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中国海空战略突破防空识别区决策背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0 次 更新时间:2013-12-07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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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迅  


安不忘危,治不忘战。当下的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互逼墙角,两国都处在相互寻找道义藉口的关节点上,钓鱼岛危机已成中日两国之间的死结。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在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亚太局势,步步惊心。这一识别区覆盖东海大部分区域,涵盖钓鱼岛、春晓油气田等范围,靠近冲绳一带的界限与中国在东海划界的主张线一致,并与日本划设的防空识别区部分重合。这招致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不满。根据识别区规则规定,对不配合识别或者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北京的这一举动,当天上午十时起施行。中日在钓鱼岛各自“防空识别区”硬碰硬,这里必然是未来中日空中较量的核心角斗场。就在中国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后,美国即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派两架B52轰炸机,在没有通报的情况下,飞入识别区范围,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承认中国防空识别区的回应。

据接近北京中央军委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南海此举剑指美日,走向深蓝海洋,是海空战略重大突破。中国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接近宫古海峡水道,这表明中日对抗的核心,已由东海中间线区域演变为宫古岛方向。其背后的深藏的意义在于,中国关注的焦点不再只是钓鱼岛,不再只是东海中间线的油气田,而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的出海口。消息人士说,宫古水道,即宫古海峡,是中国海军穿越第一岛链进入深海、美军进入中国近海的重要航道。这一海空战略重大突破,是中南海在中共十八大后拟定的。在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这在中央军委已经酝酿很长时间,其间曾多番听取诸多专家学者建议。年前,国防部再度向中央军委提议,尽快划设防空识别区,当时中南海仍按兵不动。四个月前,权衡利弊后,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决定而最终拍板,更提出中日之争“由资源之争演变为战略之争”的论述。在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习签发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发布实施。

据北京学者分析,中国此次防空识别区范围相当接近日本宫古岛,此前中国海军赴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多次走宫古水道,可以说该水道是中共海军突破第一岛链的必经之路。日本此前曾在宫古岛部署反舰导弹,意在封锁中共军队,可见,中国设划防空识别区,志在保障重要出海通道顺畅。据国防部一位官员透露,继东海先划设后,中国对黄海、南海这些相关海域,都会陆续划设防空识别区。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为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据一位与会者披露,习近平在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和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他提到了划设防空识别区,不过,当时这一消息没有外泄。十一月九日,中共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一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开始侨民自愿登记工作,“为在发生重大突发紧急事件时及时联系侨民并提供协助”,这一举措当时没有引起外界特别关注。

十一月十二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北京声称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管理国土安全的职能。十天后,在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公布并实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此际开展侨民自愿登记工作,原先反响不大,不过此时旋即引起人们纷纷猜测:是否与中方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有关?是否要为打仗作准备?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则说,“侨民登记是一种国际惯例”,如此联想“过于丰富了”,是“不必要的解读”。

不过,中国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后,未来中国军机肯定会大幅加强在该区域的活动。二十三日,东海防空识别区公布划设后,中国空军当日随即首次巡航东海防空识别区,出动两架大型侦察机,以及预警机和多型战斗机,实施支援掩护和指挥保障。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和日本划定的防空识别区有一部分重叠,这无疑是两国交锋的焦点所在。以往抵近钓鱼岛的都是中国海监的飞机,而此次巡逻是空军首次抵近钓鱼岛,机型不仅包括预警机侦察机还包括战斗机。有舆论认为,北京是要在钓鱼岛方向驱离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欲图展示中国军队有能力有效管控东海防空识别区。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首次组成航母战斗群,在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伴随下,远赴南海训练。据悉,辽宁舰此行将穿行新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否途经宫古水道,引发世界舆论关注。

防空识别区的设定,不代表主权,是各国根据自己的防御需要而划定的。防空识别区最早是美国于一九五零年设立的,后被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受并实行,逐渐被国际法默认。防空识别区是沿海国家或地区基于海防空防安全需要,在面向海洋方向上空划定的特定的预警空域,对进入这一区域的外国航空器作定位管制与提前监视反应。通常外国飞行器进入一国防空识别区,该国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处理,如以无线电通知离开,或起飞战机跟踪监视,以防空武器开机警戒等,但不等于进入该国领空,不可实施攻击等武力行动,否则违反国际法。

设立防空识别区也是一种危机预防和处理的有效手段,先亮明底线,才能避免发生一些误读误判。北京军事专家、海军资讯化专家谘询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认为,日本一些媒体在炒作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会加剧中日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误读,或者说是有意误导,包括日本军方和政府官员的说法,是故意误导。

尹卓说:“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实际是要更好地处置东海复杂的空情。我们的空情有大量的民用飞机和其他目的的飞机,要把它们区别开来。一旦作出区别,对一些其他目的的飞机,我们需要查证,查证后可以采取一些符合国际法的措施和符合国内法的措施。我们这些措施都是防御性措施,从来没有轻易使用进攻型手段,比如日本政府所说,一旦发现有些飞机有威胁,就可以射曳光弹,或者是进入争议空域就采取击落手段。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粗暴非常随意的一种措施。中国是严格遵守防御性战略的国家,对空情的处置,监别是非常认真的,非常小心的,不会构成威胁,中国决不会轻易动用武力。”

尹卓认为,这次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原则非常明确,只侦察、查证,然后采取执法行动。划定了防空识别区,别国的航空器可以自由在这个区域航行,但如果它有可能进入中国领空,则需要对其进行查证、提醒和警告,或者当对方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姿态,以及认为它可能有威胁的姿态时,就可能采取拦截措施等。但在国际空域,不能采取击落行为。如果对方不配合查证,或者拒绝雷达应答,首先会受到警告,你再不通报而闯入中国领空,就会断然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是要到对方到中国的领空范围内才可采取。

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发布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和识别区示意图。这一举动招致美国和日本的诘难,韩国亦有微辞。有北京学者反问,中国此举合理合法,对中国不满的这些国家,自己不是早已单方面划定防空识别区了吗,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对中国此举评头论足?

