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多的人，大约都会对“狡兔三窟”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一窟放满，就不得不另觅一窟了。葛剑雄目前已觅了四窟—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办公室里都是书，平江路小区的老房子也塞满了。这第四窟—位于浦东的独栋别墅—够大，但也渐渐地要满出来了，一进门，就是满地的书，一套《史念海全集》也没地方放，只能暂时堆在门口。
这新房子是2003年买下的，当时搬书着实费了不少劲，“书可不能叫学生来搬，都是我自己打包好，叫了搬家公司”。这是葛剑雄一个有点“不近人情”的习惯，不管什么人，不能碰他的书（除非是已经捐掉的），学生不能动，家里人也不能碰，一整墙的书，都是他自己整理打扫，因为打扫房间的阿姨也不能碰。
书房在房子的三楼，贴墙的书架上，按照时间顺序摆满了史部书，从左到右，先秦到明清；书房一角又开了个小门，进去是个小房间，也堆满了书，大多是他自己的著作和大型类书。介绍自己书房的时候，葛剑雄充满自豪又事无巨细地说出了桌子的材料、椅子的高低、书架的深浅—原来他不仅是个历史学家，还是个设计师，这一整个书房里的装潢和家具竟然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喏，看这个椅子，长宽高、形状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然后拿去家具厂让他们按照我的图纸造的。”他兴奋得直冒汗，“它高度适合，坐下来可以休息，站上去又可以拿书……”
拥有这样一个书房是葛剑雄从小的梦想，但在“文革”期间，他又亲自否定了自己的梦想，“那时我写检讨说这是我的资产阶级幻想”。到了晚年，真的有能力来实现童年梦想时，他决定用双手一点一点地把它造出来，似乎唯有这样，甜蜜能被拉长，以便慢慢品尝。
“以前没有这样的书房，倒是拼命读书；现在有了，读书反而少了。这是人生的悲剧之一吧。”刚才还一脸兴奋的老人，忽然之间就安静了下来。他望着满架的书，叹了口气。也许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之职以来，他花在看书上的时间确实减少了。对一个读书人来说，读书变少会成为开始厌恶自己的理由。他弯下腰，拿出两叠厚厚的手稿，摊开来，是《中国移民史要》，“这是我老师谭其骧先生赠送给我的，是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书名是周一良先生题的，稿中的红色批注是潘光旦先生的”。第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的字迹，绢瘦却不失力道。
谭其骧先生的藏书目前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资料室里，有专属的房间，葛剑雄是其手稿的整理者。当被问到“你希望将来自己的藏书会被怎样处置”时，他说，“要像施坚雅一样”。施坚雅教授（G.WilliamSkinner）是他的美国好友，生前留下遗嘱，中文书捐给华盛顿大学，英文书捐给复旦大学。他的遗孀又特别嘱咐，施坚雅的书应该要像平常的书那样散落在图书馆各个角落，而不是建一个专属的书库。葛剑雄依照吩咐，漂洋过海，将100多箱书收藏入复旦图书馆。“我希望将来我的书也这样，别人在图书馆里拿起来就用，不必知道这本书原来的主人是谁。”他现在不愿别人碰他的书，但对将来事，倒有一种豁达。
《外滩画报》：你是怎样整理自己的书房的？
葛剑雄：这是件很头疼的事情，特别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那几年，真正体会到整理书的困难。比如这个书房，刚搬过来的时候书都按照一定的规律摆好，这一排的书都是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摆的。但是当初不可能预计到将来哪一块的书会多起来，也就不可能给各个区块预留理想的空位。一旦某种书超出书架原来的摆放区域，那就要全部重新摆放。所以我现在几乎已经放弃整理了……
《外滩画报》：现在买书有什么原则吗？
葛剑雄：我自己个人已经不大买书，除非碰到重要的史料。但是我作为复旦图书馆馆长，定了一条买书的原则，就是如果新出的书和我们已经收藏的书内容重复率超过70%的，我们馆不采购。现在出版界有很多这样翻来覆去炒冷饭的书。
《外滩画报》：最近在看什么书？
葛剑雄：我目前手头在做的项目是《中华大典》的历史地理卷和交通运输卷。说来惭愧，虽然我担任馆长6年半了，整天被书环绕，却没时间仔细看书。在书库里接受采访的时间倒多过找书的时间，人家采访我都喜欢把书库当背景（笑）。
《外滩画报》：以前谭其骧先生是怎样指导你读书的？
葛剑雄：他很自由，不会开什么书目让我们去读。第一学期上的是《汉书·地理志》，我们就精读这部书。第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随后就按照自己的方向读下去了。做人口史需要把古籍中有关人口的材料都拣选出来，我当时做了很多札记。像史部里面的书，食货志就要翻得仔细些，舆服志礼乐志之类的就一览而过。现在有计算机检索，虽然方便了一些，但还是不能代替手动的翻检。这些都还是直接史料的检索，另外还有一些间接史料，像气候的变化、制度的变化，都会影响人口。比如水灾和旱灾，水灾虽然很大，但对人口影响其实很小，旱灾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又比如制度，汉武帝把人头税的起征年龄从7岁提前到3岁，这样杀婴的现象就普遍了起来，对人口就会有影响。
《外滩画报》：谭其骧先生生前的藏书现在都在史地所的资料室吧？
葛剑雄：是。当时他对我们说，我们想要什么书，尽管挑去，留个纪念吧。但是我们没有挑。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包括日记、信件在内的资料和书全捐给了所里，我们作为答谢，给他们20万。这20万不能算是买，只能算是答谢。买的话，便是无价了。现在这些资料都在一个80平米的房间里，算是谭其骧文库吧。我定了规矩，凡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书，才能进这个房间找。
《外滩画报》：四卷本的《谭其骧文集》就要出了，据说里面有从未出版过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释文？
葛剑雄：前三卷以前出版过，就是《长水集》上下两册，加上他去世后我编的《长水集续编》。第四卷是我从手稿中搜集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释文，大约有二三十万字。里面并不包括他的日记和信件，因为他生前表示过不想把它们公之于众。
《外滩画报》：《中国历史地图集》从出版至今，陆续有不少的修正，有打算出修订版吗？
葛剑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版权属于中国社科院，著作权和署名权却属于个人。它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与的人有复旦大学的、云南大学的、中央民族大学的等等，当时参与的人有一半已经去世，另一半也全部退休了，再在此基础上做修订已经不大现实。与其修订，不如重新开始。现在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就准备直接在网上供人查询。
《外滩画报》：你在微博上对网友的提问都很耐心地解答，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微博上？
葛剑雄：不一定，有些问题需要查书，花的时间就多一点。一般都在晚上睡觉之前，一两点钟的时候。
《外滩画报》：上次你在微博上公布卸任馆长的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葛剑雄：还在催，最近学校里刚开了党代会，我对他们说，你们大事安排好了，该来安排我这个小事了，我也希望他们早点找到一个接替我的人。
来源: 《外滩画报》 2013年10月25日 第5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