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党国家：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逻辑和国家形态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是走向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逻辑让中国建设现代国家踏上了一条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条道路在革命后所展现的国家形态是政党国家。
在革命的历史中，通过有效的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动员了革命中国广泛的社会资源；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通过高举解放劳动大众，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大旗，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和建设国家的主体力量和中心支柱。这个政党建设国家的发展逻辑，也注定了在后革命时代国家形态的本质和形式，即政党国家。正如刘晔在其博士论文最后的结论中所说：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为共产党的革命与国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社会阶级基础，高度集权的政党组织则满足了革命与国家建设集聚各种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要求，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顺应了中国现代化要求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趋势，中国的政治形态从传统到近代的发展则表现为“士人政治”到“政党国家”的逻辑进程。①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国家与社会，党同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对于国家建设来说，这种核心的实际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整合了社会。党通过其组织网络，把整个社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二，提供了领导。现代化需要领导核心，需要指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个使命，成功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三，保证了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其组织体系、人才队伍和政策供给，有效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作为领导核心，正是基于这三方面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支撑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力量，并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②中国也就在这种政党主导的格局下演绎着社会的发展，从传统帝国体系向现代国家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则以政党国家的国家形态展示着自身的转型和发展。政党国家这种国家形态是从中国国家转型的历史逻辑中生成和展开的。国家转型不仅仅是国家的民主化，而是国家的民主化与制度化的自然协调和有机统一，即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推动国家转型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国家的文明形态转型，即古典国家转向拥有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核心是确立国家主权；二是国家的历史形态转型，即国家的经济基础从传统转向现代，其核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更替。③那么，在中国，从传统的帝制国家迈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政党国家显然是在国家文明形态转型和国家历史形态转型的背景之中作为一种转型的、历史的国家形态而出现的。
然而，对于政党国家本身而言，它作为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一种特殊国家形态，在国家建设中，从它的兴起到生成、再从其自身的维系到它的发展，政党国家自身的内在权力运作结构是什么？政党国家自身的内在权力运行机制是什么？政党国家自身的运作而展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又是什么？这是需要进一步思索和探讨的问题。中国国家转型需要透视、考察政党国家的内在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因为从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和实际运行是创造优良政治生活的关键。因此，政党国家自身的生成逻辑和运行逻辑一定意义上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内涵与类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干部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对政党本身而言，还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而言，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特殊的结构，更是一个重要的系统性和制度性的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从革命到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和运作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几乎每一个领域。
干部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干部有着不同的含义，即使在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意义。“干部”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aDre”。在英语中，干部的词汇是“Cadre”，指骨架、支架、骨干，在军事上的英文释义则指可以扩充的核心组织，在英国和美国，干部多指军队中的骨干，不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文官。在法语中，“干部”一词用“Cadre”或“Ossature”表示，也有框架、骨架的意思。法国的“干部”一词指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或部门负责人，并且引申指军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包括文官。在德国，干部(Kader)最早指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后来泛指担任某种职务、负有一定责任的人员。在日语中干部用“かんぶ”表示，原意就是在公司、团体中居于要位且系事业活动的中心人物，与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官员(公务员)无关。