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北京友人发来一份电邮，附件是陈小鲁发表迟到的道歉。读罢独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间几次与红卫兵的奇怪遭遇，却是哭笑不得。
我和陈小鲁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学，“文革”发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层楼，斜对门。可我们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泽东的英明教导，隶属两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陈小鲁的父亲是共产党元帅陈毅，新四军军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高官陶希圣，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文胆。
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我在学校十年一直努力装孙子，整日默不作声，低头来往，只希望老师同学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同时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泽东亲点的四十三名国民党大战犯，这般家世怎么也瞒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组一个体育大军方阵，参加游行。从九月一日开学，两校男女生每天练队，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专门选我生日那天，学校通知，我不能参加十一游行。全校独一份，再没有脑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么人家子弟了。
陈小鲁那么聪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发生之前，虽然每天上下课，我们在楼道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只会相互点点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不过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从来没有觉得他架子大。他那时候嘴唇下面留点小胡子，每天骑个自行车，而且是辆很旧的破车。也从来没见他穿过军装，永远是一身灰蓝色的普通制服，而且总把裤脚卷到腿肚子上，像个打鱼的，很好笑。
六六年六月，中国遭了劫。学校中厅贴出大字报，宣言成立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看得我心惊肉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是红卫兵们暂时顾不得我，急着打倒当权派，校长温寒江和书记华锦。温校长剃了阴阳头，每天在校园里扫地。华锦书记受不了侮辱，在监禁室里自杀了，说是把裤带绑在门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学校虽然装孙子，可心里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特别痛恨学校领导，他们天天喊叫阶级斗争，强迫学生吃忆苦饭，禁止我参加“十一”游行，批判过多少好人，坑害过多少无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倒点霉，所以现在看到他们挨整，虽说不无同情，但也多少觉得高兴，尝尝挨整的滋味，看你们今后还整人不。
我们班里有好几个木樨地各军兵种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东，进东，小晋，皖平，冀才等等。同学树东，因为家在西山军区，太远，平时住校。每周一和周六，苏制吉姆轿车开到校门口，勤务兵接送。当时吉姆车，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坐，可知其父军职有多高。这样的同学，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红卫兵。也许他们有更要紧的军务在身，顾不得隐藏身边的阶级敌人狗崽子，我。整个“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挨过骂，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遇见过红卫兵让我报出身。我也觉得奇怪，但说不出道理来。
要说红卫兵多少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吧，有一次他们率领全体学生，赶往府右街，冲进一个院门，揪住一个女人，抡着铜头皮带，拼命毒打。我见旁边站个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学，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后来知道，那个同学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他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只因为她解放前做过舞女。对那个惨剧，对那个同学和他的母亲，我无限同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更觉不能饶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红卫兵们。
破四旧开始后，我们学校红卫兵捉来宣武门的流氓集团紫锦队，在中厅里轮番毒打，说是练习如何打伤人内脏而外部不露痕迹。那天晚上，我从中厅走过，听见一个紫锦躲在楼梯下面哼叫。他被打伤，无法动弹。我看了，实在不忍，便关了电灯，把他扶出中厅，然后拿自行车，推他离开学校。当时心里恐惧得要命，两腿发软。一个反动派狗崽子，救护一个流氓，被红卫兵抓到，两个定要一块打死。从此我就不敢到学校去，好在学校早已不再上课，没人管。
