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寻求共处之道。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美国方面的一些错误行动，我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紧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中美关系是一个大关系，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所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得从大处着眼。今天围绕这个主题讲三部分内容。
寻求中美两国共处之道，我们首先得了解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也就是30年来中美关系是怎么发展的，呈现一个什么态势？然后看一看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态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怎么寻求共处之道？这不但对两国来说很重要，对亚太地区、对全世界都很重要。
一、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
所谓态势，是中国人喜欢用的一个词，“态”相对于“势”较为静态，我们讲状态、形态；“势”偏动态一些，中国历来讲“审时度势”，这个“势”是在变化的。中美关系的态势就是有静有动，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过去、今天的态势也可以预见今后的态势。讲中美关系的态势，也是讲它发展的主线，大致的发展模式，包括交往、互动的特点。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大国之间最复杂的一对关系，为什么最复杂？从这几点来说一说。
第一，中美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或者说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差异性最大的。地理上在地球的一东一西，一个代表东方文化，一个代表西方文化，好比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东西两个路子，差别非常大。就历史而言，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美国是最发达的超级大国，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如果从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来说，美国是先进的，中国是后起的，现在中国被划入新兴大国行列，就是从工业化、现代化这个意义上讲的。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讲，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由于上述这些巨大的差异，中美之间产生隔阂、矛盾，以至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两个大国分量太重，潜力极大，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存在广泛的平行利益或利益汇合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诸多领域存在进行合作的种种机会与可能性。差异不一定就导致冲突，差异也会产生互补的可能。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情况。
第二，中美关系是多质性的，或可称之为模糊质的。中美关系的模糊性质的另一个说法是非敌非友的关系。有的把它定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关系，有的把它定为潜在的合作伙伴关系。从官方政策来说，双方定位在非敌非友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重新打开之后开始的。如果用婚姻来比喻的话，它是一种政治婚姻，是由于利益的需求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这种利益需求始于70年代的战略安全关系。当时双方都把苏联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中美接近以共同形成对苏联的牵制、抗衡力量，形成著名的大三角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跟美国逐渐发展起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广泛深入，现在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尤其近十年在一些全球或地区问题上，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发展过程中，中美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结构性的利益需求和利害平衡，形成了现在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中美关系是两个大国的关系，是长期形成的基本形态，不会因为一些具体事情上的分歧冲突而轻易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形成了一种软结构。这种软结构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也包括双方沟通、处理敏感问题的方式，领导人交往的方式等等。这种东西形成以后，就变成中美关系的一种资产。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结构性矛盾和务实性政策。由于中美这两个大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和行为方式很不一样，在国际关系上被视为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一般不易解决，会长期存在。我们讲中美关系存在着两面性，这是重要的基础。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有摇摆，有起伏，甚至有大的危机，这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和行为方式的明显差异决定的。政策目标的矛盾性还来源于两国国内对中美关系不同的主张和看法。一般来说，美国国内在对华关系上，务实派认为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寻求发展这种共同利益对双方都有好处；美国要防范中国可能构成的威胁，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所以发展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应当是政策的主导。这是务实派的基本情况。强硬派认为，中美由于政治制度不一样，双方之间基本利益、目标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美国不能对与中国的合作抱有太大的期望；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变，那么中美之间的基本矛盾早晚要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当然在强硬派中，也有种种程度上的不一样，有的对中国采取完全敌视态度，更多的是采取怀疑态度。所谓怀疑态度就是说它还没有完全把中国作为现实敌人来对待，但老是怀疑中国要对美国造成威胁，要对美国构成挑战。这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其中，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出来的。换一种表达，就是所谓“杯水论”，在看待两国关系，看待中国的作用，看待中国的发展时，强调它的积极面，说是半满杯，强调它的消极面，就说半空杯。在评估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派，我称之为“满派”和“空派”。“满派”比较多地看到中美关系合作的机会和潜力，中美两国可以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空派”则更多地看到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看到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威胁、中国的挑战。
