前式负债型发展模式，严重束缚和削弱了家庭部门的需求能力以及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投资能力可持续释放空间，成为阻碍“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针对家庭部门而言，以超出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的高房价和高房租为主的被动式超前消费模式，限制乃至剥夺了中国大多数居民群体的消费能力。2022年，中国整个家庭部门的负债率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137.9%，远远超过同期美国家庭债务率水平的90%。而且，中国家庭部门面对如此规模巨大的负债，仅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占到可支配收入的比重15%，而同期美国家庭负债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7%。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2019年针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的统计数据，从负债用途看，房贷是家庭负债的基本构成。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更为重要的是，持续三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超前式消费行为的根本性逆转，针对企业部门而言，仅仅就负债率相对最低的制造业部门而言，全国制造业部门平均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50%左右，2020年和2021年全国制造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分别50.7%为51.2%，这就造成不少企业的净利润仅仅只够支付负债利息的突出现象。针对政府部门而言，即便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显性债务来看，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37.8万亿元。但是，倘若从考虑包含各级政府各种城投平台债务和其他形式政府借贷资金的隐性债务角度来看，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水平就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在当前很多地区的政府财政支出特别是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是依托土地出让财政收入支撑的情形下，土地财政收入的逐步弱化迫使很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层级以及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地级政府层面的财政赤字呈现出长期化特征，迫使部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镇乡级政府严重依赖负债来维持政府机构的基本运转运行，最终造成了多数地方政府已经逐步丧失了为本地居民群体提供有效公共服务和利用各种财政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扶持本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能力。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机制来看，在中国的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这三个核心经济行为主体之中，均普遍存在难以忽略的负债型发展模式，由此，中国既有的“负债型需求驱动”增长模式很有可能面临根本性的调整和重构阶段。
第六，中国既有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盈利模式，成为阻碍“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从中国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间接型融资体系以及其延伸的各种影子银行通道机构，其盈利模式仍然主要是依靠存贷差收入，特别是来源于对房地产相关行业政府和企业的贷款投入以及普通居民住房按揭贷款的相对高额利息收入。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情形下，必然会激化和强化了中国情景下的“普通家庭部门居住型和投资型住房需求→银行机构贷款需求→相对高额的贷款利息支出+快速上涨的高昂房租支出→对家庭部门长期消费能力的挤占和抑制效应”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基于短期贷款风险导向的严格监管、考核和追责体制，特别是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仍然是沿袭既有的单一银行而非混合银行体制的运行模式的前提下，中国的商业银行机构只能满足和匹配融资风险相对较低的企业短周期投资项目，而非那些融资风险相对较大的企业长周期创新研发投资项目。这就造成了中国的银行体系本质上并不具有支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之中的“企业创新研发支出加大→创造中高收入创新研发就业岗位和高技能就业岗位→促进中国内需规模扩张和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基础功能。当前中国各种形式的直接融资型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也并未有效激发支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高质量投资和创新研发自主能力提升的运行机制和盈利模式的形成，相反，却演变为“各种基金合谋操作运作企业→通过企业上市攫巨额投资回报→企业经营绩效恶化→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普通投资者投资收益下滑→中国金融市场为普通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丧失→并未成为调节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平台”的载体平台。更有甚者，演化成为少数投资者通过恶意操纵特定股票价格来攫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载体平台。进一步地，在中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已经形成通过压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利润来维持自身的运行机制和盈利模式的情形下，不仅仅是金融资本发展成为压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资本收益和普通民众投资收益，金融部门从业者获取了相对的高额工资收入，成为推动中国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重要机制，进而成为阻碍中国低收入群体收入可持续增长和内需规模可持续提升的重要因素。
四、重要改革突破口与具体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推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关键立足点和内在运行逻辑的全面转型，破除当前将消费和投资两个领域割裂和片面化的狭隘认知思维，将促进“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设定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性立足点和核心改革方向。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和内需驱动双重背景的特定阶段，既有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经济高质量改革发展政策，均程度不等地面临各种形式的不适应、不匹配乃至改革思路相对滞后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和风险。造成当前各级政府出台和实施的各类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经济高质量改革发展政策效果，并未达到既有的预期或设定目标。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就是并未科学辩证地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核心动力机制，必须牢牢立足于有效促进“中国本土内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客观事实是，各级政府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经济高质量改革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程中，存在将刺激消费和鼓励投资这两大核心政策割裂和片面化的现象，这就是导致各级政府的各项经济调控政策和经济改革发展政策始终难以破解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原因之一。为此，我们建议，一方面，要将中央政府层面的“促投资”“稳投资”政策与促进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创造和释放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将之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央“促投资”“稳投资”政策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尽快纠正各级地方政府将刺激消费和鼓励投资两大政策问题割裂和片面化的各项政策举措，尤其要鼓励地方政府层面探索和创新将“促投资”“稳投资”政策与促进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紧密结合起来的新型政策举措。
