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30多年前姗姗起步，20年前南巡后轰轰烈烈，今天已经死气沉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就是在保留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主体的基础上，给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一点点空间。

就中国改革的目标而言，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发展经济。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改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如果经济发展真是改革目标的话，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四国之一，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甚至钢和汽车的产销量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都已经名列前茅了，民众已经基本脱贫了，那么，经济已经发展了，改革的目标也就已经基本达到了，改革也应该划上句号了。然而，似乎没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完成使命。

如果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不是摆脱贫困，而是因为旧体制、旧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如果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不应该仅仅是发展经济，而应该是从道德上、制度上改革旧体制、旧意识形态，那么，中国的改革几乎还没有发生。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本身有没有它的灵魂、有没有它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它的制导系统，在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假如改革在属性上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改革是多余的。如果改革本身没有其不同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那么无论已经改革了多少年，这样的改革依然是在原地兜圈。

毫不奇怪的是，中国的改革是危机累计和危机推进的改革。20年来，中国的GPD增加了很多。但是，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解决，积累的危机反而更多更重了。这种改革用制造危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每一项改革都试图解决一个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但是改革本身又带来了新的危机。这场改革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以至于现在改革自身都成了问题。这场改革，并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改革绕开了、而不是解决了根本的制度问题。许多迹象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大步折返！于是，重启改革的呼声又再次浮现！南巡的话题也被再度提起。

如果说，为了打破89僵局，20年前带有帝王色彩的“南巡”是必须的，那么，20年后即使再南巡则还是不够的。20年前中国的改革再出发，是邓小平发动的，是由上至下的。今天，一些人为了挽救改革，提出了通过顶层设计来重续改革的主张。

然而，我认为，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中国的改革从来就不是顶层设计的，而是顶层许可的。邓小平不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旧体制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少了几道，但是松绑的道路依然很艰巨，而且一些松开的绳索正在重新被绑上。如果有什么设计的话，那就是设计如何松绑，如何在必要时再绑上几道。改革中的创新永远在民间不在顶层。过去30年改革的顶层设计之路并没有给中国的改革找到出路，我们怎么能还寄希望于这样的顶层设计思路呢？

顶层设计的思路，关键在于谁是顶层，设计什么。顶层设计的本质是，是维护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顶层设计的思路，在我看来，是一条寄希望于明君同时又拔高自己的思路。中国从古到今，每个朝代的各项制度与政策都是由顶层设计的，没有老百姓的发言与参与。如果顶层设计能解决问题，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了。

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挽救这个制度。但是制度的存续不应该高于每个中国人的福祉。中国人数千年以来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文人则把自己的希望以国家的名义寄托在做帝王师身上，从而一举完成顶层设计。君臣一起下一盘大棋，一下便是数千年，把中国下成今年这个这样子。原来中国大陆只是落后于西方，现在比日本、中国台湾、印度都要落后了。民主政治靠选举，威权政治靠维稳。由于剥夺了民间的发言权与参与权，顶层设计的结果只能是行“维稳政治”。

92年南巡时，邓小平强调不争论。然而，今天的中国则需要一场大争论。中国的危机在根本上是价值与信仰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正当性危机。这也是旧体制中最致命的问题。而改革关注的是GDP，它根本无视这方面的危机，因而也绝无可能解决这个危机。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发展经济也罢，顶层设计也罢，都解决不了这个危机。所以，仅靠顶层设计是不够的。今天，中国变革的动力，已经转为由下至上。国人们已经开始向中国的政治制度要自由了。中国不应该再涉险摸石过河了，应该走民主宪政的康庄大路。中国的下一步应该是从改革走向改制。改革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再来的应该是改制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