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在1513年12月10日，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给他的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写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一天的生活：与当地的农民讨价还价，为了晚餐而安置捕鸟陷阱。对于这位不一般的写信者来说，这是他最普通的一天。在写信之前，他已脱去沾满泥土的衣服，换上佛罗伦萨共和国高官的长袍。

在信的结尾，马基雅维利第一次提到了他正在编写的关于政治的“小册子”。当然，这个小册子就是《君主论》(The Prince)。

关于《君主论》，最引人注目的不光是马基雅维利写了什么，而是他居然能够写东西。就在10个月之前，他遭受了“吊坠刑”：双手绑在背后，身体被吊在监狱的天花板上，反复坠向地面。

在得到管理城邦的外交政策和防务的任务之后不久，重新掌权的美第奇家族撤了他的职。新的统治者怀疑他密谋造反，于是对他严刑拷问。马基雅维利对自己一个字也没说感到非常骄傲。

他可能是把想说的话写进了《君主论》吧。《君主论》是他写给这个家族的成员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一本书，而正是洛伦佐下令拷打了他。马基雅维利想要通过这本书告诉洛伦佐，自己是他的朋友，凭借政治经验和博古通今的学识，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不可多得的顾问。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洛伦佐是否读了这本书。但是如果他读了，他会从这个想要成为其朋友的人那里知道，事实上，政治中没有朋友这回事。

《君主论》是一本为那些渴望胜利和维护权力的人们编写的手册。文艺复兴时期不乏类似的指南，但是马基雅维利的书有所不同。毫无疑问，他为一位统治者提供了如何对付敌人的建议，包括在战争中使用武力和诈术。但是他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朋友。在专门探讨该问题的这本书的核心章节中，马基雅维利展示了他的原创观点。

马基雅维利写道，抛开你对政治的想象不谈，直接奔向事情如何运作的真相，即他所谓的“有效真相”。你会看到，政治中的盟友与朋友是两码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也许其他人之所以混淆了这两者的区别，是因为意大利语用同一个词来表达这两个概念，即amici。马基雅维利警告说，无论是谁，如果把盟友想象成了朋友，都注定了是在自取灭亡而不是在保护自己。

或许最需要这种见地，也最不可能接受它的，莫过于当代美国人，政府内外皆然。正如马基雅维利意图颠覆的政治说教者一样，我们仍然认为，领导人应当品德高尚：慷慨仁慈、诚实守信。

然而，马基雅维利教导我们，在一个太多人作恶的世界里，必须学会能够不当好人。我们的世俗和宗教学校里传授的种种美德，与我们为了捍卫同样的这些机构所必须研习的操行并不匹配。狮子的力量与狐狸的机敏：这是领导人为了维护共和国所必须利用的品行。

对这样一名领导人而言，符合利益的时候，盟友才是朋友。（具体到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身上，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这一点；如果是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等人，难度就更大了。）马基雅维利还进一步阐述，领导人必须不时激起恐惧，不仅针对敌人，还应包括盟友，乃至自己手下的部长。

对奥巴马总统就医保的惨淡首秀进行的道歉，马基雅维利会怎么看？他会说，他绝不会赢得尊重，而只能遭到蔑视。正如马基雅维利青睐的典范之一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理解的那样，有时必须人头落地。（不过在波吉亚那里，他理解的就是字面意思，尽管他更喜欢在广场上把人剁成两半，弃之不管。）

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都被称为邪恶之师。但是，《君主论》的作者从未呼吁为了邪恶而邪恶。领导人的正确目标是维持政权（当然，首先要保住自己的位子）。政治是个竞技场，遵循美德只会走向政权的覆灭，而追求貌似不好的东西反而会带来安康。简而言之，从来就没有什么简单的选择，而谨慎决策的意思是，知道如何甄别自己面临的艰难抉择的实质，然后矬子里拔将军。

面对这样的说法，我们当中那些世界观就算不是黑白对立，也至少是好莱坞式的人们会望而却步。或许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不由分说地一概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中的朋友和盟友的教导令人深感不安，那是因为它触及了我们的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的骨髓。这解释了，他为何一直被诋毁，却也一直被敬仰，无论是在他的时代，还是在今天。

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和罗伯特·扎列茨基(Robert Zaretsky)分别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政治学系主任和休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们共同撰写了《哲学家的争吵：卢梭、休谟和人类理解力的局限》(The Philosophers’ Quarrel: Rousseau, Hume and the Limi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

翻译：王湛、黄铮（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