从美国政策来说，始终有改变中国的政策目标、政策趋向，我们通常称之为“西化”，即希望把中国变成类似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这样的话，他们觉得至少在国家基本性质上属于同类。不然的话，中国还是一个异类，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进行防范，这是比较缓和的做法。比较直接的、硬一点的说法，就是要遏制，冷战结束以后，它叫做“对冲”（Hedge，是金融学里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不能把东西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做好另一手准备）。这种思想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即便是在积极面占主导的时候，所谓防范、“对冲”的思想和措施也始终没有放弃过。
中国跟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这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另一个特点。中国对美关系的目标和政策有一个基本点，是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服务。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邓小平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也就是说安全威胁不是一个急迫的、就要对我们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胁的事情，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搞发展。在这个基本判断下，我们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我们的外交就是要为此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在创造好的外部环境当中，有一个稳定的、积极发展的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点，外交战略从根本上讲是由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决定的。中国外交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简单地说就是“广交友，不树敌”，是一种友善型、防御型、自卫型外交。特别是相对于美国这种扩张性、进取性很强的国家，我们主要是一种反应性、防御性的外交。
这是由中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与世界融合的逻辑所决定的。改革什么？我的理解，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步一步走，用邓小平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含义包括开放，但是开放和改革是两个概念。开放是什么？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跟世界融合。世界现有的体制是由西方主导的，所谓融入世界，就要承认并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美国又是西方的头，基本逻辑就是需要跟美国发展关系，否则怎么融入世界？如果不承认这个体制，那么中美关系一定是对立的、对抗的。所以，这个基本逻辑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决定了中国的对美关系。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就是确保我们的主权，领土完整，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社会稳定，我们的内政不容干涉，这是前提。
中国不输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这跟我们60年代、70年代初的做法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目标就是寻求一个比较和缓的国际环境，包括稳定的周边环境，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跟西方国家发展关系。这是我们总体的外交方针，也是中美之间发展关系的政策基础。中美这么大的差异，有摩擦，有冲突，有时候还发生危机，怎么相处？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经常说要避免什么，要不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保持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对外整体的方针，包括对美方针是不对抗的，我们讲“不当头、不扛旗”，反映出我们外交的基本态势，是一个缓和的态势。
中国外交的上述特点实际上也形成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始终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美关系抱着极为怀疑的态度，要对中国进行遏制，但是美国对华关系始终没有被这种势力所主导。除了美国更大的战略需求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这种外交态势有关系。这是中国外交政策非常成功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这种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保证了有个比较缓和的外部环境。
二、新时期中美关系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除了两个当事国的基本因素，决定中美关系态势还有一个大的因素，就是国际因素，或者叫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冷战时期形成的大三角关系，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美双方对苏联外交政策、全球目标的判断及苏联所采取的行动密切相关。90年代以后，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国力迅速衰落，已不构成美国主要的现实威胁。美国环顾四周，寻找新的威胁的时候，曾经一度要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威胁。之所以没有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和当时中国采取的低调外交态势有重要的关系。
