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作出决定，接纳中国加入WTO。它意味着历经15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昂首跨入WTO大门!
15年，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实在是极短的一瞬，而对于所有参与或关注这场马拉松谈判的人来说，15年又是一次十分漫长曲折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的征程。15年来，伴着复关和入世谈判，中国现代化、市场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一大步，社会面貌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沧桑巨变，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员。
此刻，我们有必要检视一遍这15年的风雨足迹，梳理一下那曾经有过的重重心结：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谈判为什么如此艰难?中国为推动入世做了些什么?入世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些什么?入世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第一章：中国为什么要入世?
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列是现今全球最具广泛性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主要职能有三：制定并监督执行国际经贸规则，组织各成员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建立成员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被喻为“经济联合国”。
近2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加快，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绝大多数国家虽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各有不同，但都相继选定了市场经济之路，并纷纷投身于新技术革命。跨国公司打破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信息技术、知识经济日新月异，大大缩小了时空距离，你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拥抱世界。WTO奉市场经济为圭臬，在推进全球化中扮演着主角。80年代中期以来，是否参加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衡量一国是否负责任地加入国际社会、该国经济是否与世界经济衔接的重要尺度。目前，WTO142个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5%，投资额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量的80%。获得WTO的一个席位，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多张通行证。
中国需要WTO。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收益和风险上并不均等，但发展中国家若不想长期落后、被动挨打，就必须顺应潮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目前，我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诸多领域已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但因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我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双边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经贸关系，使国内企业和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受到了许多歧视性或不公正待遇。比如，我国是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出口国，却受“多种纤维协定”下主要进口国的配额限制，竞争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又如，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是我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但不少发达国家将我视同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第三国价格对我出口产品予以反倾销调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受反倾销危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加入WTO，中国不仅有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权利，还能够参加制定有关游戏规则，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把握主动权，并且可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战中占据有利位势。另外，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言，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挠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从更深广的层面来看，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也是我们全面重返国际经济舞台的显著标志和强烈信号。
当然，WTO也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占世界1/5多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值均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达到2000亿美元，吸收外资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其中，与WTO成员间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90%，来华落户的跨国公司多来自于WTO成员。今年，中国申奥成功，世界欣然选择了开放的中国。中国还成功主办了APEC年会，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尊重。显然，没有中国加入，WTO将有失完整，不能真正体现其世界性。入世后，中国巨大的需求潜力将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为全球提供一个最诱人的大市场，这是中国将要对人类作出的突出贡献。据初步估算，“十五”期间，中国将进口约1.4万亿美元的设备、技术和产品，这会给各国工商界创造巨大商机。WTO几任总干事萨瑟兰、鲁杰罗、穆尔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样的意愿：WTO亟须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和平衡。历史赋予了中国这一使命。
第二章：谈判为何长达15年?
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自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向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复关申请起，国内外无数次预测这场谈判的时间表。但谁也不曾料到，由于谈判逐步被“政治化”及其本身的艰巨性、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这一谈就是15个春秋。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4位。从1987年就担任GATT(后为WTO)中国工作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说，当初履新伊始，有人戏称他这个主席也许得干10年。吉拉德不以为然地大笑，岂知到头来竟干了14年半!
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到1986年7月，主要是酝酿、准备复关事宜;第二阶段从1987年2月到1992年10月，主要是审议中国经贸体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题目是到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第三阶段从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中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
1994年底，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成员漫天要价，无理阻挠，中国复关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GATT;同年，中方决定申请入世，并根据要求，与WTO的37个成员开始了拉锯式的双边谈判。从1997年5月与匈牙利最先达成协议，到2001年9月13日与最末一个谈判对手墨西哥达成协议，直至2001年9月17日WTO中国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国入世法律文件，这期间起伏跌宕，山重水复。而最难打的硬仗，莫过于中美谈判，其次是中欧谈判，其中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
中国入世谈判的整个历程，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和正确决策。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这场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一、WTO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二、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三、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些原则对入世谈判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备受瞩目的中美谈判范围广、内容多、难度大，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要价非常高，立场非常强硬，谈判又不时受到各种政治因素干扰。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以大局为重，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朱镕基总理等在最后一轮中美谈判中亲临现场，坐镇指挥。我方代表坚持原则，经过6天6夜的艰苦谈判，这场最关键的战役取得双赢的结果，于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双边协议，从而使入世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谈判的最终成功铺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欧谈判几经周折后也正式达成双边协议。对于这两场谈判，欧美首脑普遍盛赞中国领导人在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和逐步开放市场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胆识与魄力。偏爱中国丝巾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认为，正是由于江泽民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问题，才使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的谈判对手得以言和。为了统一对WTO谈判进行研究和作出决策，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吴仪为组长、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WTO工作小组。
那么，为什么会谈得这么细、这么苦、这么久?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代表团团长龙永图坦率地说，谈了15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15年。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谈判过程之难，时间之长，正说明我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谈判多打几个回合，也为国内产业和企业争取了固本强体的缓冲期。
面对一个又一个WTO成员，中方力争的焦点是什么?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说，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企业抗风险能力日益增强，但总体上国内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与国外差距甚大。所以，谈判的核心，就是市场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这是我们的底线。双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我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多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具体内容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农业、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一系列问题，而农业和服务业又是双方相持不下的难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入世后9亿农民享有合理、平等的贸易待遇并保证其收入增长?服务业是发展现代化经济的主动力，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额占其GDP的70%—80%，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如何促使服务业在放开后能有一个稳妥有序的过渡期?