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干部”一词用的比较广泛，含义最宽泛，“干部”通常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军事机关、公有制企业、工会、青年团、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现役军事指挥人员和一般成员，以及依法从事公职的人员，其范围比西方国家的文官、公务员范围要大得多。在原苏联，凡是国家工作人员都统称为干部，包括党的干部，干部是和工人、农民相区别的，即：“(1)干部永远受国家委托并以国家名义从事活动；(2)干部要在国家机构中担任某种常设职务；(3)干部都要通过选举、任命或其它法定程序才能担任某种职务；(4)干部依其劳动的质和量取得报酬。”④斯大林就直接指出，“因为我们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⑤《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干部的解释是：“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会的、共青团的和其他组织中主要的、固定的、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科学、文化、军队和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受过训练的主要专业人员。”⑥苏联官方给干部下的定义是：“苏维埃国家工作人员是在国家组织中工作，根据任命、选举或其他法定程序在其中担任职务，享有相应的职权，以国家名义并受国家委托为实际完成国家任务而进行活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苏联公民。”⑦
这里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与西方的文官、公务员区别开来。英国的公务员称为“文官”，根据《文官统计资料(年刊)》解释：“文官是以公民身份为王国政府服务，未在政治(或司法)部门任职的工作人员；根据特殊规定担任某些其他职务的人员；以个人身份为王国政府服务，从王室的年俸中支薪的工作人员。”⑧英国的文官，主要指所有不与内阁共进退，在英国政府系统中非经选举产生和非经政治任命的，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并且没有过失可以长期任职的文职人员，又称常任文官。它有特定的范围：包括上自常务次官，下至清洁工，不包括政务官(大臣、国务大臣、政务次官等)、企业文职人员、事业文职人员、地方自治人员、法官，特别是不包括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美国把行政部门的官员统称“文官”，包括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独立结构的长官等政治任命官员和行政部门的其他文职官员，有时把政治任命官员除外的政府部门所有文职人员，称之为“职业文官”，其范围与英国的常任文官基本相同。美国的公务员外延范围大于文官，除了文员和文官，还有武员，也就是警察、消防队员等，公务员也不一定是官，如公立大学的教授也是公务员。在英国和美国，由于干部多指军队中的骨干，所以文官和干部显然是不同的群体。可以看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包括党的干部、政府官员、议员、法官、军官、科技人员、教师、医生等，由于这些人均由政府按行政级别支付工资，所以其干部的概念比西方国家公务员和文官的外延宽泛得多。工人是排除在干部行列之外的，但西方公务员中有时包括一些工人，如政府的公勤人员、电梯工等。
中国现代汉语中的“干部”一词译自日本，在使用干部的含义时，深受日本和苏联的影响。中国的大型辞书鲜有收入干部这一词条。《新知识词典》对干部的解释是：“干部指社会主义国家党组织、政权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中有一定训练的工作人员，以及科学和文化部门、武装部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种专业人员中的常备人员。”⑨这一解释显然源自前苏联的解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干部”一词有两个含义：(1)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士兵、勤杂人员除外)；(2)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第一层意义统称所有的干部，第二层意义专指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用“干部”这个概念是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章在对当时各级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进行规定时，规定每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起来有两个党小组以上的，“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⑩在此之前，一般称之为“指导人才”或“中坚分子”，(11)普遍地使用“干部”这个概念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对干部的含义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什么是干部——在党的各方面工作中担负着一定的负责任务的党员。”(12)毛泽东没有明确给干部下过定义，但对干部问题和干部政策曾经多次论述和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干部是指“领导者”、“群众领袖”(13)。这种“领导者”和“群众领袖”包括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的“领导人材”，它是我们党的“骨干”(14)。在抗大和陕北公学的讲话或题词中，他把干部看作为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革命的先锋队”。(15)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16)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把党、军队以及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中担任一定公职，并从事军事、政治、经济、民运、文化教育等工作的人员都称为“干部”，这是一个非常抽象和宽泛的群体。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在观念上，干部是一个具有高尚的革命价值观，为实现革命目标而献身的无私的人；是一个能完成各种任务、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和要求的多面手；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人，但首要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红以及潜在的专；是一个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而且能独立地主动地执行党的政策的人；是一个服从党组织的纪律，同时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人”。(17)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有着多种的分类。按其政治信仰，分为党内干部和党外干部；按其文化程度，分为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按其民族成分，分为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按其行政级别，分为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下级干部；按其工作时间，分为老干部和新干部；按其工作地域，分为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解放区干部和沦陷区干部，国统区干部；再按其工作性质，分为军事干部、政权干部、经济干部、党务干部、文化干部、民运干部、工青妇干部、理论干部、技术干部，等等。(18)莫里斯·迈斯纳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这一概念有着比革命领导者更广的含义”，“干部是献身于革命目标和革命理想的人，干部不是一种职业或专业”。(19)
