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改名《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一书将要出版，我不揣谫陋，来为先生说几句话。
说起来，这书也确实跟我有点关系。1999年冬天，毛喻原先生跟我聊天时，想到我们或者可以编一本有关时代看法的书。毛先生那种纯粹的生命，用时下中国学者们流行的话说，真可谓“清洁的精神”了，在他那里，不经过反思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毛先生希望在俗世里有一些精神性的认知，让世人知道他们真正的角色和位置。我们商量了一下，如果全照毛先生的精神性的定义，我们所知的知识精英里少有人获就这样的生命境界。因此，我们觉得可以向知识界的朋友们约稿，或者能促使他们获得对于时代的自觉，为我们贡献新知洞见。我们就这样拟定了“我对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的约稿函——
－－先生：
“人间何世？”为了梳理并尝试命名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决定编辑《我对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书名暂拟）一书，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说：假如你们谈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要知道，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有他对于时代的感受，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他和时代的关系……然而，在今天，物质主义号召的微小叙事使得中国语境里少有确定的关于我们时代的表达。当代汉语，像满清时代男人辫子、女人小脚……一样成为当代中国人不能自知无法自觉的生命组成部分。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处于被悬搁的晦暗不明的状态里。
尽管如此，尽管以语言为职业的中国人学舌于上帝之死，作者之死，文本之死，对于作家，学者，对于知识分子，人们要求的仍是看法和意见，人们不允许他们总让世界处在悬而未定之中，人们期待他们确定立场。因为中国的历史远未结束。而当代汉语有着太多运动的、而非静止的知识，急于表达的、而非沉默寡言的作品，时文而非连续历史与未来的精神信念，交换符号而非不可更易的生命境界……在当代汉语知识生产无法提供足够的心灵保护和精神防线时，中国广大的民众仍像宋元明清末年一样借讲谈听读故事应对时代。做局说唱、妖言传奇、故事会、民间秘密团体……这些历史上曾一度盛行的蚁民证慰之方在今天是大量地存在着。多年来，中国人在卑污、平庸、充满神话和希望又惨酷的时代经受着考验，生活着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忍的心智。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转型阶段敏感、痛苦、激动，中国广大的民众何尝不敏感、痛苦……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希望能编辑出《我对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一书。我们知道沉默是一个好的态度，独善其身可能信守一个人的清白，借王小波的话说，时代问题太过重要，置身于一个休戚与共的环境里已不容许个人顾及自身的清白；对于我们的时代，虽不能说是“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然而于其中呼吸、感受并能表达者，只有知书明理的人。从骨子里，中国广大的民众也还是相信中国的知书达理的人的。我们因此不揣冒昧，向您约稿，吁请您，希望您写下您对我们时代的感觉和您个人的心情，丰富人们对于我们时代的认知，聊尽言责，为我们的时代存照，以呈今人后世。……
约稿函复制了二十来份，寄给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反响是热烈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要好好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但不幸地，2000年刚来，网络热虽然热浪烫人，知识界却寒流阵阵，出版界也在自律和他律里对选题万分谨慎。朋友们和我们心照不宣，这出版计划是流产了。有些快手作者，张远山、周泽雄、李朝晖、萧功秦等人则写好了文章，存在我手里，让我觉得像揣着一团火，有着不能与众人分享之痛。我们的约稿信以文章的形式放在网上的时候，也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直到今年，浙江的一位普通读者看到约稿内容还来信问及此书事宜。
万没有想到的是，此约稿函给了陈子明先生，子明先生穷一年之力，写就了十五万字左右的文章，即本书《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陈子明先生从文化、文明的概念辩析起，分析我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分析我中国今日在人类演进的道路上的阶段，指明我们为何，我们的前途目的，我们此时此地的匮乏和缺欠。陈子明先生在文章里乐观地展望中国的命运。我读着这样以血汗、辛苦和智慧写成的文字，想到这已不是什么征文，而是“自铸伟辞”的著作；也不是什么结文字缘，而是不计任何回报的某种“大业”，我内心里的震憾和愧疚难以言喻；而在本书以这种方式行世之际，我也不自禁地要“佛头着粪”，在读者面前为陈子明先生饶舌几句。