寸步不让的意志比拼，唇枪舌剑的讨价还价，15年来的每一场谈判，中方“从来不打算减少一美元、从来没想少说一个字来求得妥协”。经过艰苦斗争，美欧等发达国家不得不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方最终与所有WTO成员就我国加入WTO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双边谈判的结果是平衡的，符合WTO的规定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这样，第一，我国赢得了过渡期和市场开放的主导权;第二，我国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作出了必要的灵活反应;第三，迫使谈判对方在谈判中满足了我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国承诺给予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障条款(即在我国加入WTO后美随时可与我方中断WTO关系的条款)，同意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等。从长长的入世谈判清单上也不难发现，中方代表为国内产业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和必要的保护手段。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谈判中承诺的只是一种市场准入机会，而非实际采购义务。如小麦，我国入世后第一年的关税配额量是730万吨，这个数字用的是我国1995年—1997年的平均进口量，实际是否进口和进口多少，要取决于我们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和商业条件。还有，在某些服务领域承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一定范围的业务，但“允许”不等于不要审批，不等于没有条件，不等于没有管理。比如对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包括设立分支机构等，必须要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批。再如同意每年允许进口20部分账电影，不是一定要进口那么多，20部只是最高限。具体进口多少还要经过审批，按照国内的法规审查影片内容。此外，还要看市场有无需求。关于在增值电信和寻呼等行业的外资股份比例，我方同意在加入后2年允许外资比例可达到50%。这一股比只是我们批准的最高限，而不是每个外资企业的外资比例都要达到50%。
在多边谈判中，中方通过不懈努力，使多边谈判的最终结果与我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与WTO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的承受能力相一致，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在不违背国际惯例的前提下对我有利。如在农业扶持政策上，中方据理力争，直至今年6月才与WTO成员达成共识，同意我补贴允许水平为8.5%。这一结果为我国政府今后增加扶持农业发展保留了较大的政策空间。又如按照WTO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纺织品配额限制在2005年之前取消，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的纺织工业，在谈判中要求2005年后继续对我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直到2009年。对此，我坚决予以拒绝，使对方最终被迫同意2005年之前取消配额。纺织品谈判的结果，为入世后我国纺织品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创造了重要的利好因素。
既是谈判，双方必定有得有失，天下找不到免费午餐。在取得长远好处的同时，也要按照WTO规则承担相应义务。这不能视为简单的让步，遵循规则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义务。倘若要说让步，那加入WTO的所有成员都曾作出了让步。让步是为了进步，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开放，换来的将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更大开放。中国入世作出了两项庄严承诺：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办事，承诺逐步开放市场，这不但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为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增加国外投资者的信心，不断完善投资环境，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章：怎么看入世的利弊?
中国入世是利是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抑或利弊参半?
15年来，围绕着谈判，类似的疑惑和争议始终持续不休。最典型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盲目悲观，认为入世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等于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大量外国产品、服务长驱直入，将给我国经济带来强大的冲击，似乎入世就要大难临头;另一种则盲目乐观，认为入世之日即中国完成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任务之时，是中国坐享全球多边贸易投资利益之时，出口、就业、GDP等马上会大幅增加，似乎入世就是黄金万两。
客观地讲，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入世的利弊得失，我们应该用全面、发展、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站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分析。既要看单个产业，又要看整个产业;既要看当前，又要看长远。
毋庸讳言，经过20多年的探索，我国已初步建构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要完成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使之逐渐充实、完善、成熟，还需在更深的层面和更广的领域进行开拓创新。另外，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迈上一个新台阶，我们怎样去寻找和创造未来的新增长点、新消费亮点、新就业岗位?经济全球化浪潮澎湃而至，我们怎样乘势前行，趋利避害?新一轮多边谈判启动在即，我们怎样置身其间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出消除南北差距的强音?
