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个怯懦的傻孩子
一九五二年父亲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应聘到设在西安的西北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几个月后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来到西安。对我来说，从南方到北方，从农村到城市，是全新的生活。语言不通，环境迥异，一开始就让我无所适从。
刚到西安时我们住在城里，是爸爸单位租的民房，变动比较频繁，在我的印象中常常是几个月就搬一次家。好在没什么家当，只是几块床板，搬家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更没有电子游戏机，院子里的孩子就是朝夕相处的玩伴。而年龄较大的孩子王，他的品质高低会对其他孩子产生较大影响，这让父母很操心。
我初来乍到时，院子里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常欺负我，我忍气吞声不敢还手，爸爸看不下去，悄悄给我说，他再欺负你就拿土块砸他。老实的我竟然用爸爸的原话去警告他，惹得他的家长对爸爸很有意见。，当然也不让那个男孩子再和我玩了。
后来还有一个院子里住着一个有扒窃行为的大孩子，他哥哥是爸爸的同事，他最爱带我出去玩。常常是在市场或商店附近找个小书摊，给我租几本小人书看，他却不知去向。直到快该回家吃饭时才跑来找我一起回去，如果斩获颇多，往往还给我买点好吃的。后来我才想明白，我是院子里出名的乖孩子，又特别老实。他造成和我形影不离的印象，其实是把我当成“名片”用呢。
对他的每次邀请，我不一定完全情愿，却从来没有拒绝。爸爸妈妈有心阻拦，又碍于他哥哥的面子不好张口。有一次他邀我一起去看电影，由于开演了，已经停止买票了，他就带我跳墙进去，但是放映厅的门也关闭了，还是进不去。结果我们被管理人员发现了，拦住盘问了好半天。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还被选为中队副，我怕给少先队抹黑，一直用右手紧紧地捂住左臂上那“两道杠”，羞愧得满脸通红。出来后我没理他，扭头就回了家，从此和他断绝了来往。父母一直担心和他在一起我会被带坏，这时虽然不明就里，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来西安的第二年，我就上小学了。开学时远在新疆出差的爸爸给我发来了贺电，在学校轰动一时，那是绝对的稀罕事，犹如现在中了彩票大奖。妈妈还给了我五角钱作为鼓励，让我更是兴奋不已。那时五角钱算是一笔巨款了，因为一个烧饼夹油条的早点才三分钱。这钱被班上的一个留级生看到了，他神秘地告诉我，钱很重，应该放在上衣口袋里，让它露出一点来，这样可以时时看到它，而放在里边它会压穿口袋漏掉。我言听计从地照此办理，当然，钱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一个多星期后的某一天恍然大悟。我这才把丢钱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不过她教的是上夜校的大人）并通过班主任得到了证实。那时我傻傻的不知道设防，不知道世上还有谎言，以为每个人都是那么善良，那么诚实可信。
说起我的怯懦还真有几件趣事。
有次班上开故事会，老师第一个就点了我的名，她话音刚落我就吓哭了，但还是走上台去，一边流泪一边讲。故事是我刚在少儿杂志上看到的，比较新颖有趣，讲到后来我也忘了害怕，随着情节的发展竟破涕为笑了。我挂着泪花讲完了故事，同学们没有笑话我，大概也怕被叫上台去。
还有一次，为了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苏伊士运河，全国都在示威游行，各种宣传活动如火如荼，我们学校还要求各班都演活报剧（一种很简单直白的宣传形式）。我们班也分给我一个小角色叫报子，大概是向美国总统报告其侵略行为遭到世界人民反对的坏消息，只要上台说几句台词就行了。依我平时的表现，大家都以为我会吓得像蚊子哼哼不敢发声，排练时我也找不着感觉。可真正上台时连我也没想到，我的声音大极了，吐字也特别清楚，虽然低着头，连台下也没敢看一眼，但作为一个角色的任务还是完成了。
那时的我们都比较封建，男女同桌都要划上三八线，谁也不能越过去。我同桌的女生是个大个子，常常欺负我，让我很难堪。有一回课间她找了个新来的女同学坐到我的位子上，故意问这问那的，上课的预备铃响了还不让离开，大家发现了她的意图，都兴奋起来，等着看我的笑话。这时情急的我一反往日的温顺和怯懦，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上去一脚就把那个女同学从凳子上蹬到了地下，全班哗然。幸亏上课的铃声响了，那位女同学也没来得及哭老师就来了。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欺负人，虽然迫不得已，我还是难受了好几天，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自责不已。
现在想起来，虽然生性懦弱，一旦关乎名誉和责任，我还是敢担当的，并有出人意料的表现。
这件事后，加上我的学习成绩好，我在班上的处境慢慢地得到改善，我也完成了由乡下人向城里人的转变，完全融入了这个集体。
三 家住城里的日子