日本防空识别区霸道

诸多国家学者对日本当年防空识别区的划定,往往以“霸道”两字形容。冷战期间的日本处于对抗苏联的第一线,为加强预警,驻日美军与日本政府联手划出日本防空识别区。与其他国家的防空识别区相比,日本划定的范围确实有点“过分”。日本防空识别区为北、中、西、西南四个区,是一个巨大的五边形,其最西部距离中国大陆东海海岸线仅一百三十公里,最南部与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呈重叠状态,西北部更是过分到距离俄罗斯海岸不足五十公里。有北京学者说,长期来,日本政府一直向国民制造“受威胁”的假像。其每年四次公布针对“可能侵犯领空”外国战机的紧急出动次数,最近两年一直宣称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出动次数在急升。但实际上中国军机尚在东海中线以西飞行,日本就出动战机近距离跟踪拍摄。而日本海自巡逻机则在中线以西的中国东海油气田上空大摇大摆地盘旋着,日本俨然已经将防空识别区当做自己的主权领海区了。

北京军事专家李杰认为,从目前情况看,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设立了防空识别区。这些防空识别区严重侵害中国国家海域的空中利益和安全,所以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有一定必要性。李杰表示,这次中方的防空识别区涵盖钓鱼岛,也是再一次强调钓鱼岛领土主权是归中国所有,表明中国坚定的立场和态度。有了防空识别区,能更早的探测到国外的空中飞行器在钓鱼岛和其他海域的活动情况。

北京军事评论家、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张军社说,美国是最早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国家,美国的这种设立,是比较完善,也是比较复杂的。从美国防空识别区来讲,可分四类:一类叫国内防空识别区,主要是在与其他国家国际边境上设立;第二类是海岸防空识别区,主要在海洋上的;还有一类叫远程早期预警防空识别区,比如指阿拉斯加,设立的范围比较大,过去是防止前苏联的飞机;最后一类叫陆基防空识别区,主要是在一些大都市上空,根据情况设定。张军社说,现在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防空识别区,相对而言航空器进入的要求和规定也不太一样。比如加拿大要求是,凡进入它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都要报告你的位置、性质等情况,不论是穿越还是要进入领空,到了防空识别区都要报告。美国规定如果不是进入它领空的,可以不对他报告。

识别区不包括台湾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所设的防空识别区,并不包括台湾地区,对此北京军事评论家宋晓军分析称,没包括台湾,是表明北京有实现和平统一的信心。他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联合力量战区空域管制》文件中,“防空识别区”在“术语与定义”一栏中只是其中一条。上两条解释分别是:“防空火力打击区”和“防空区”;下两条解释分别是:“防空作战区”和“空域管制区”。用白话说:该空域将来可能是实施联合作战的空域。没包含台湾,说明实现和平统一有信心。

中国出招国防维权,展露强势外交。识别区建立后,一旦有日本军机进入,中国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要你不进领空我就不予理会”,到时中国必须根据法律条例作出回应,而且回应者也不再是以往的海监等非军事组织,而是由解放军出面,也就是中日双方军队直接照面。可以说,建立识别区其实就是中国主动将对抗升级的一种体现,这种罕见的强硬姿态,是中国对日本政府挑衅行为的反击。

西方舆论普遍反映,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以来,对外交往在以往低调基础上,多了几分强势,外交手段应用也丰富了。习近平、李克强上台执政,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对日展露强势一面,在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力基础上试图一再展示肌肉,这已成为北京处理涉外纠纷的常态。二零一三年中国外交重头戏无疑是“东盟外交”,而年尾中国外交又呈现“欧洲季”。第四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和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十一月下旬举行,十二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将携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张健说,此轮欧洲高层相继来华,虽多是机制化会晤,但欧洲无疑将成为中国年末外交的一个亮点。值此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之际,中欧将全面规划未来五至十年合作方向。

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说,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五周年。当前中日关系的严重困难中最突出的是历史认识和钓鱼岛问题。如何打破僵局,回答是:返回原点,改弦更张,认真谈判,解决问题。他说,“原点”在中国通常称“起点”或“基点”;在日文中是指“根源之地”,“基准之点”。“返回原点”就是要好好对照基点,考量、检点一番,偏离了方向,就要纠正,以便继续前进。徐敦信说:“最近日本方面也有人不止一次地强调中日双方应回归『原点』,但其所说的『原点』是战略互惠。我们同样主张积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但如果把它说成是中日关系的原点,就令人费解。因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至今才五年时间,如果把它说成是原点的话,那么中日关系此前三十多年该置于何地呢。只有正视历史,才有未来可言;只有承认争议,才能找到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我们谋求打破僵局,争取实现转圜所必须把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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