入世，是我们解答这些难题的重要渠道。WTO规则的“内核”是尽可能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入世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促使全国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速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入世后我们将获取进军国际市场的入门券，也要履行中方在谈判中所承诺的关税减让、市场准入、非歧视原则等义务。这样，我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开拓市场，从事贸易和投资，同时也将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特别是开展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我们承诺遵守WTO规则，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要按市场经济的牌理出牌，这必然会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促进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备，促进有关法律体系的健全，从而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法律体制的确立。此外，入世还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新型收入分配机制、新型就业格局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消费者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稳定、透明、可预见的多边贸易机制更好地保护和壮大自己，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在全球经济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
不过，入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各种机遇，还有各种挑战。随着市场准入的扩大、关税的削减和非关税措施的取消，外国产品、服务和投资有可能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一些产品、企业免不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尤其是那些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将经受“与狼共舞”的严峻考验。从单个产业看，虽然如农业中的水果、肉类和蔬菜，工业中的一般机电产品、轻工产品、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服务业中的建筑、旅游等，都将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农业中的粮食，工业中的汽车，服务业中的银行、保险、电信等，均将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其次，我国现行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还不完全符合WTO的规定，对外经贸管理在观念和体制上存在着许多滞后之处，政府机关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方式也有相当大的不适应，这些都会加剧我们与WTO规则磨合期的阵痛。再者，国内企业普遍对WTO规则了解不够，经验不足，因此入世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也可能出现于我不利的结果。
利弊当辩证观。确实，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有弊，但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在享受WTO权利方面，如果利用得好，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扩大出口，更多地吸引外资，更恰当地保护和支持国内产业发展，更有效地对付某些WTO成员的贸易歧视;利用得不好，以上利益就难以充分获得，有的甚至会丧失。同样，在履行WTO义务方面，如果我们能变开放压力为改革动力，变外来挑战为自身机遇，切实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大胆实行科技创新，不断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可以减失增得，兴利除弊。
龙永图认为，加入一个国际组织的利弊，首先取决于加入时和加入后能否有力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离开了这些具体东西来谈利弊，容易陷入误区。当年我们开放制造业也曾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实证明这一步走得对。那些20年前为了买一台日本“板砖式”录音机而通宵排队的人们，谁敢相信今天的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而且相当一部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畅销欧美?入世后中国将重点转向开放服务业，这是我们抢占国际经济竞争制高点的捷径，没有现代化的服务业就没有现代化的经济。假如说开放服务业就有多大弊端多大风险的话，而WTO现有的142个成员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没有一个因为开放服务业或其他市场而受其损，相反是受其惠。中方谈判的信心正源于此。这就像一个体育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中不仅要争取参加全运会、亚运会，还要争取参加奥运会，即使搏不到奥运奖牌，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规则意识和竞技能力。
外经贸部国际司副司长张向晨说，以电信为例，中国的发展需要信息技术领先一步，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需要植根于一个开放性、竞争性市场。但现实是，几十年高度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业技术更新迟缓，服务质量成了“众怨所归”。在美国，每月花上10来个美元即可无限时地上网;而在中国，平均收入低于美国人的消费者却要为此多付几倍的费用。电信市场开放是入世谈判的一大焦点，一旦遭受国外电信高效低价的竞争，习惯了封闭和保护的中国电信业会不会不堪一击?竞争能躲过去吗?1997年2月，在WTO主持的全球基础电信服务谈判中，占全球电信市场90%以上份额的近70个国家承诺在2000年开放各自的电信业，我国也表示参加《信息技术协议》。情势逼人，中国电信业只有正视竞争，奋起直追，才有可能变弊为利，有所作为。
对外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抗风险能力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增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有海纳百川的襟怀和勇气。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说，融入世界先得容纳世界，要彻底改变国内金融业的现状，让消费者享受到优质到位的服务，必须向国外同行看齐，必须拿掉保护伞。中旅集团负责人薄宝华在对比中得出结论：中国酒店业是最早开放的行业之一，雄厚的海外资金、先进的管理模式，使酒店业硬、软件迅速与国际接轨，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同，而且增加了创汇、就业，改善了投资环境;而旅行社业由于开放较晚、较慢，目前仍未摆脱“散、小、乱、差”的怪圈，国内排名最靠前的旅行社年收入仅10亿元人民币左右，国外排名居中的旅行社往往年收入就达到100亿美元。排斥竞争，就会落伍;放开比试，反而能杀出一条生路。
第四章：入世后我们该做什么?