从一九五二年来西安，到五六年秋搬到大华纱厂家属院，我们在城里住了四年多。搬过四五次家：和平门里的东五道巷，建国路的仁寿里，南院门的卢进士巷住得都很短暂，在太阳庙门和解放路的东三路住得长一些，留下很美好的印象。西安和老家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感受是相同的——那就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童年。
爸爸的工作单位在南院门的市政府的时候，我们就住在离它不远的太阳庙门一号。那是个紧贴城墙的院子，由于城墙是用砖一层层往里收着垒起来的，每层有三——四公分的外沿，象陡陡的梯子，我们不用出门从后院就能手脚并用的爬上城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城墙还是西安的制高点。登上城墙，满眼风景：我们俯视着街上那熙熙攘攘的人来车往，鳞次栉比的院落只能看到它深灰色的屋顶和黄昏时的袅袅炊烟，一些小伙伴都在指认着自己的家，想象着家里正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时天特别蓝，还能看到老鹰，它是最能吸引我们目光的了。蓝天下翱翔的雄鹰总是从容不迫有时甚至一动不动的定在高空，让人感到很神圣。还有成群的哨鸽在低空环绕掠过头顶，思绪好像也随着那悠扬的哨音飞向了远方。而雨后初晴，碧空如洗，远远的终南山那原上的村落清晰可见。白墙青瓦、绿树红霞象画儿一样美丽。
城墙外的护城河就更好玩儿了。虽然城河里每年都有儿童溺水而亡的纪录，甚至有一年还有位交警为救落水儿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家长们都众口一词地宣布护城河是禁区不准涉足，但是我们都抵挡不住水的诱惑经常溜到哪儿去。这是比家乡小溪更丰富的世界，它有十来米宽，水泛着一种浓浓的绿色，河心处有两三米深。胆大的孩子在水深的地方游泳，循规蹈矩的我们就在河边捉蝌蚪、钓鱼。
钓鱼是简单又有趣的游戏，而且完全自力更生：只要用大头针弯个鱼钩（虽然得到一颗大头针颇费周折），一根粗点的棉线做钓线，用钓线穿上用大蒜瓣的芯子剪成两分长小段当浮子，离鱼钩半尺远，再到树上折根直直的树枝做钓竿，到河边后拿树棍儿挖上几条蚯蚓做鱼饵就一切都齐了。到时只要屏心静气地盯着浮子，在鱼儿咬钩浮子下沉的瞬间适时起钓就行。有次我竟然钓到一条巴掌大的鲫鱼，能有二、三两重，因为不敢拿回家，只好玩一会就把它放了。
城墙和护城河之间是树林，那又是捉迷藏玩打仗的绝佳场所。那时的物质贫乏，但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亲近自然，有更多的时间和小伙伴玩耍，大家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同心协力地去争取胜利和成功中得到无穷的乐趣。遗憾的是我的性格使我永远是个兵，总是处于跑龙套的边缘地带，没有孩子王们拥兵自重指挥若定的成就感，也没有主力干将所向披靡的凛凛威风。
东三路和太阳庙门这两个地方还有个共同之处，附近都有新华书店和电影院。那里又是一片故乡没有新天地。
和弟妹们相比，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我早早的就能识字。家里宽裕的经济条件和绝佳的地理位置让书和电影成为我课外的忠实伙伴。
电影院离家很近，除了学校经常的包场，每个星期天一场电影是少不了的。那时除了《祖国的花朵》《鸡毛信》等儿童片和《白雪公主》《青蛙王子》等动画片外，银幕上还有太多悲壮的英雄和悲惨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让人热泪盈眶。《卓娅和舒拉.》《八女投江》《赵一曼》《普通一兵》《白毛女》《流浪者》《两亩地》《偷自行车的人》……我都是流着眼泪看完的，记得看《流浪者》时看到拉兹的母亲被他父亲抛弃，在滂沱大雨的旷野中生下拉兹时，我竟然大放悲声，引起全场观众的骚动和不满。小时候的我是那么多愁善感，为电影流过太多的眼泪。
还有一次和妈妈一起看电影《祝福》时为祥林嫂不幸的命运泪流不止，从电影院出来还沉浸在悲伤的剧情之中，以至于一头撞在迎面而来的一辆架子车拉的水泥电杆上。额角顿时鼓起了个大苞。一起去的老师开玩笑说：“嗬，真的变成祥林嫂了！”但我并不为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我真心同情那些无助的弱者，也佩服为真理正义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英雄。
那时我觉得生活是那么美好，真不愿让任何悲剧降落在人们头上。对那些制造人间悲剧的恶魔抱着深深的仇恨和恐惧，并为自己在生活中远离他们而庆幸。
四 书缘
我与书结缘可以追溯到六岁，从到西安时开始。那时少儿报刊只有《小朋友》、《中国少年报》、《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少数几种，父亲一下就给我订了前三种，还给我买了许多小人书。那时来家的亲朋好友隔三差五，凡是问我要什么礼物，我无一例外的说：书。
我很早就体会到先睹为快的愉悦，只要有新书我就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找个角落一口气把它看完。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甚至不订报刊杂志，因为我等不得，零售的杂志总比订阅的来得早。