进入新时期，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态势发生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力量、总体力量大大增强。当然国力跟美国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综合国力已经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大不一样。这使美国要重新评估中国的力量、地位、影响和政策目标，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要保持它对世界的霸权和主导地位，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根本性挑战。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成长壮大，对美国来说已经成为潜在威胁。
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过去不突出的因素，在新的时期变得突出起来，比如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就变得比以往要突出一些。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长期以来是一个淡化的因素，我们尽量少提意识形态差异，我们说不同价值观、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也可以友好相处。对美国来说，在你力量不强的时候，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但当你力量变强了以后，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西方很多人把中国看作一个异类的国家，那么这个因素的突出，当然会带来政策上的影响。在美国和西方的对华政策争论中，有人提出这么一些问题：中国和西方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究竟是共同点、共同利益是主要的，还是利益冲突、分歧是主要的？存在的分歧和冲突，是否不可弥合，会不会最终导致双方的对抗？如果能够妥善地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共同利益是否能够压倒分歧，彼此形成和平共处的局面？也就是双方之间有没有可能建立大国关系的一种新模式？
为什么说新的模式，因为在历史上，后起的大国一定挑战现有大国的霸主地位。美国人说，追溯世界历史只有一次例外，就是英国的霸权让给美国，这个过程是和平的。因为英美之间，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体制基本是同类的，特别是语言和文化的相通，才产生这么一种结果。中国崛起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担心。这对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种担心在近两年因为一些重大事件而变得更为突出。金融危机使中美之间关系形态的变化加速，因为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而中国的金融地位在大国当中是相当重要的。在应对金融危机，避免形成全球重大衰退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中美之间进行了很重要的合作。在金融危机推动下，中国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这种变化原来至少要经过5年或者10年才可能发生，由于金融危机一下子提前了，形成中美关系态势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国似乎获得某种强势的地位，使美国很多人感到担忧。这种担忧和原来的担心结合在一起，就对中美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一些新的影响。
新时期的中美关系，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突出起来。比如美国对台售武的问题，奥巴马会见达赖的问题，还有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近几个月来，一些美国人说中国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了，证实了一些人曾经的担忧，就是中国一旦强大以后就会直接挑战美国，中美之间将发生对抗，所以他们主张对华政策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方式。这种声音在增长。其中一种对中国的指责，说中国现在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双方处理分歧的模式。举个例子，美国多年来都在售台武器，这次还相当节制，一些明显进攻性的武器没有列入售武清单，就是考虑到对中国的敏感性，但是中国这次反应出乎意外地强烈。奥巴马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很多友好的姿态，中国不但不领情，而且变得更加强硬。这是中国要改变以往处理分歧的模式。对华稍微温和一点的人说，应该让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关系在发展，自然会解决，不必挑得这么高。
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随着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其外交政策将更加强势。当然这是从美国的立场上看问题，但是从现实来说，确实在态势上是有变化的。我说的是态势上的变化，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美国很多错误的政策和做法，我们从来都是明确反对的，态度是从不含糊的。但是力量对比的差距，我们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国内舆论的关注程度，当时和现在都是不一样的。中美关系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美国要坚持错误的政策，必然会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代价会越来越大。这确实反映了新时期中美关系态势的变化，也给中美双方提出新的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心要维持它的霸权地位和政策，问题是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当然美国很多人希望能够维持下去，但是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世界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那种赤裸裸的、被称为“单边主义”的搞强权的做法，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硬要搞，对美国的利益没有好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引起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更由于其严重的后果，惨重的代价，使美国民众和精英圈子里的很多人呼吁要改变政策做法。这种对变革的广泛要求也是奥巴马能够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美国绝对不会自动放弃它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它可能改变的是其行为方式。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来保持霸权地位，是美国外交政策变化的路数，所谓“多边主义”、“巧实力”都在此列。