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悄悄到学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见陈小鲁。他还是穿着灰蓝布衣，裤脚卷得老高，臂上没有红箍。他说：好久不见。我答：我不常来学校。爸爸妈妈都有病，在家休养，要我照顾。他说：过一个礼拜，红卫兵要在天安门集会，你也来参加。我说：我又不是红卫兵，红卫兵开会，我参加算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会有很多外地来的红卫兵，不懂规矩，出了事不好，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负责维持秩序。我说：我算干嘛的，去了找谁？没人会理我。他说：就说是我请你来的，有人问，让他们来找我。我是咱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我说了算。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我，话说到这分上，我如果坚持不去，就太不识相了。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这个出身反革命大战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前。身后的红卫兵，看见毛主席登上城楼，胸膛鼓裂，泪流满面，挥舞手里的小红书，喉咙喊哑。我看着他们的模样，觉得又好笑又可怜，但我什么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毛主席，胸膛里好像冻了一层冰，丝毫激动不起来。那个时刻让我来天安门，占去一个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该。
“八一八”之后，由陈小鲁建议，成立起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男八中红卫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长眼，北京那么大的地盘，西纠偏偏到西四颁赏衚衕的九三学社机关安营扎寨。我家住在颁赏衚衕十三号外文出版局宿舍，刚巧跟九三学社斜对门，于是便成了西纠的邻居。院门外面墙上，贴满大字报，陶希圣和母亲姓名都倒写，打红叉。我们家人走在衚衕里，邻居大人孩子指指点点的手指头，能在我们脊背戳出洞。可也许八中红卫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家什么麻烦。
西纠没顾上抄我家，可不知那里什么野鸡学校的红卫兵却突然打上门。我扶着腿残的母亲，躲出院子，隐身门洞，瑟瑟发抖。刚巧这时，一批西纠队员骑车到九三学社门口。我们班树东看见我，便问：你在这儿干吗？我不敢隐瞒，答说红卫兵正在抄我家。树东一听就火了：妈的，我们不抄，轮得到他们么？嘴里骂着，把车一摔，就往我家院里走。西纠里面我们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丢了车，冲进院去。我闭住眼，心想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们班那几位公子爷，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脾气来，真敢往人群里扔手榴弹。
还算好，没几分钟，刚才凶神恶煞来抄我家的那些红卫兵，垂头丧气走出院门，匆匆忙忙跑了。树东他们随后跟出来，对我说：别怕，以后再有人来抄你家，就过来找我们。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连连点头道谢，扶着母亲回进院去。衚衕里邻居们围着看见，都觉奇怪，怎么红卫兵西纠会保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呢？他们以后再欺负我们家人，还得留个心眼才是吧。
后来虽然各处红卫兵还是来抄了我家好几次，我也从来没敢真去找西纠求援。后来西纠离开了九三学社，树东他们都当兵走了。后来我们又搬家到东单，再后来我到陕北插队，离开北京。可树东他们解救过我家一次，我终生不忘。到美国之后，我曾想方设法找到地址，给树东写过一封信致谢，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六六年底，红卫兵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学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胆子，时不时到学校观望一下。像我这样的反动派家庭出身，参加不了红卫兵，当然也没有外出串联的资格。有一天我去学校，碰见高二四班的红卫兵头目三猛和伯宏。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什么出身，却顺嘴问：你怎么还在学校，没出去串联？我无话可对，又不愿自报家门，便反问：你不是也还在学校？他们说已经出去串联过了，现在回来值班。然后又说：想出去玩玩吗？他们手里有大印，可以给我开介绍信。我说：出去玩，谁不想。
万没有想到，两位红卫兵头头二话不说，随手就给我开了个路条：我校同学沈宁，非黑五类出身，请沿途红卫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会。然后盖上八中革委会大红印章，交到我手里。我看了，诚惶诚恐。我是非黑五类出身，我是黑五类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类，国民党顶级战犯。可我什么话也没说，带了还读小学的妹妹，赶紧上路串联去了。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我在学校没有挨打挨斗，已属非常。居然还被陈小鲁请去参加“八一八”天安门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可谓天方夜谭。人都说西纠是恶中最恶，可西纠确实赶走抄家红卫兵，救过我家一命，实出意外。而且八中红卫兵，竟然给我开路条，让我享受一次只有红卫兵们才能够享受的串联特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至今说不清楚，只好把这几件事记录下来，也算一段历史。
附：
陈小鲁2013年8月19日在北京八中同学会网络上发表的信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
来源: 《随笔》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