记得在东三路住时院子比较大，还分前后院，十分热闹。父亲多才多艺，晚饭后或节假日常和同事在院子里拉胡琴唱京戏自娱自乐。父亲会拉京胡二胡小提琴，口琴吹得更好，甚至于还想叫我们姊妹几个一人学一样乐器，组织一个家庭小乐队呢。对乐器我混沌无知，也毫无兴趣，使父亲大失所望。而对书籍的痴迷和嗜好却令母亲惊叹不已。东三路口马路对面就是新华书店，我们小孩子到里面翻书营业员也不管，而我看到喜欢的书一定会叫大人来买，营业员对我还有印象。在太阳庙门住的时候，附近除了新华书店，还有省图书馆，它的后门开在马坊门，离我家很近，暑假时还图书馆专门开辟出少儿阅览室，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母亲那时已在城乡接合部的大华纱厂教书，因为交通不便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星期六才回来，为了减轻外婆的负担，也把我带在大华附属小学上学。我记得当时是上小学三年级。
母亲她们办公室里有个图书角，有四个书柜里摆着几百册图书，专供老师们借阅，玻璃门平常总是锁着。兼管图书的是个单身青年男教师，姓丁，甘肃人，陕师大毕业的。丁叔叔对我很好，我总是缠着他借书看。刚开始他还替我把关，借些诸如《高玉宝》《志愿军英雄传》《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等当代小说和《人民文学》杂志，可我看书的速度和借书的密度让他无暇顾及，也不知道还有那些书适合我看，只好打开书柜让我自己拿，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后来是《家》《春》《秋》等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再后来《西游记》《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古典小说也在涉猎之中。看书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因而它几乎成了我课外生活的全部。几个月下来我几乎看完了书架上所有的小说，虽然是囫囵吞枣，对不认识的字连蒙带猜，只求情节好看。但基本上还是看懂了，书中的社会百态，世态炎凉，人心叵测，主人公的命运坎坷也过早的在我稚嫩的心中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象。较之同龄人确实知道得太多了一些。（可惜丁叔叔五七年也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回甘肃老家。在贫病交加很早就去世了。）
当母亲知道我看了那么多书很惊讶，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家学渊源，又没人着意引导，虽然看书成了习惯，文学成了爱好，但也仅此而已，当然这都是后话。
在家长老师邻居眼里我是个绝对听话遵守纪律的好孩子，但是为了看书，我可以给同学抄家庭作业、上课老师提问时给同学“打电话”、考试时给同学递纸条。用这些办法取悦同学，以换取他们手里的《十二金钱镖》《三侠五义》《说唐》《说岳全传》……那些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让我沉醉不已。
那时同学们都知道我爱看书，有书也都愿意借给我看。有位同学告诉我他家有一本刚出版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他哥哥正在看不能拿来借给我，但可以放学后到他家去看。平时腼腆内向的我硬是到他家，当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家人，用几天时间看完了这本书。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爱好并没有影响我学习，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那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高玉宝》。我不知道这本以自己的名字作书名，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是一部长篇小说，直至现在也没冠以纪实文学的字眼。那让人恨之入骨的周剥皮和作为阶级斗争教材的“半夜鸡叫”都是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其中的细节甚至经不起推敲（如再愚蠢的地主也不会半夜三更把长工赶到地里去松土除草，这种农活需要光明，即使小心翼翼也保不齐伤及禾苗呢。）我一直以为书上的一切都是真的，是旧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以为凡是地主都是像周剥皮那样，残酷地剥削长工欺压劳动人民，让旧社会象高玉宝那样的穷人家的孩子根本上不起学，而能上得起学的人一定是象淘气（周剥皮的儿子）一样靠剥削劳动人民血汗供养的。“我要上学”——对高玉宝悲情地呼喊和悲惨地遭遇我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我开始痛恨我们家是地主成份，因为它意味着吸吮着穷人的血泪而自肥；不在认为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在旧社会这都使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取的。早早就有一种对出身于剥削者家庭的耻辱感罪恶感。并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感到担心甚至是恐惧。