既然入世是我国的长久之策，而非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将以什么样的策略应对WTO?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WTO中?
入世，是我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和重大契机。但经济全球化绝非一首温馨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既包含着巨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又蕴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我们是不是能抓住入世带来的新机遇，是不是能应对入世带来的新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是不是能在WTO中发挥应有作用，发挥多大作用，也要看我们是不是能首先做好自家的事情。
实际上，伴随15年的谈判进程，中国一直在为入世做着各项准备。15年谈判长征，是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的历史，也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历史。我们不仅在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立足自身需要和WTO规则要求，在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突破不止。比如中国政府多次主动降低关税总水平，平均税率已从46%降至15%左右;90年代初存在的1200余种非关税措施已逐渐取消;外资准入标准逐年降低，曾被视为“雷区”的服务贸易领域近几年加大了开放力度，有步骤地扩展了金融、保险、电信、商业、外贸、运输、旅游、中介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开放范围和数量。为了使我国涉外政策法律体系更好地与WTO接轨，国务院有关部门加紧清理、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约2300件，其中拟废止的830件，拟修订的325件。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依循WTO知识产权协定而颁布或修订的《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也相继出台。今年7月，国家将中央统一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锐减到13种，基本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机制。11月1日，外经贸部获准新设3个世贸组织专门机构，提供入世后政府机制上的保证。这些举措都显示了中国加入WTO的诚意，显示了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信心。
国务委员吴仪表示，入世后，我国将更全面地发展开放型经济：一是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由有限的局部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二是由政策性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面可预见的开放;三是由单方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间双向的、相互的开放。
为此，我们一方面应认真遵守WTO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机遇与挑战共存的现实，抓紧做好相应的应对工作。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加快清理、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转化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充分利用入世的过渡期，审慎做好对服务业等重要敏感领域的开放和监管;加强WTO争端的应诉和起诉工作，尽早建立产业安全保障体系，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普及WTO知识，重视培养和建设适应WTO要求的人才队伍，等等。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以入世为新起点，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努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这是强化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力保证，更是我们入世后要完成的核心任务。
WTO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新鲜而陌生，但是，我们有改革开放积累的丰富经验，有政治十分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市场无比广阔、投资环境日臻完善的后发优势。只要我们坚守承诺，上下协力;只要我们扬长避短，尊重规则，就一定会不负这15年谈判的千辛万苦，使入世的正面效应扩至最大限度，负面影响降至最小限度，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和大赢家。
这里，我们不该忽视那些曾为中国入世谈判呕心沥血、牺牲自我的人们，正是他们坚决捍卫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才使这场谈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也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锲而不舍，才使这场谈判的结果显得格外来之不易。15年谈判，几代人为之奋斗，有的业已作古，有的两鬓染霜。壮志未酬寻常事，风烟踏尽自从容。中国代表团几经更替，薪火相传，一串长长的名单后面，是一份沉甸甸的记忆，是一个个鲜活感人的故事。面对不同对手，他们寸“利”必争;面对某些非议，他们默默承受;面对谈判久拖不决的压力，他们从不放弃任何一点努力;面对谈判结束后来自各方的赞誉，功不可没的他们报之以平常心……中国代表团前秘书长李仲周曾赋诗言志：“磨难莱蒙(注：即日内瓦湖，此处指WTO总部)终不悔，感时当在国荣昌。”代表团最后一任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任团长龙永图笑言，他为复关和入世谈判去WTO总部不下50次，按航空公司的里程奖励计划，他们从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费机票足以飞往月球。
11月10日掀开了中国经济的崭新一页，按照正常程序，我国将在年底正式成为WTO的一员。“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敢于向全球开放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沦为世界经济的孤岛。站在WTO的门槛上，面对未来十年、百年，我们满怀憧憬与信心：在竞争中发展，在风浪中搏击，是发展中成员实现经济腾飞、后来居上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而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找到更有利的位置，拥有更重要的发言权，获取更快速更健康的发展。
让历史铭记这风雨15年。
让我们续写更辉煌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