陈子明先生的大名我是久仰的，只是没想到我会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不得不“画地自狱”之前，他的着眼点似乎重在拓展民间社会。那时的他是一个行动者。中国人向来不乏行动者，只是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展现出某种伟大高尚的品质。陈子明先生一代，上山下乡，参加四五运动，参加八九运动，可谓历经磨练，但初衷与道路发生了变化，理想为现实摧折，品性难以贯之，思想少有完整等现象不知凡几，一切一切构成了他们那一代人先天的不足和悲剧；至于今日，这一代人完全消融到“中国”里了：这年轻时时尚“放眼全球，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代成熟起来也只是让中国继续成为“无望的大陆”；这年轻时怀抱理想的一代如今也仍不过让人尊为精英或呼为百姓。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新贵，为侨民，为暴富，为下岗，为穷苦。穷苦者不必说了，即使对作为精英者流的他们而言，民族认同感和公民责任感也是少有的。他们占据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却再也无创造的活力，再也无市场的潜力，他们是“土围子”“地头蛇”和“过江龙”一类的混合，在中国这样一个沙聚之国一个个分立的领域里成为成功；他们会有阴谋的共识合作，但更多的是“各自想拳经”。只有少数人，思想着的和行动着的，有幸进入民族历史的演进秩序，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迁。陈子明先生正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立功的年代，那时上下似乎一心，官民一体，人民在悲壮里为了理想而努力也似乎“四海一家”。在那样的年代里，陈子明和他的同志们成就了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知识分子的最大成就，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精神的丰满，他们都有着出色的工作。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整合为“小平你好”的凯歌行进的时代，陈子明先生的努力是真诚的、纯粹的，他的心地也是清澈的、坦荡的。
但八十年代撞上了九十年代，利益分化、政道对立，中国问题极大地复杂化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散落、放纵、彷徨，成为社会的常态。陈子明先生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但鬼使神差，他从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中退居了下来。“闭关”、“幽居”的环境正是命运检验一个人生命可能的深度和高度的试金石。通常地，有人读书的经验就此止步，有人余生的成就在于捍卫此前的高度，有人终其一生沉默。陈子明先生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读书机器”，尽一切可能地占有知识和信息。在我听到的故事里，那对到手的各类书刊、报纸、网络的阅读状态，用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十年寒窗等等形容都不为过，都不能精到地表达他那对以汉语为载体的知识总量的雄心抱负。在漫长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和思考。在当代中国，差不多已与世界知识同步的汉语知识的无限量的生产，及其存量，构成了足够丰富的智慧宝库，只不过对大多数知识者而言，这一知识库存显得芜杂无序罢了。陈子明先生则把学习思考结合起来，混沌的知识海洋在他面前展现了秩序，多少读书人理想而不达的境界就为他在寂寞里在清贫生活里登堂窥奥，据说他一目十行，据说他过目不忘，据说他一月能读百十来册书，据说煌煌四十多卷，近千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在他那里熟如家常。任公文字，多热血性情，热肠饮冰，是自励；而陈子明先生处境，寒鸦冷室，枯井止水，受任公电击，是何等地壮观何等地奇诡。
我和陈子明先生神交已久，在做编辑时，且有幸成为他的少数第一读者。我承认我为陈子明先生着了迷。他的文字虽不能与梁启超的雄辩问难和天风海日相比，却有梁不及的思维的绵密，一样大气磅薄，一样天地浩然。这样的文字在西学浸入骨髓时代，使人如见家人，读之诵之，真正“吾国文章”。