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美国做何种调整才能够适应中美关系在新时期的态势变化？这是中美双方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还是发展经济，从经济发展到社会进步，这依然是最重要的任务。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发展平稳，是我们的最大利益所在。弱国无外交，如果我们的发展遭到重大挫折的话，外交上是很难强硬起来的。我们当然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维护我们的利益，但是在打交道的方式上，什么是最好的方式，这在国内是有争议的。争议表现在经济、金融、政治、安全、文化等各领域的问题上，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态势变化的又一个特点。过去30年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在对美政策上不是没有争议，内部也有一些，但是并不大，并不突出，因为目标很清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总的政策非常明确。
与此相联系的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这个信息化时代，人们便捷地得到各种必要的资讯信息，已经变成非常普通的事情。随着中国的发展，公众对国际形势、外交关系和政策也越来越关注。这种关注已远不是一种兴趣，它后面往往有重要的利益关切。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形成利益多元化，使我们的对外政策要在多元利益当中求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在没有达成这种平衡的共识之前，多元利益会产生冲突，在对外政策的主张上会产生分歧。这显然又是一个对我们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新挑战，在10年前是没有的，也是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新变化。
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双方明确提出要继续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提过，叫“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随着近半年多来一些磨擦和紧张的发生，人们不禁要问建立伙伴关系的目标能不能达成，现实还是不现实？在我看来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但是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需要双方有强烈的意愿并付诸艰苦努力。如果双方或者任何一方没有这种意愿，或不去付出必要的努力，中美关系就可能滑向对抗的方向。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谓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在过去这些年中，中国说不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不寻求改变现状，那么今天这个说法是不是还算数？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实际上也面临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随着我们对外利益的扩伸，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新时期我们的对外政策目标应该是什么？
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看到中美双方相互之间的估价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现在应该怎么评估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发展趋向？对此，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有大不相同的看法。美国究竟是处在急剧衰落的过程当中，还是基本保持着原有的超级大国地位，处在一种相对的地位下降过程中？所谓相对的下降，用一部分美国人的话说，就是由于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美国的优势相对减少，但其绝对的强势仍是不可动摇的。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内可能产生的态势变化。
同样，对中国的评估，也有很大的分歧。虽然在金融危机当中，中国的情况相对较好，但是西方始终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反华派不用说了，怀疑派始终把它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衡量。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问题、深层矛盾非常严重，难以解决，而且这些问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甚至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就像最近两年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人讲中国的成功实际上是传统体制下搞市场经济的成功，因此它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它的效率很高，政策有连续性，可以排除很多干扰，实现确定的重大目标；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它可以更加强有力。但是怀疑派往往把负面的东西放大，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算成功，现在主要是靠投资和外贸拉动，越来越难以为继；然后讲到社会问题越来越尖锐，强调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还有人口结构老龄化等等；这些问题在某一个节点，由于某种事件可能引发重大危机。
即便那些对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发展持相对积极态度的人，也会对中国的问题表示忧虑。有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文名字叫谢淑丽，当过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去年她出版了一本书，书名“A
