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同时用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推动出口，被称为新重商主义。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同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存款增加和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形成等恶果。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进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这种“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显出来。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性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的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现代经济学早就指出过，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这正是我国出口加工产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也面临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陷入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总之，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一、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三、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