建国后，我国对干部的界定仍然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规范的过程，革命时期的干部概念外延进一步扩大(20)。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家职工队伍大体上分为两种编制，一种是工人编制，一种是干部编制。凡属国家正式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院校毕业，具有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皆可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到工作单位，取得干部身份，这也是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来源。另外，根据国家人事部门分配的干部指标而被聘用到干部岗位上的人员，以及由部队转到地方上来的转业人员，都是干部。“文革”期间，还从工人、农民、士兵中提拔了大量干部。因此，干部既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工青妇群团组织、公检法、民主党派等各级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也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科技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还包括军队排级以上的干部和国家正规院校中专以上具有毕业文凭的人员，甚至包括宗教界的主持等等。而最广义的干部则泛指一切管理者和领导者，既包括纳入干部编制(21)的，也包括未纳入编制的，如农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民小组长等。干部概念的外延十分笼统和庞杂，几乎无所不包。1953年，中央为了加强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建立了干部的分部分级管理体制，这样，把干部分成了9类。具体是：军队干部；文教工作干部；计划、工业工作干部；财政、贸易工作干部；交通运输工作干部；农、林、水利工作干部；少数民族、民主党派、宗教工作干部、政法工作干部；党、群工作干部和未包括在前列八类之内的其他工作干部。这种对干部的分类，显然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进行的按“条”分类的办法，并且只是为了方便管理而进行的分工，而没有全面顾及到干部的工作性质、职业特点、职责范围、社会责任等方面实际存在的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对干部的划分和分类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主要有“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22)“三分法”对干部的分类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干部分为党政干部、科技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三类；另一种的分法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与物质生产紧密联系的企业管理人员、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服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四分法”是把干部分成四种管理形式，即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参照公务员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制定单独的法规进行管理；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别建立相应制度管理。“五分法”是把干部队伍分为五大类：一是国家行政机关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二是党务系统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三是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四是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五是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23)这些分类在1953年分类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充分考虑到了干部的工作性质、职业特点。
目前在我国，干部的含义多样，其分类也是多种。干部的基本属性还是延续了党的十二大党章的明确定位：“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干部的含义按照不同的规范规定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按照与群众相区别的原则，干部作为群众中的骨干分子，专指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员。第二，作为我国干部统计工作中的主要范围和对象，即在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全民所有制事业、企业单位和由国家派到集体所有制事业、企业单位中相当于办事员以上的并保留国家干部身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上述范围的离、退休干部。第三，根据国家人事管理办法的规定，凡属由国家财政支付报酬，在中国共产党党委系统、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机关工作的人员，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并担任一定职务的管理人员和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通常情况下，把干部看作是不同于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体力劳动者，被列入干部编制，从国家领取工资并享受干部待遇，在一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群众团体中，依法从事公务活动的党和国家公职人员。
三、一种制度性体系：中国国家建设中的干部