更重要的，当代中国与民初不同，陈子明先生与梁启超不同，他们虽然都是行动者思想者，他们都设想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但陈子明先生面对更丰富的中国问题处境，他着眼于考虑方法、目标、阶段、领域。这使得他的文章更近于问题之学，近于顾炎武所说的经世之学。我仍记得我编发他的文章的惊喜。1998年第二期我第一次编辑他的文章，在编辑手记里我写道，“本期稿件中，是以许纲、秦海等五位博士共同完成的《南水北调方案的战略选择》还是以陈子明、吴紫辰两先生撰写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作为本刊头条，就曾一度成为编辑部争论的焦点，两文均为雄文华章，场域不同，重要性却难分高下，一涉对策，一涉哲学，一关注中国的世界，一关注世界的中国；思虑再三，我们以《世界新秩序》为开篇文章，篇幅虽长我们却未加删减，以不伤其文气。读者或许能在其严谨的论述、周密的举证中见出严肃的爱国之心。将中国置于世界中考察研究，正是我刊一向倡导的学术思维，……我们以为，唯有如此，才有助于解答我们民族的现代化目的，更重要的，才真正有助于解答千千万万中国关心的现实问题和他们的现实生存策略。”
在人类的近现代进程里，那些“力行者”们都不同于书生的“百无一用”，他们不是清议，不是干政，而是实在地投入现代性的每一建设方面。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民初的康梁孙文和后来梁漱溟晏阳初们是不必说了，即使当代，也有刘力群先生那样在多种学科领域里学有所专的专家，陈子明先生也是如此，他在社会众多的领域里卓有建树，朋友们对他在国际关系、外交哲学、文化、经济、近代史等领域的造诣是钦佩的。我曾多次出题向他组稿。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教育早有各种议论，陈子明先生对教育问题也独有心得。故一经约稿，他很快投来一篇万字长文，我自作主张，为之改名，并把自己早年的一个笔名转送给他。在编辑手记里我为之介绍说，“在横跨千年、三个世纪、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里，中国似乎已成为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仁人志士们‘永远的乡愁’，需要解决问题，需要寻找答案。到今天，这问题意识已罩上全球化浓重的色彩。兴在旦夕，危亡在旦夕，狂欢的新经济神话亦在旦夕，何可坐而论道？然而本期王子雍先生《教育对中国现代进程的制约》一文证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格局大可细说。‘教育改革’已是近年来民族和国人共识，王文虽未尽充分展开，却让人明白，‘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现代知识的传布仍然是在民间、在实践中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这种状况远不能支撑起一个现代社会。从教育扩大言之，我们的知识分布相当不均匀，我们的思维意向相当离散。正因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落后，正因为涉及民族现代化的战略思维和管理理性的滞后，我们有心无力。一个民族所可能取得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成就，都受制于其文明状态（教育、知识、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它的教育成熟程度，它的战略运用范围，它的知识积累规模和分布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少数领域里能办一两件大事，可以在部分地区把头发染色进入‘后后现代’、‘新新人类’的行列，却无法真正地推进民族前行的车轮，而欲在现代世界里显示文明特性，却也几近神话奇迹。”
正是 陈子明先生那种广大的关怀，使得他在众多的领域取得惊人的成就。只是这些成就少为外人知罢了。陈子明先生的存在只在少数几个人中间才有着意义。当朋友们希望我为刘力群先生作文存照，我开玩笑说要写就写一篇“大哉力群”的文章时，我们心里都明白“大哉”一类的感叹也适用于陈子明先生。我的周围不乏读书读得很好的朋友，他们自信、年轻气盛，以我有限的学识当然难以望其项背，但他们也对陈子明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他们的话说，很多学者总是发狠读了一阵儿书后，一时间光华灿烂，但很快重复起来了，新知新学是少有涉猎的，即使读过，也被他们的成见同化了。用形象的说法，有人不吃书，有人吃书费力，有人吃书不写书，有人只吃自己感兴趣的书，有人吃书后消化不良。但陈子明先生不同，他惊人的胃口吃下了几乎我们眼见的所有的书，随吃随吐，做他的读者是幸运的，因为他深入而浅出。据说他读书一页翻下来，只是瞅一眼的工夫，一页的内容即印在大脑里了，写作时要引用就随时翻开引用。我们疑心他是否掌握了精要，然而看他对国家利益、对外交、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等诸多问题的论述，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实在只有叹服。