一种深深的原罪感沉甸甸的地压在我稚嫩的心头上，使我从小就不愿意穿新衣服，特别是与众不同的新颖时装。记得一九五四年父亲去北京出差，带给我一件咖啡色的条绒夹克衫，漂亮极了。在电影《祖国的花朵》里小朋友江林就很神气地穿过。但我死活不穿，父母亲当时很扫兴，不明白在这件事上，一直温顺听话的我为什么这么犟，而我心中的这个秘密至今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留到后来这件衣服给二弟穿了，好几年里这件衣服都是他的最爱，穿上就不想脱。甚至没有像以往那样衣服小了就往下传给弟弟们，直到穿烂为止。
在后来巨大的家庭变故中，虽然饱受屈辱，家境贫寒，我却能坦然接受。甚至认为“一报还一报”该轮到我们过高玉宝家那样的苦日子了，这是替我的祖辈赎罪。于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带给我的一切，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一心要把自己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改造成红色接班人。同时在苦难面前也向象高玉宝一样，努力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去分担母亲肩上的重担，显得特别少年老成。这也算是书带给我最初的最直接的“益处”吧？
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在我年龄那么小，应该是十岁左右，家庭的出身，祖辈的社会履历等有关的政治信息是如何在我头脑里聚集以至于形成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的。其实父母倒从未正式给我说过家里的事，或是父母不经意的谈话，或是妈妈在运动中向党交心的大字报，或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的阵阵声势，就被我敏感接收下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机关来人到我家搜查过一次（应该是五五年肃反时）把抽屉，箱子都翻了个遍，甚至掀开顶棚上的芦席，打着手电查看，就差没有挖地三尺了（这一课文化大革命还是补上了），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搜查的人还给父亲开玩笑说，没想到你们家这么穷，既没有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像样的衣服。父母当然都十分坦然，和他们有说有笑的，我却心里充满了恐惧，总觉得会有大祸临头。
小学四年级我记得就有作文课，而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甚至也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编写小故事。然而一碰到涉及家庭的题目，我的脑子里马上是一片空白。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我一下子就懵了，提起笔有千斤分量，只写了一句“我的家庭是地主”就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第一次没有当堂完成作文，面红耳赤嗫嚅着向老师说:“我不会写------”。放学后我是一路哭着回去的，在同学们不解的异样目光里，我早早的懂得了什么叫做屈辱。作文是中午妈妈代笔给我写就的，还记得文中写下解放前夕我家的清贫时光。
五 外婆
在我童年及后来的日子里，还有一个最亲近的人，那就是我的外婆。她老人家对我恩重如山、影响深远。
一九五一年，父亲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应聘到西北局财经委员会工作，五二年我们举家迁往西安。为了让妈妈能全力以赴工作，不为儿女和家务所拖累，姥姥决定让她的弟媳——妈妈的舅妈——来照顾我们。我们都一直尊称她叫她外婆。
姥姥这个决定真是太英明了，外婆不仅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对我们姊妹照顾得无微不至，解除了父母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好一心扑在工作上；而且在一九五七年父亲蒙冤去职、劳动教养；六六年又被红卫兵遣送回老家，家里经济拮据陷入困境的十几年里，她老人家一直没有离开我们。
外婆也有儿女，在丈夫（我姥姥的弟弟）早年被军队抓作挑夫客死他乡后，她没有再嫁，一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孩子都是姥姥帮着一起带大的。在我们家大难临头时，她两个儿子一个在广州铁路局上班，一个在江西萍乡煤矿机械厂工作。生活水平大大地优于我们家，都想把她老人家接过去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也替他们招呼一下孩子（那都是外婆的亲孙子呀！）外婆都没有去。不是不想去，是实在放心不下我们。她和妈妈一起撑起了这个家，心甘情愿地和我们一起受苦受难，一起忍受屈辱。
外婆低低的个子，大概不足一米五，鼻梁塌塌的，满脸雀斑，两只不大的眼睛也相距较远，总是穿着南方人喜欢的七分衣裤，宽宽大大的，身材不胖不瘦，特别精干。但在我的印象中，外婆总是慈眉善目的从来没有脾气。她永远是忙忙碌碌的，除了一日三餐，还要给我们姊妹六个做鞋、做棉衣，还有每个星期的衣服换洗，全靠她老人家的两只手，即使忙里偷闲串串门，手里还总是不停地纳着鞋底儿。
