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体制改革红利”是一种增量价值，是一种隐藏于经济体制背后的潜在红利，只有通过积极的改革才能将这些红利有效地释放出来。进一步释放我国潜在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必须坚持“五个相结合”的基本思路，继续深化所有制、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体制改革红利。
【关键词】改革红利；经济改革红利；体制机制
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作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并明确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李克强总理在2012年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并强调“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因此，理清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来进一步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对于我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
一、改革红利内涵的理论辨析
红利，原本指的是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由股东所获得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投资”而获得的利润“回报”。对于“改革红利”的内涵、来源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迟福林指出：“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活力，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1］厉以宁认为，所谓红利，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好处，而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红利或者制度红利。［2］24高尚全等学者将改革红利与消除体制性障碍联系起来，并认为，改革红利就是消除城乡分割体制、金融体制、产权制度等体制性障碍的成果。［3］187赵晓等学者则直接指出，“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4］
概括地讲，目前学术界对“改革红利”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改革红利是由体制机制变革所带来的发展成果。但这样一种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没有将“红利”的本质内涵凸显出来。我们应当注意到“红利”是“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这里有必要对“股息”与“红利”稍作分析，以便深刻揭示“改革红利”的内涵。事实上，“股息”是指股票持有者依据股票定期从股份公司分取的盈利，而“红利”则是指股东在股份公司按规定股息率分取股息之后所分取的剩余利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这两者统称为“股息”。［5］从这个角度来讲，“改革红利”应当是指通过对原有体制机制的变革，并获得超过在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所获得的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这就是“改革红利”。因此，“改革红利”的实质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变革使得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从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抽象为“价值”形态，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改革红利”定义为：改革红利是指通过体制机制变革使得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增量价值即为“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这里之所以强调“多出来”的概念，是为了凸显“红利”的本质内涵，是为了清晰地认识“改革红利”是一种“增量价值”而非“存量价值”。换句话说，改革红利是指由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那部分增量价值。这样重新定义“改革红利”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启示我们“改革红利”是一种潜在红利，只有通过积极的改革才能将这种潜在红利释放出来。［6］
综上论述，根据我们所定义的“改革红利”，其内涵应当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改革红利是一种“增量价值”而非“存量价值”，是通过改革创造出来的那部分增量价值。这样就能较好地与“人口红利”等概念区分开来了。事实上，“人口红利”指的是由于人口数量供大于求而带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并由此创造的价值部分。当然，如果是通过改革教育体制、就业体制等体制机制而使得现有人口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那么，“更多的劳动价值”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二是改革红利的获得途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这一层内涵与我国目前学术界对“改革红利”的理解是一致的。改革红利正是指通过对体制和机制两方面的改革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2］4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是“经济改革红利”了，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
三是改革红利是一种潜在红利。目前学术界还较少讨论改革红利的“潜在性”。其实，改革红利是一种隐藏于体制机制背后的价值形态，只有通过积极的改革，才能将这种潜在价值释放出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通常所讲要“积极释放改革红利”的原因所在，只有潜在价值形态才需要“释放”出来，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将这种价值“释放”出来。
二、以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分析
自1978年以来30多年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为我国创造和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改革红利。回顾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但制约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阻碍生产力解放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的途径得到逐步破除，使得隐藏于体制机制之中的那些潜在价值被释放出来。［7］由此，带来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的极大丰富，较之于改革开放以前所获得的国民财富总量，这些“多出来”的价值形态，就是我们所讲的“改革红利”。
实证地来看，我国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释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改革红利。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村改革红利的释放，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全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8］70－7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率先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潜在的农村改革红利得到极大释放。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等战略性的体制改革，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和农村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8957万吨，实现了“九连增”，粮食基本能够自给；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9］这里的“增”和“快”就是由农村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是经济改革红利释放的具体体现。
(二)价格改革红利。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加快了价格改革步伐，积极理顺价格，作了有益的探索。此后，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又着重推进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加强对垄断行业价格的监管，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体制，进一步释放潜在价格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支撑。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80%以上的实物商品和服务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截止到目前，我国除了利率、汇率、石油、土地等采取有管制的价格政策之外，其余基本都由市场定价，我国市场化价格体系已经初步形成。［8］212－214由此可见，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定价体系，价格体制改革为促进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释放潜在价格改革红利提供了途径。
(三)国企改革红利。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实现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的既定改革目标，对促进政企分开、调动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初步释放国企改革红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目标，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企业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等为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做大做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企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等提供了体制保证。较之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国营企业发展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国企改革也为我国释放了巨大的潜在经济改革红利。
(四)财税改革红利。财税体制改革影响着收入分配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财政决策权等一系列事关经济社会全局性的改革。从建国之初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逐步过渡到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再到分税制的财税管理体制，我国的财税体制为不断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不断地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不断地释放财税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在支持国有企业税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方面，财税改革同样为广大农村家庭和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人口红利。这里所讲的人口红利是指通过就业体制、户籍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所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释放的增量部分。从1952年到1978年，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提出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改革思路，旧的就业体制开始被打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想，并确定了劳动力就业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这为我国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2年底，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年均超过一千万人，这部分潜在人口红利的释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六)对外开放红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始终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对外开放，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1979年和1980年，深圳、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这是我国释放对外开放红利的初始阶段。此后，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实施开放政策，南京、武汉、重庆等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进入全面开放的阶段。［10］354－355我国在2001年11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我国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通过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有效地释放了我国潜在的对外经济红利。据统计，我国2012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87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并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因此，较之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潜在对外开放红利同样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三、释放潜在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基本思路