在当代世界众多政党之中，一些政党也有它的干部，甚至有干部党的类型。安东尼·奥罗姆按照政党成员结构对政党进行分类，认为政党主要有两种类型：干部党和群众党。(24)但是，西方的干部党和干部党的干部有它的特点。奥罗姆讲道：“非常近似于美国政党的干部党是一个有限制的组织，其成员只限于极少数人，而且想方设法吸引重要的和知名度高的头面人物，以便为党增添光辉的形象。这样的党在组织上松散，很少从上层对党在社会上的组织基础进行控制。所以，干部党只是为了应对选举大战而作准备。”(25)干部党的干部更多集中于名门贵族、社会名流、富豪、政客等社会上等阶层和群体，主要属于有产阶级的社会上层。(26)而且干部的活动以组织选举活动为中心，以本党候选人获得选举人的支持为最大任务。正如奥罗姆所言：“党的领导人对保持他们同候选人的接触更为关心，对民众的鼓动——包括组织成员和非组织成员，只是为了选举活动，争取选举人的信赖，而不是争取公众的信赖。”(27)西方干部党的干部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不能相提并论，二者具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是来源于两大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中的革命党、现实中的领导党和执政党的角色与定位；二是中国党建国家、党治国家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干部的特殊性主要是体现在三个层面：(1)组织内的“骨干”，也就是组织的中坚力量和主干力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干部是政党动员社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的职责；第二，干部是政党纲领和意识形态的担当者，也是政策和方针的制定者，还是政党路线的执行者和行动者。(2)一种关系格局和状态，即领导与追随、管理与服从的格局、状态。当然，这种特殊的关系格局经过发展和演变，干部一词又包含了“人民的公仆”的内涵，公仆主要是从干部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规范两个层面来要求的。(3)政党与国家事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主要是两类：一是在政党和国家里担任重要职务被称为领袖和领导的，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中承担政治领导和组织群众的党政领导干部，包括政治家和政客；二是承担国家治理职能、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官僚(28)、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从其范围看，既有广义上的干部，也有狭义上的干部。广义上的干部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的干部，主要是党、军队以及革命根据地政府中担任一定公职，并从事军事、政治、经济、民运、文化教育等工作的人员；狭义上的干部是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干部，主要是列入干部编制，从国家领取工资并享受干部待遇，在一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群众团体中，依法从事公务活动的党和国家公职人员。当然，这两类干部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干部就是由革命战争年代的干部延续和转化而来。
对国家而言，干部是一种制度性体系，也是一种系统性体系，具有整体性。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历史的规律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革命是发生在世界革命和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的，一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怀着共产主义理想，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范式，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之下，组建了革命政党，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干部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潮流之中走进中国的国家空间，发挥着自身强大的功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干部支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对于政党，它通常是由少数的精英人物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的知识精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这些高级知识精英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之中最早的领袖和高级干部。政党的本质是一种组织结构，它至少包含五个基本要素：一是完备的理论纲领，二是相对稳定的领袖和领袖集团，三是各级骨干组成的层级节制组织体系，四是上下相通的信息传输渠道，五是比较固定的组织成员。(29)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定了政党的行动纲领，担当和宣传政党的意识形态，并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机构体系得以正常运转。这种列宁式政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性组织原则，在此原则下，干部具有强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它有力地扩展和壮大党员数量和规模，并且，党的干部带领党员深入中国社会，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以获取群众最大的支持。于是，一个动员型的大众政党应运而生。作为一种组织结构，中共党内的职务组成是：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普通党员，干部成为党组织结构的骨干，由上而下履行不同的领导和组织职能。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组织层次是：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干部也直接构成党的组织层次体系。因此，它是以干部为核心和骨干支撑起来的大众性政党。
2.干部支撑起了革命的武装——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深深认识到政党要在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有一支属于政党的强大的革命武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最形象的阐释，不过，这个“枪杆子”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力量的，更不是国民党和各种军阀的，而是共产党自己的革命力量。于是，经过三湾改编，规定部队各级建立党组织，特别是“支部建立在连上”，并按照苏俄红军的经验，在红军里创设了曾经在国民革命军中就推行过的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毛泽东就自豪地讲到：“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30)在党部和政治部里做政治工作的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古田会议则直接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中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求军队中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门，主要是党的干部，包括广大的党员，积极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以保证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政治任务，从而从根本上确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在这个革命的武装体系中，政党是核心，而党的干部则是先锋和支柱，干部支撑起了革命军队。