Fragile Superpower”（香港翻译成《脆弱的大国》），讲的是中国作为发展迅速的“超级大国”，是相当“脆弱的”，为什么脆弱？她列举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书里面有非常深刻的论述。当然她把这些联系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认为会产生某种令人担心的情况。最近一些论调，说中国在对美政策方面显得比较强硬，跟以往不一样，是中国强大后所表现出的傲慢。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因而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强硬态势。关于全球挑战的问题，比如气侯变化问题、能源安全问题，也指责中国不顾他国的利益，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在汇率问题上，西方普遍宣扬的是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的汇率，目的就是促进中国的出口，造成不公平竞争。
这些论点在国际上颇有市场，对很多没有深入考察问题的人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好像说得也有些道理，但实际上是以偏概全，完全不讲另外一面，更有人利用一些误解和偏见散布对中国的怀疑论。这是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三、寻求共处之道
中美能不能按照去年奥巴马访华时双方达成的共识，致力于发展21世纪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中美关系，特别是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就是双方之间尽管有分歧，有利益冲突，但是能够超越历史上大国竞争走向对抗的宿命，找到一种积极的共处之道。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中美之间要逐步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积极稳定的关系框架，首先美国要改变强权政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问题是美国会不会改变？如果让美国自觉自愿地、通过提高自身觉悟来改变，这是不现实的。可能性在于形势迫使它改变，就是形势比人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使美国长期形成了“凡事我说了算”的习惯，就像江湖上“老大说了算”。它是一个最强势的行为体，同时又“当仁不让”地扮演一个维护秩序的角色。长期以来，这个秩序以及维护秩序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它主导而确立的。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纠集一些盟国、伙伴等力量来制定对它有利的游戏规则。这种权力表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讲到话语权的问题，这是美国长期以来最能够蒙蔽、误导舆论，最有利而又最难改变的软权力。
然而，近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的霸权政策越来越难以推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出现明智的领导人，顺应形势的变化采取更明智的政策，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说得乐观一点的话，奥巴马可能属于这一类的领导人。奥巴马本人的理念和他的背景、成长经历有重要关系。他认为美国的政策要改变，要顺应世界的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一意孤行的结果是美国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失。现在美国有相当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推动这部分人所主张的思想、政策向积极的方面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中美之间寻求共处之道，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模式的希望所在。当然，这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会有种种强大的反对力量和牵制因素，需要克服国内外的障碍。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的成功就在于量力而行，顺势而为。这是缘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根基，不管是处于弱势还是强势都应该如此。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才是成熟、老道的外交。更进一步，新时期中国要有更加明晰的理念和政策目标，基本的要素更具透明性，是现实的，又是合乎情理的，在国际上更能获得理解。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外交保持谦虚谨慎的姿态永远是有利的。当然谦虚谨慎不意味着你不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它是一种更加亲和的风格。
我们的对美工作，最有效的做法是用事实否定怀疑派的思维定势和宣传，使之不能主导美国对华政策，阻挡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多年来的成功实践已证明这一点，当然也有理由相信，寻求未来共处之道是完全可能的。从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双方领导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多数人都希望看到的、对双方都有利的发展态势。对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我个人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
点评部分
叶自成（北京大学外交学系主任）：
谢谢崔教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复杂的问题给我们理出一个头绪来。我有两点评论。
我在来之前正好看了一篇文章，讲什么呢？讲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希腊哲学，三种哲学代表三种不同的境界。印度哲学的最高境界是梵我如一，就是人和天是不分的，没有人和天的界限；希腊哲学的思想是人和天是对立的，人是人，天是天；中国哲学正好在中间，我们是天人合一，天人要和谐。所以，中美关系在这样一个境界里面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的哲学能够磨掉美国人那种骄矜之气，你要斗我不跟你斗，你要这么玩我不跟你玩，换种方式跟你玩。所以，崔教授的观点虽然很乐观，但中国人的思想和智慧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第二点评论就是中国人看美国人的心态其实是矛盾的。我们这里可能有些人喜欢美国，有些人讨厌美国。但是不管怎样，诸位出国去哪里？可能最多的答案都是去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管你恨它也好，喜欢它也好，美国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先进，比较强大，比较有吸引力的。这种矛盾心态，也反映在中国的近代历史里面。去年有本书《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位外国人》，里面很多是美国人。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中美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矛盾的东西，没有办法把它简单化。