第二，将充分激发中国作为全球超大规模经济体所蕴含的庞大本土内需市场，以此推进国内产业大循环体系和激发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势的核心举措，作为推动“国内本土内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升级换代↔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加速形成的基础条件。中国完全具备不依赖出口而仅仅依靠自身内需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升级换代，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维持自身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机会和空间，从而获得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的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这种全球超大规模经济体所蕴含的国内内需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必须通过与全球最为领先的国内产业大循环体系所内含的持续性投资机会，通过与全球最大的国内内需市场所内含的持续性扩张和升级换代消费机会的全面结合，方可形成中国自身的独特性的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由此，必须扭转基于地方自身利益导向的孤立化、割裂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消除同质化、恶性竞争性产业扶持模式，遏制那些专门依靠骗取地方政府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各种补贴资金和优惠政策的“伪”高技术企业生存空间，而迫切需要依据各地区自身具有的要素资源技术禀赋优势，打造具有全国范围内或区域内协作合作型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化体系，进而依靠构建全球领先的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和战略性产业融合集群，来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当前依赖的“国内本土内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升级换代↔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加速形成。为此，我们建议，将构建以区域深度合作协作为导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设定和提升为地方政府官员工作绩效和晋升考核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特别是重点区域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要聚焦到鼓励率先通过消除地区之间的各种行政壁垒和产业分割现象，聚焦到优先布局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为基础的要素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双重体系，抢先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和全球领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
第三，明确政府和市场在促进当前中国“持续扩大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规模→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功能边界和各自主体地位，尤其要鼓励各级政府偏向与探索和实施与“企业高质量投资+创新研发投入→创造高收入的研发型就业岗位+高技能就业岗位”机制相互兼容型的新型产业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各自功能边界和相互合理关系。就中国当前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所面临的如何激发创新驱动和内需支撑双重动力机制问题而言，倘若仅仅依靠市场，或者仅仅依靠政府，均存在各自功能短板和激励机制不足困局。针对当前民营企业部门投资动力弱化和外资企业投资萎缩的情形下，很容易就陷入一味依赖政府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来弥补和替代市场需求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发展陷阱，从而愈加对家庭部门需求、企业部门投资特别是非国有部门投资造成挤出效应，进而迫使中国经济进入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需求依赖症的怪圈。为此，我们建议，一方面，要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在打造全球最为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领域的主体投资地位。在多数地方政府面临长周期财政赤字压力的情形下，将地方政府“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行”的“三保”财政运行原则，适度扩张到“保创新、促产业”领域，不要割裂“保创新、促产业”与“保民生”“保运行”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极有必要将“保创新、促产业”原则纳入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行体制之中。尤其要强化各级政府在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和强度，发挥地方政府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领域的主体建设地位；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各类直接干预型产业政策，这是遏制地方政府割裂化、分散化、同质化产业竞争的核心举措，鼓励地方政府探索以培育和促进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化发展的新型产业政策。