3.干部支撑起了国家政权体系。革命成功以后，进行国家政权体系的架构是国家构建的第一步。于是，依据建国后的《共同纲领》，首先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再着手建立了各级地方人民政权，“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的建设，不仅使国家政权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而且使国家政权与其所调控的社会建立起了最直接的权力关系”。(31)这种最直接的权力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又最直接地显现在“干部—群众”的基本格局之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的颁布，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审判制度，检察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等制度体系初步得以建立起来，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政权体系初步架构起来。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权体系的核心。任何新确立的组织、制度或者经过再造的组织、制度，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围绕在党组织这个核心的四周，这样，“在党的组织网络渗透进各级政府以及各种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体制条件下，国家权力运行的制度组织体系所能产生的实际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组织网络对制度组织体系的组织控制和功能替代程度”(32)。党组织体系对国家政权体系的控制和支配，其实际的行动者就是覆盖全国党组织的广大党的干部，党的干部广泛渗透和深深嵌入到国家政权体系里。具体的形式是：一是体制内的领导，这主要通过其党员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党的组织来实现。二是体制外的领导，这主要通过党对政府主要干部所具有的组织人事权，以及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决策制来实现。(33)这样，党的干部就成为支配和支撑国家政权体系的内在结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干部支撑起了国家政权体系。
4.干部运行国家公共权力。国家政权体系架构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执掌国家政权体系，领导中国社会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党治国家的权力运作体系中，干部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运行者。干部在新的政权体系里至少在两个层面发生作用：第一，社会的利益、要求和支持通过干部流入政治系统。从地方到中央，由干部支撑起来的整个政治系统具有层级性，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支持反映到各个层级的干部，而下级系统向上级系统传递利益表达信息，同时也进行一次又一次利益聚合，最后到中央一级，形成最高层次的表达和聚合。第二，政治系统的命令和规则通过干部作用到社会，完成国家的治理。因为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已经在政治上被各种相互协调的组织结构整合到一个大的政治系统之中，这些组织包括各级代表大会、党政各级组织、居民区和劳动团体、青年、妇女、工人等的群众性协会。正是通过干部对公共权力的执行和运行，作为治理层面的国家公共权力才得以正常运行，从而保证了国家制度的安排和社会秩序的提供。这样，干部自身已经客观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一种内在权力运行机制。
综上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国家建构的进程、国家建设的内在权力运行逻辑可知，中国党、军、政的基本格局和党治国家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国家建设时期，在这个格局和模式中，其实践和逻辑的轴心是干部，干部支撑起了政党、军队和政权。依照这个历史和逻辑，一定意义上讲，在由政党、军队和政权这些要素所构成的国家共同体的基本体系里，国家体系的架构可以内缩和集中到一个轴心支点上，这就是干部。
四、干部国家：政党国家内在权力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
关于政党国家的体制和模式，并不只在中国产生过，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曾为典型的政党国家体制。匈牙利著名政治学者玛丽亚·乔纳蒂就曾指出，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欧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型过程，就应当把握政党国家体制本身，具体就是政党-国家结构的基本轮廓、它的驱动力，其解体的机制以及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转型过程的，它的内部权力结构的差异与这些体制在转型过程中呈现的重大差异之间的联系。(34)概括起来说，就是要观察政党国家的内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乔纳蒂通过经验证据认为可以把政党国家描述为几个相互作用的要素的综合，决定政党-国家结构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五个：(1)政党科层；(2)国家科层；(3)国有经济，以及结构内可供攫取的分配的资源；(4)政党科层和国家科层(包括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interlinking threads)；(5)可用于更深地融入该结构的结构性反馈(structural feedbacks)。(35)实际上，乔纳蒂在这里分析的政党-国家结构的要素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是政党-国家本身的权力结构，二是这个权力结构作用到社会和市场，以及权力作用之后的反馈。而在政党-国家本身的权力结构中，她指出，党和国家等级体系的相互渗透是党在几个工具的帮助下对所有非党的社会领域行使普遍的监督职能的过程中演变而来的，这些工具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利用党员纪律控制大多数关键职位、活动和组织从而控制国家等级体系的决策者的工具。最重要的工具如下：(1)干部任免权(干部任命花名册系统)；(2)事务负责制(归口管理制)；(3)地区负责制(指示体制)；(4)党的纪律。(36)这些重要的工具在权力体系中的实际运行则构成了权力运行机制。乔纳蒂也分析了政党-国家权力动态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她说：“由于政党-国家结构的内部关联具有特殊性质，所以其动态运行可以用这些特殊原则来加以界定，这些运行原则很简单：(1)依附性在政治上被垄断；(2)资源攫取和分配在政治上被垄断；(3)利益提升的可能性在政治上被垄断。”(37)从乔纳蒂对政党-国家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原则的论述可看出，分析政党-国家内在的权力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是透视政党-国家体制的关键。