李晓宁（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崔教授讲中美关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怎么能更深刻一些，而不是那种泛泛的媒体式评论。
以我个人的看法，美英在交接霸权的时候是和平的，不仅仅是因为英美国家文化的同质性。世界在前两千年都是强权统治，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的变化。现在又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通过军事扩张，已接近世界第二的位置。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
我想来想去对世界这种变化用“蜕变”来形容比较合适。蜕变是形式和性质的变化，像蚕的卵变成虫，虫变成蛹，蛹变成蛾。霸权的构成要素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起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军事因素在减弱，而其他要素比如金融，作用在增强。
黄金、金融还有很多大宗物品比如石油的交易所，原来是在欧洲，后来慢慢跑到美国去了。这些交易规则和交易方式都是当时西方强国确定的，中国以后将会对这些规则做哪些修改呢？这些修改不能仅仅符合一国利益，一定对全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共同价值有意义，才能达到刚才崔教授讲的那种共识。
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中间呈现的问题非常多，大到国家的权益和全球的利益，小到一个小民族的生存，一个岛要淹进水里了，这样的问题全都集中到那儿去了。所以，今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怎么对世界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不是简单地妥协和退让就能解决的。我想恐怕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研究，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这是我们的目的。
提问部分
提问：崔老师您好，我们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表述，它会提到很多全球问题，比如说气候问题、人权问题等。然而中国对美国的表述，很多人从反面来判定，不见达赖，不支持台独，不对台军售，您认为我们这样的政策表述是不是有局限性？
崔立如：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本身反映了一个现实。在在双边问题的外交处置上，大体上的做法是：
首先是要表明立场、观点和态度。第二是要能够清楚地、有力地阐述你的理由、论点和根据，以你所掌握的事实，做出有力的论证。可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平台上，通过不同的渠道传达出来。第三是要拿出可选择的方案和办法，恰如其分地、周全地处理问题，包括能够审时度势，以适当的方式处理突发的事件、危机及棘手的问题。当然也可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有官方的、民间的渠道，可以采取正面的、侧面的、迂回的方式。
这些年来我们在第一、三方面做得相对更好些，第二方面则比较弱一些。它反映了一个现实，就像我们的改革开放一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觉得这么一个大国，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这确实是改革开放进程的现实，我们就像航行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水域上，虽有一个彼岸的目标，但是如何到达彼岸，确实没有一个路线图。
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大部分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同样，中国的外交也反映了我们发展过程的现实。中国外交的目标是为了保障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逐渐调整目标。我们现在经济要“走出去”，外交也随着跟上去。在很多方面它是一步一步推进的，需要走到哪一步，就推进到哪一步。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过去多是反应性的，新时期我们的外交要求有更主动的作为，主动行动要逐渐增多。
我们过去的政策表述中，比较多的是“不要什么”，现在可能更多地转向“要什么”。若干年以前“要什么”还不是我们必须马上回答的问题，而现在很多领域里究竟“要什么”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对我们外交的挑战。
提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个极限，就是说当美国突破这个极限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就会真正地强硬起来？另外，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大的泡沫之一，中国为什么还要增持美国国债或者保持其规模？
崔立如：现在讲极限这个事儿，只能说在哪些方面有什么极限，在哪个问题上有什么极限，很难说我们现在外交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极限。我们一般讲最重要的是主权、领土完整、政权的稳定，这些都是核心的利益，可以算是极限。在这些问题上触犯我们是绝不可接受的。但是实践中还得具体化，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你把军队开入台湾，我觉得这就是突破极限。比如说在达赖问题上，你的官方政策公开支持藏独集团，这也是突破极限。当然美国也明白不能这么做，它也没有这么做。所以这个问题要具体化，因为它有一个利益的权衡问题。
美国国债问题现在是一柄双刃剑，对双方都有利弊，大家绑在一起。对我们来说，持有八千多亿的国债，当然不希望美元贬值，如果要抛售的话，必然造成我们持有的国债大幅贬值，但是反过来说，美国人也顾忌到你持有他这么多国债，采取的行动不能太损害你。任何一方采取的重大行动都会对双方造成损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双方都得顾及对方。有一个词儿“Chimerica”，“中美国”，指的就是这种关系。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输入美国，使美国人能够享受这些东西，但同时助长了大量的消费透支；中国赚取外汇、创造就业，中国买美国的国债，使它能保持低利率，通货不膨胀。整个循环也造成了双方的相互依存。中国进入全球化轨道，形成出口加工的经济方式，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这么大的市场，消费能力这么强，以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特殊现象。现在一下子改变不了，这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
提问：境内外媒体都在探讨中国模式，国人的自信心也有提高。但是当具体问题出现的时候，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们往往体现出了一种“大国小民”的心态。您觉得这种心态是否与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关系？
