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全方面推进改革和开放，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最高领导层在中国改革停滞、经济减速、“国进民退”的形势下，果断启动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其魄力和勇气令世界其他想改革又不敢改，或改不动的主要经济体汗颜。2013年的改革方案将在金融、实业、人口、环保、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对未来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但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方面，是这次改革可能对中国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官本位”思想的重大冲击，这不仅会影响中国政治进程和行政体制变革，更重要的是，革除“官本位”是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以及和国际接轨的基本前提，将会成为中国人民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影响千千万万普罗大众在择业、婚姻、生产、消费等方面的价值观。

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不仅明确提出了破除“官本位”观念（《决定》第十六章）、扫除身份障碍、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研究所的行政级别，而且几乎在各领域的改革措施中，都贯穿了破除“官本位”的精神和理念。如果严格实施，将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架构，产生深远积极影响。

中国“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在古代社会里，“学而优则仕”（即学习成绩优秀的人进入仕途当官），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和价值取向。在各种行业和各个阶层中，王朝的大大小小官僚不仅在政治和经济、社会管理领域享有巨大的权力，和与其官阶对应的稳定俸禄和待遇（比如乘坐轿子和宴请的规格），而且在人格上高人一等。在这样的“官本位”体系中，不仅入仕途当官成为全社会的最高职业追求，官阶高低也成为衡量事业成功的主要标准。

“官本位”思想本质上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工商业、金融人士、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创作者，无论在本领域取得多大的成功，都仍然是草民，很难得到社会对“官老爷”、“父母官”阶层的同等尊敬和认同，成功的商人即便拥有家财万贯，仍然需要削尖脑袋，捐一顶官帽子戴戴。“官本位”体制不仅合法化了官僚阶层的大量特权，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强烈干预，而且严重干扰了人才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合理配置，抑制了古代中国在工商业、科学和艺术领域取得更大的发展，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诸国的重要体制和心理文化原因。

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在100多年前终结，但“官本位”思想和体制具有非常强大的惯性，一直到今天仍然渗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体制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造成了阻碍。等级森严的公务员阶层和其他党政干部，不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享有巨大的管理和干预权力，而且在医疗、养老、住房和汽车使用方面，享有超过普通公民的特殊优待。这直接造成了中国近十年来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全国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挤破头想钻进官员队伍“吃皇粮”，这与市场经济初期官员“下海”经商形成鲜明对比。

更为严重的是，今天的知识生产领域、体育、艺术创作领域、教育、医疗领域、社会团体和大型国有企业也都被纳入“官本位”体系，职业人士一旦进入这样的体系，就开始追求个人行政级别的提高，而不是业务专长的进一步深造，因为个人的待遇、影响力更多的是与“官帽”的大小挂钩。对于医院、学校、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来讲，追求提升本单位、本企业业务和利润的目标，经常让位于取悦上级领导的考虑，国有单位院长、校长和总经理的成功程度，由其“官帽”的行政级别来定，而不是由单位的业绩、规模、对社会的贡献程度或利润水平来决定。在职业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运动员、科学家、艺术家、商人等，需要通过在各类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中谋得一官半职来体现这种成功。这种“官本位”体制容易造成人才资源的错配，影响职业人士的发展。

“撼山易，撼官本位观念难。”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固化既有历史成因，也有现实原因。虽然过去多次改革希望触及“官本位”体制，但每次都很难进行下去。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国进民退”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官本位”反而有所强化，官员的特权和腐败、浪费加剧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严重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中全会重启市场化改革，并将矛头直指“官本位”的权力基础——政府的权力过大和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如果没有官职和级别背后的权力和资源做支撑，“官本位”这一观念的构建也就失去了制度支持，成为无本之木。

大学毕业生争相去考“公务员”、许多姑娘非公务员不嫁，都是在于大家看重公务员身份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和特殊待遇，而许多这样的特权和待遇，在高度市场化和民主化的经济体中是不存在的。在西方一些国家，如果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公务员也是可以被欠薪的。

过去历次去行政化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触及“官本位”存在的制度性和权力性基础。如果大大小小官帽和各级行政级别背后的寻租权力，以及各种特权被逐步抽丝剥茧般去除，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存在上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就会逐步让位于“市场本位”，各类人才也就可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激发整个国家的活力和创造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