在现代化的巨大浪潮之下，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择取了党建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和模式。斯考切波在比较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模式之后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经过革命高潮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巩固了不同于过去帝制政权、民国政权／军阀政权的新型政权，催生了一个更为庞大、更加强有力、更加官僚化的新型政权，负责行政管理的政府与负责决策、协调以及监督的政党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区别但是密不可分的组织层次体系，也就是大众动员型革命催生了一个政党国家。(38)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政党-国家道路和模式深受苏维埃俄国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影响。斯考切波指出：“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有明显的塑造作用，中共政权是一种‘政治化的官僚机构’，而不是法国那样的以市场引导的国民经济为背景的理性-法治行政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权与苏联的一样，所有的政府组织都在党的控制之中，都要为实现党的高层领导所设定的全国性目标而协调一致。”(39)也就是在这种控制之中，党的干部成为权力执行和权力运作的决定性因素。波齐分析到，共产党——旨在制定和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的组织——与主要是行政机构组成的国家完全重叠在一起。这使得党能够引导这些行政机构，有力地、不时地提醒这些机构，最重要的是通过干预这些机构的领导职务的人选和晋升，在执行活动中注意考虑政治因素。政党可以授权(即要求)政府官员不考虑其他的后果，将工作核心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任务，将所有的资源用于该任务的实行过程。(40)“成千上万的党员，在领导者的指挥和命令下，在党提倡的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的鼓舞下，日复一日地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献给党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集中于公共生活中的政治活动。而且，在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过程中，各个层次的官员和数百万党员将他们的活动延伸到广泛的社会各个阶层
——那些与党员们有着共同的工作背景、共同的职业、共同的居住地、共同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的人们——为了使后者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41)也就是在说，在政党——国家体制中，政党的权力组织网络覆盖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而党的干部则支撑起这个权力组织网络，执行和运作公共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干部对于国家公共权力来说，不仅与公共权力捆绑和融合到一起，而且本身成为一种运行的权力结构和机制，这样也就有了干部国家。
所以，干部国家的涵义是指中国政党-国家形态的内在权力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它是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其历史逻辑的一个描述。干部国家既是一种权力运行结构(42)，也是一种权力运行机制(43)，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二者相互依存。在中国党治国家的模式中，要把握动态政治生活的本质所在，就必须透视政党-国家体制，在政党体系与国家体系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抓住政治权力内在的运作结构和运作机制，用动态的眼光分析政党-国家的内核。所以干部国家的概念是从政治学最为基本的问题——公共权力的角度提出来的，它是对公共权力在政治生活中实际运作状态、运作过程的动态描述。
干部国家描述的是政党国家的权力运作结构和运作机制，也正是这个运作结构和运作机制作用于政党国家，才推动了政党国家的运转，这个运作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展现形态就是干部国家。所以，干部国家作为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结构和权力机制，它包涵四种权力：第一，意识形态权力(44)。意识形态权力支撑和运行的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是干部国家的重要运行基础，同时也是政党国家统治的政治理念。这是国家从政治理念上为维持其正常的运转和前进所提供给社会的意识形态；第二，组织权力(45)。组织权力支撑和运行的是政党的组织体系，政党组织体系是干部国家的又一重要运行基础，同时也是政党国家的主体结构。干部国家是以干部为轴心行动主体所形成的操作意义上的国家，这种以干部为内核的结构体系是干部国家的轴心结构体系，这个轴心结构体系也就在实际操作的层面维系着整个政党国家的运转；第三，政权权力(46)。政权权力支撑和运作的是政党国家的政权体系，政权体系是干部国家的基本载体和生存屏障。政权体系也是政党国家的主体功能体系。政党国家的稳定和运转，显然是需要一套主体功能体系来承载和运作，这个主体功能体系就是政权体系，政权体系肩负着政党国家的统治和治理的职责；第四，军事权力(47)。军事权力支撑和运作的是政党国家的政党型军队，政党型军队是干部国家的强制基础。政党型军队也为政党国家提供暴力保障。政党国家的生成和发展有自身的一套强制暴力体系，强制暴力体系的运作使政党国家得以维持其基本的秩序、保证正常的运转，即政党国家的实际运作是以其暴力强制为基础和保障的。
实际上，这四种权力是干部国家的权力来源(48)，它们也直接构成了干部国家自身的结构。而这四种权力均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家的历史中生成的，因此就决定了干部国家生成的历史性。所以，政党国家的运作结构和运作机制的生成和发生作用，是政党国家内生的，也是其必须的存在，政党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演变发展过程，包含着自身的运作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这也就是干部国家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以，干部国家的生成、发展的逻辑内蕴在政党国家生成、发展的逻辑之中，而政党国家的空间则为干部国家的运转和展现提供了范围和边界。
注释：
①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9-259页。
②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③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国家要完成四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国家的文明形态转型，即从古典国家转向拥有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核心是确立国家主权；二是国家的历史形态转型，即从国家的经济基础从传统转向现代，其核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更替；三是国家的政权形态转型，即从专制国家转向民主国家，其核心是人民主权与宪政民主的实现；四是国家发展形态的转型，即国家发展的机制与结构的变化，其核心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的确立与完善。参见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48页。
④黄达强、朱庆芳：《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0页。
⑤《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8页。
⑥《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575页。
⑦[苏]B. M.马诺辛：《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11-112页。