第四，扭转当前中国各类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支持以制造业为主实体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的困局，消除当前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导致中国国民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负向激励机制，积极探索与打造“国内本土内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升级换代↔中高端投资扩张”良性循环机制相兼容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这就预示着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向，不能仅仅是瞄准支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引导各种社会资金和金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质量投资和培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领域，更是肩负着让最为普通民众能够真正依靠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尽可能均等化地分享金融投资收益，从而充分激发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成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核心载体平台。为此，我们建议，要尽快消除中国既有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成为少数投资者或少数机构攫取巨额投资收益的机制体制设计功能，而是要推进以“普通人民持股计划”和“普通投资者共同获利”为导向的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和资本市场运行体制改革和建设。尤其要遏制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之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基金合谋操作运作企业→通过企业上市攫取巨额投资回报→企业经营绩效恶化→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普通投资者投资收益下滑→中国金融市场为普通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丧失→中国国民收入不平等调节平台功能的丧失”的恶行循环机制，甄选那些真正具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获取上市资质，进而通过全面提高上市企业的质量作为打造“国内本土内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升级换代↔中高端投资扩张”相兼容的良性循环机制的重要改革突破口。
第五，尽快探索、制定和实施中国特色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将之作为各级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各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经济高质量改革发展政策的重中之重的立足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暴露出来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个重大问题，本质上是由中国长期积累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可持续增长动力不足、中等收入群体扩张和收入增长动力机制弱化以及高收入群体消费和财富国外转移溢出等一系列长期化的机制体制性因素困局造成的。因此，即便各级政府当前正在制定和实施的各项促消费举措，尤其难以短期内有效解决中国当前不同群体存在的收入问题，其政策实施效果未必能够达到预期之中的作用效应。这就决定各级政府不能再仅仅迷恋或局限于各种形式的短期“促销费”“稳消费”刺激计划举措，而是要将经济政策调整和改革的重心，必须逐步转移到主动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短中长期相结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此，我们建议，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明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多阶段核心任务和具体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2020—2035年期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阶段，既实现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一番计划，同时实施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翻一番计划。在中国式现代化的2035—2050年期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持续实施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一番计划，同时，实施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维持和稳定在60%左右的重大发展计划。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经济高质量促进政策体系之中，既要主动探索立足于“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创造科研型和高人力资本就业岗位”相结合机制的新型政策举措，也要主动探索立足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创造研发型和高技术、高技能就业岗位”相结合机制的新型政策举措。
第六，将强化以“人”为主要载体的创新基础设施政府投资，调整为当前各级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工具之一，特别是要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领域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领域，鼓励各级政府主动探索“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政府财政扶持资金→创造和释放研发型就业岗位”“‘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的政府支持资金→创造和释放研发型和技能型就业岗位”等主导的新型循环机制。当前最为根本性的改革取向，是将各级政府所习惯和依赖的以交通基础设施财政投入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适度转移到以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财政投入领域，尤其要侧重投向以“人”而非简单以“物”为主的创新基础设施领域。为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制定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投入翻番计划”和“基础研究投入可持续增长计划”，应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支出中的财政支出主体地位，尽快将中国基础研究占R&D经费支出的比重提高到10%乃至15%以上，尤其要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打造全球领先科技创新中心的重点地区，以及在南京、武汉、成都、合肥、苏州等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重点城市，突出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的主体地位，鼓励这些重点地区和重点城市成为中国基础研究财政投入的主要力量，制定这些重点地区和重点城市基础研究占R&D经费支出比重超过30%和20%以上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树立两大“明确”基本原则，一是明确创新基础设施在中国当前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二是明确“人”主体在创新基础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彻底改变各级政府重视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而轻视创新基础设施的倾向固化行为，扭转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偏重以“物”为主创新固定资产投资而轻视以“人”为主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固化模式，通过强化以“人”为主的创新基础设施财政投入，来打造中国特色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政府财政扶持资金→创造和释放研发型就业岗位”“‘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的政府支持资金→创造和释放研发型和技能型就业岗位”等主导的新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本文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项目“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障碍与对策研究”（ICERD18Z0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