崔立如：我理解你的问题，但把我们现在的做法称作“大国小民”心态，我不太同意。中国模式是什么含义？我的看法是它是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比较客观一点。我们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改变了原来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苏联模式，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改革开放就是建立市场经济，跟世界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学习西方，因为西方搞了这么多年，比如管理方式、科技，我们必须要学习。那么学习之后我们引进什么东西？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学习引进不是完全地照搬，这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精髓所在。
但我们是不是完全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呢？我的看法是还没有。因为这种学习引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西方所谓的“混合经济”，有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纳的，有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我们在很多方面，包括政治改革等等，有对外面的学习借鉴，同时又要照顾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客观上有时也保留了我们自己的特色。
不容回避的是，我们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解决。我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首先是经济发展，再就是社会发展，很多地方都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是必然的，也是科学合理的，用不着回避。聪明人不在于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创造的，也不可能都是自己创造的，聪明人就是把别人好的东西学过来，这也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当然我相信中国再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在今后5-10年真正转变发展方式，积累的很多问题都得到基本解决，那时我们就可说有真正的中国模式。
如果我们现在就想扮演一个“大国大民”角色的话，恐怕好多方面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我想首先还是学习，因为现在我们的知识非常不够用，包括很多专业知识。就说金融问题，在很多方面，我们现在还是个小学生。作为学生来说，首先是学习知识，当然不光是书本知识，各方面的能力锻炼也是很重要的。
提问：刚才听您说中美关系深层次的矛盾，来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想问的是中西文化要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得到有效的沟通，使美国人听懂我们所说的话？
崔立如：中西文化是不是能够共处，能够相互借鉴？我觉得从文化层面上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文化这个词儿本身，它的意思就是可以共存的，互相之间是可以借鉴的。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会有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讲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冲突的一面，但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文化上的不同差异？这些年来，我们学习西方，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很多优秀的东西。在国际关系当中，最理想的就是大家理性地处理问题，当然人是感情动物，不可能完全理性。但是随着互相理解，我觉得理性会占上风，文化之间这种沟通、交流与共处，我觉得不是很难的事情。
对美国来说，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东方文化在美国也有很多受欢迎的东西。但是美国也利用西方的文化推行霸权，产生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一面，所以关键不是在于文化，而在政治因素。
提问：去年中国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是伊朗，我想问中国对伊朗实行经济封锁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不封锁的话，你感觉美国会不会责备中国？这会怎么影响我们未来的关系？
崔立如：这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伊朗问题是奥巴马外交议事日程上排得非常靠前的一个问题。美国人说，对你们而言，台湾问题最重要，朝鲜核问题也非常重要；但对我们来说，伊朗核问题比那两个都重要。美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配合和帮助。美国在搞一个制裁方案，要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希望得到中国支持。
对于伊朗核问题，中美之间有共同点，但也有分歧。共同点就是我们反对伊朗搞核武器，但是伊朗现在并没有说它要搞核武器，说是和平利用核能。当然伊朗在发展核计划过程中，有一些交代不清楚的地方，使外界产生了怀疑。另外伊朗领导人有时在政策宣示中发表一些不当的话，也引起了外界的担忧。伊朗需要做出一些解释和改变。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伊朗和美国处于一种敌对状态，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态。当然双方都要做努力。奥巴马上台后做出了一些努力，我们是赞赏这种努力的，希望这种努力能够继续下去，要给一些时间。
此外，伊朗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还牵涉到地区问题。中东地区问题十分复杂，伊朗也有它的安全关切。在中东地区问题上，美国有些政策要做调整，采取更加积极的、更加公平的方式，会有助于伊朗问题的解决。
关于制裁问题，首先中国不主张轻易搞制裁。制裁往往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立。另外，美国与伊朗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经济关系，虽然美国一些公司间接地跟伊朗有往来。但是中国跟伊朗有很多经济往来，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在美国准备的制裁方案当中，有些条款是非常宽泛的，跟伊朗核问题关系不大。所以中国现在不支持美国这种制裁方案。对于伊朗核问题，我们觉得首先还是要给外交解决一个充分的机会。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3/4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林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