⑧[英]格林伍德、威尔逊：《英国行政管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5页。
⑨《新知识词典》，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98页。
⑩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1)(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0、753、790页。
(13)(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277页。
(14)(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380页。
(15)《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17)(19)[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7、148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1-348页。
(20)干部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身份(如“干部出身”、“干部成分”、“干部家庭”等)，成为一种社会角色和认知符号，干部常常和一定的职业或社会地位相联系(如“党政领导干部”通常和“官”相提并论)，甚至成为一种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特定事务和特定概念。
(21)编制一词有多种含义，在机构编制管理上，它一般是指人员数额，也就是解决一个组织机构维持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人数，编制的作用在于控制机构人员数量，调整人员结构。
(22)(23)何隆德：《干部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7页。
(24)(25)(27)[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26)郭亚丁：《政党差异性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比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28)官僚是相对政治家、政客而言的，政治家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坚定的政治立场并制定国家政策。政客是指以获取权力为根本目的，虽然有政策主张但政治立场并不坚定。官僚指的是行政执行人员，国家政策的创设和制定与其没有直接必然关系，只是负责政策的执行。
(29)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31)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32)(33)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57、164页。
(34)(36)[匈]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35)(37)[匈]玛丽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7、33页。
(38)(39)[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14、316页。
(40)(41)[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64-165、166页。
(42)本文的权力运行结构并不是指权力(因对各种资源占有而形成的一种影响力)本身的组成结构，而是指政党国家的内在运行结构，更清晰明确地将它实际就是由党的干部构成的体系和网络在政党国家之中的运作而形成的结构。
(43)本文的权力运行机制也就是指由干部构成的体系和网络在政党国家之中运行所形成的内在关系和内在逻辑。
(44) 在社会学传统中，意识形态权力是从三个相关的论证中推导出来的。首先，我们不能仅凭直接感受认识世界(并因而对之发生影响)。我们需要有在感受之上的关于意义(meaning)的概念和范畴。因此，集体性权力和个体性权力可能被垄断了阐释意义之权利的人所掌握。第二，规范(norms)，即对于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应怎样合乎道德地行事的共识，对于持久的社会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意识形态权力的第三个来源是审美或仪式惯例，这些东西是不能变为理性科学的
(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罗素在分析社会中的权力之时，讨论到支配舆论的权力，这其实就是意识形态权力，罗素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人类的理性而形成，并且，支配舆论的权力，与其他一切权力形态一样，倾向于联合与集中，并合乎逻辑地导致国家的垄断(参见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7-102页)。
(45)本文认为组织本身也构成一种权力，这与曼是有稍微不同的，在曼那里，他仅把组织看作一种手段和条件，作用是把社会权力来源进行集中，形成制度化网络(《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9页)。我在接受他的分析基础上参考了罗素对组织的分析，认为组织正是因为这些作用和功能，其自身也构成一种权力。罗素分析到，一切公私组织对个人的影响是从两方面发生的。有些组织旨在有利于个人实现他自己的愿望或实现被认为是他的利益；有些组织则旨在防止个人侵害别人的合法利益，两者间并无截然的区分(《权力论：新社会分析》，第144页)。
(46)政权权力指的是由国家的政权体系所形成的权力，在本文中，政权的范畴要小于国家的范畴，政权在国家之中。
(47)根据曼的解释，军事权力具有比较广泛的有效范围，具有一种负面的、恐怖主义的形式。军事权力在社会空间是二元的：一个是在其中可以行使明确的强制性控制的集中核心，而周围则是广泛的阴影，在这阴影中，受到胁迫的人通常不会越雷池一步，但他们的行为是不可能受到明确控制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5页)军事权力的主体和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暴力。
(48)本文对干部国家权力来源的分析，参考和借鉴了社会学家麦克尔·曼对社会权力来源的分析。曼分析到：“追求众多目标的人类建立了许多社会的互动的网络。这些网络的界限和包容力并不一致。某些网络在组织深入的和广泛的、权威性和漫散性的社会合作方面比其他网络具有更大的包容力。最大者是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网络——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而且它们各自包含着独特的社会空间组织形式，借助这样的形式，人类能够实现他们的一整批非常广泛但并未穷尽的众多目标。这四者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结合了深入的和广泛的权力。然而，这一点变成历史确定性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组织手段，这些组织手段把它们的普遍形式加在了普遍的社会生活的很大的组成部分上面。”所以，在曼看来，社会中最大的组织网络的权力来源是四个。本文的干部国家在最本质上也是一种组织网络，不过，并不是曼所说的那种最大的组织网络，而原本仅是隶属于政党体系的组织网络，其最初是在政党体系之中，它借助国家体系并与国家体系相融合，覆盖到社会领域，党政体系的空间是组织网络基本的生存空间，它覆盖到社会领域只是组织网络形成后运作空间的拓展。因此，本文认为这个组织网络的权力来源与曼所说的最大组织网络权力来源稍有差别，这里包括：意识形态权力、组织权力、政权权力和军事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