谈论陈子明先生的意义尚为时过早，对他的论题我们尚无系统梳理整理的机会，但确实可以说，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舞台给予了他那一代人施展的机会，多数人交的答卷并不令人满意，反而是他和同样处于边缘地带处于穷窘状态的人展示了可能的高度，毛喻原先生、王康先生、刘力群先生等人，他们在孤独的思考里成就了更深远更广大的中国。孙中山、陈独秀、冯友兰们都注意到世界大势乃是城市对乡村的主导，但在思想领域里，在关于世界总体性解释里，人类精神的触角必须连接久远的历史和城乡广大的国土。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的，不过是都市文化和近乎后现代的文化风尚成为主流，但数千年历史和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广大人群瞩目的，仍是一个用汉语表达的中国，仍是一个有情怀行动的中国。正是中国文化，它的当代人格形式和语言形式，可以给我们无尽的安慰、希望、意义。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梦想里，活在唐宋诗词里，活在孔老庄韩的世界里，活在司马迁的历史里，活在东方大陆上修齐治平的天下一家里。这种远不同个人主义传统深厚的西方文明的家国意识，给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的属人的身份和归宿。
我曾经说过，像王康等人，与时下的知识界主流是有着距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其符号筹码有了相当细密的分工，在那里，符号的意义大于人的意义，知识高于生命，自利高于利人，学术高于中国。而王康和陈子明们，近乎克里斯玛型的人格气质，他们的人生有抱负也有担当，他们对世界有要求也有责任，他们对中国有哀痛也有痴情，使得他们的心智走过历史和现实的万里边疆。这种近乎恐龙式的人物，从风从雨，他们的文章一经出现，就有着更改天风海涛的意义。
具体到陈子明先生，他继承了变法维新的中国文化传统，致力于构想中国国家社会的现代转型，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新生再造，致力于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汇。从孔老庄韩等诸子开始，中国文化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都身负文化铸造的历史任务。到汉儒，到宋儒，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再到康有为梁启超，都意识到中国文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至理，他们在文化救亡的工作里，越来越趋向于知行合一的伟大实践。他们以大刚大勇的入世情怀，希望在东方大陆上创建一个大同盛世。“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中国和中国文化绵延久长，却危机不断，人的生存环境也始终有往下坎陷沦落之势，生存环境之恶劣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数千年的努力仍不能越过“人的史前史状态”，数千年的苦难代价仍不能进入到自由民主的“属人”的文明状态。无数的天才智者在寻找答案，无数的头脑撞到了南墙上，甚至明清之际明于夷夏之别的文化巨人们在“君权”一层纸面前仍未有捅破，可见吾人文化的惰性何等深厚。在数千年的黑暗梦魇里，如没有圣贤之用心，没有仁人志士们的努力，东方大陆或者更早进入了“绝望的大陆”了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的“脊梁”对于“生生为天地之大德”的神谕领受，使得芸芸众生多多少少知道自己为何，自己处何地，自己在何时，自己有何。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人的努力，使得中国社会不至于沉沦得太深太久。陈子明先生正是这不多的文化前行者中的一员。
自然，陈子明先生也有自己的局限。他有任公的情怀，也有着南海先生的空想，他们对人世都有着过于认真的解读。例如在当今流氓戏子小人充斥的时代，陈子明先生对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极为重视，表现在他的行文里，他仍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者作文“称引经典”一样对待时人时文，他频繁地征引那些过眼云烟，把流氓言论小人文章信手拈来，以为某人某人指出过，仿佛中国的读书人确实有一个群体，正在高尚地日以继夜地思考中国问题，正在你追我赶地生产中国需要的思想和知识成果，这使得他的文字在今天“后现代”的知识氛围里极为诡异。同时，陈子明先生文章立论多多，在涉及中国未来的走向时，过于一往情深地以为奔向现代化的文明体系即为坦途，他以为中国文明一旦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轨，将大大推动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何家栋先生称之为“重建文明模式”），我怀疑这种中国文明资本主义化的理想是否仍只是一种理想。从陈子明先生的文字本身也可以看出，他是从上着眼，他是从理想状态着眼，他是从知识和历史着眼。文化文明的转型何其重大，万里之行，从此始也，要从脚下我们现有的窘境开始，那又是何其艰难。“饮冰”或“叹息肠内热”仍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但这些意见只是一个热爱陈子明先生的读者的个人感言，陈子明先生的思考自有时下思潮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他的文字，或者更有助于思考我们身处的时代和世界。而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因为生活里有了陈子明这样的朋友而“与有荣焉”并有了无上的欢喜赞叹。
2001年春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