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成为改革的突出因素。改革达成共识和形成合力的难度在加大，改革的积极性和动力在削弱，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的要求在提高，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已进入攻坚阶段。［11］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其基本思路可以总结成“五个相结合”。
(一)创造改革红利与共享改革红利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的历程充分地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改革红利的主体，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改革积极性高涨时，改革事业才能有序地向前推进，改革红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协调、不包容等问题，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导致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积极性。因此，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最有力的保障。
(二)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回顾我国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其本质是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12］1－3因此，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杠杆作用，更大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地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此，要进一步释放潜在的经济改革红利，必须遵循“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的基本思路。
(三)顶层设计与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相结合。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推动和深化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顶层设计，从全局上对改革的整体思路、战略取向进行顶层设计，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13］12我们也要看到，经济改革红利具有潜在性，而人民群众是改革红利的根本创造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意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才能进一步释放经济改革红利。
(四)综合配套和与改革试点相结合。经济改革红利释放的途径是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之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就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配套，只有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深入推进，才能有效地配合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进行综合配套，促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共同深化、相互促进、良性发展，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保障。对于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重点领域，要加强改革的试点工作，通过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五)有序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改革模式，这是我国经济改革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改革前进的每一步，都是采取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阶段的方式推进，都是在人民群众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有序地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局部探索后全面推开，先计划经济体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有序推进。应当着力指出的是，像政府机构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医疗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领域，要进行重点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加快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
四、在体制机制的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我国的改革事业事关能否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对一些在未来经济社会建设中能够释放出巨大改革红利的战略领域打好攻坚战、实现重点突破。
一是要释放城镇化红利。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我国未来释放改革红利的巨大潜力所在。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1.3%，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制度的改革，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挖掘城镇化发展红利，助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14］
二是要释放企业创新红利。企业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释放企业创新红利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与世界经济强国相比较，我国在企业创新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充分释放企业创新红利，为保证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是要释放“新人口红利”。我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农村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东部沿海企业发挥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加强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释放潜在的“新人口红利”。
四是要释放结构调整红利。结构调整红利是我国未来改革的重要红利空间。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要通过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释放结构调整红利。
五是释放生态红利。我国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大，生态红利严重透支，广大人民对生态和环保制度的改革诉求很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攻坚力度，进一步释放生态红利，使食品更加安全，空气更加清新，水更加清洁。
具体来讲，要继续深化所有制、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积极提高改革红利的增量价值部分，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改革支撑。
(一)深化所有制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经营。这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障潜在经济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的核心问题。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公有制经济的实现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则是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深化所有制改革必须牢牢抓住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要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政性垄断经营，着力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继续推进“新36条”的实施细则，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细化，增强实践中的操作性。［15］358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财税体制在宏观调控、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供给公共产品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是我国当前尤为重要和迫切的一项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有序推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应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优化收入划分和财力配置，实现中央和地方财力事权相匹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清理归并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增强预算透明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十二五”时期应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同时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总之，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情况，以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缓解内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增强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推进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健全金融组织体系，这是金融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分层有序、互为补充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这对于降低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加强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
(四)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理顺价格调节体系。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价格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信号传递机制，应当按照“要素市场化”的原则深化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调节体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保护。应当说，我国一次能源价格是比较高的，但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视野应更开阔一些，应该放在整个资源和环境的角度去考虑。将淡水、电、天然气、成品油等价格改革放在优先位置，通过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等的节约和有效使用。在价格改革过程中，要同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有资源、公共资源的确权工作。同时，应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改善管理，坚决破除大量资源通过不规范甚至违法渠道转化成了个人财富的体制机制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改革，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共享深化改革所带来的红利。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改革红利由全体人民共享。一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六)深化土地、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综合配套性。我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要想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就必须加强综合配套改革。要加快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进一步加大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卫生医疗体制等改革的力度，为释放城镇化红利、企业创新红利、经济结构调整红利、“新人口红利”等提供配套支撑。值得重点注意的是，广大人民对医疗卫生体制、保障性住房制度、生态和环保制度等领域的改革诉求很高，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攻坚推进、重点突破。同时，要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协同效应，通过综合配套和改革试点相结合，充分发掘体制机制变革的潜在红利，以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潜在经济改革红利的可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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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3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