在父母都工作，家境宽裕时，外婆厨艺高超，满桌的菜肴让我们大快朵颐。而在爸爸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后，我们家八口人只有妈妈五十几元的工资，人均不足七元（那时一个人每月的三十斤口粮就要近五元，剩的钱每天买菜都人均不足一角钱，更别说还要上学、还有衣帽鞋袜等生活必需品开支都没有着落）经济上陷入窘境。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姊妹六人，最大的我才十二岁，最小的弟弟不足两岁，突然的灾难把我们打懵了，一落千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让我们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是外婆和妈妈一起，用他们过去如何应对突然降临的灾难的经历教育我们（主要是我，对弟妹们妈妈瞒着说爸爸学习去了），他们处变不惊的坚强让我也鼓起了勇气。外婆还告诉我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帮妈减轻经济负担，她说凭力气吃饭不丢人。外婆绞尽脑汁开源节流，带着我们糊火柴盒、纺石棉绳、种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用她的智慧和勤劳维持着家里的正常运转和我们做人最起码的尊严。
外婆身体不好有血压高和老胃病，不能累着饿着，一犯病特别痛苦，可我们从未见她歇着。饥饿年代外婆和我们一样扛着，即使胃疼得脸色蜡黄满头冒汗，还叮咛我们别告诉妈妈。那看似简单的家务活儿实际上是家里的半壁江山，看见外婆就意味着桌上有热菜热饭（虽然缺肉少油），身上有干净的衣服鞋袜（即使是补丁摞补丁）。没有她，我们家的境况会雪上加霜无法想象。我们都深深地依恋着她，每天和她相处的时间其实比妈妈还多。说起她老人家给我们的爱，我们姊妹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当外婆让我代笔给两个舅舅写信时，她那种对儿孙事无巨细嘘寒问暖的浓浓亲情和长长思念，更让我体会到她的无私和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外婆高尚的人品也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记得我参加工作去南泥湾农场时外婆没能送我（她回老家看望儿孙去了），回来后她在信中让妹妹代笔嘱咐我：好好工作注意安全，自己要照顾好自己。看到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我泪流满面。亲情是可以触摸的，我觉得她老人家就站在身边叮嘱我，我能感受到她带给我的无限关爱和温暖。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冲击我们家，让出身贫下中农的外婆检举揭发，让她离开我们到他儿子那儿去，她执意不肯。红卫兵来抄家时凶神恶煞，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好心的邻居让她老人家躲一躲，因为她不是革命对象。可外婆却主动迎上前去，红卫兵训斥她划不清界限，她老人家不羞不恼地给他们端茶倒水，甚至在红卫兵大发淫威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临走时外婆还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到门口，让弟妹们和邻居都误解她。其实她想用自己的善良去感动红卫兵，把对我们的伤害减到最小程度。虽然效果几近于零她也愿意去做，即使失去最宝贵的自尊也在所不惜。
她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她没能熬过那个苦难的年代，没享过我们一天福。她是在我们姊妹都下乡后才到江西我二舅家的，还是操劳家务，积劳成疾，几年后因病去世了，那时她刚刚六十岁。
一九九一年我们回老家，还专程到江西萍乡去祭奠她。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天气却不太好，阴沉沉的，荒野中更显得冷清，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去的路上悲伤的情绪就紧紧地攫裹着我的心，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在她简陋的坟茔前，我们姊妹几个放声大哭。即使在晚辈面前，也毫不掩饰。她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今生今世我们都忘不了她。
六 搬到工厂家属区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们从城里搬到了母亲工作的大华纱厂。这个决定是父亲作出的，为了母亲工作免于奔波之苦，也可以更好的照顾家里——他会骑自行车来回方便些。
大华纱厂解放前是西北最大的工厂，有几千个工人。解放后发展更快，光职工宿舍就有四个家属区。号称一、二、三、四村。我们住的是大华三村。这是个占地二十多亩居住着三百家人的大家属院儿。它处于城乡接合部，有着和城里完全不同的景致和生活。
用现在的话说三村是个充满人性化设计的美丽家园，进了大门迎面是个圆形的大花园，直径有三四十米，以苍翠的柏树为外环，里面种着红的粉的玫瑰、黄色的刺梅、还有芍药和牡丹。有一个十字形小路把它隔成四块。中心是一根高高的电杆，顶端一个房子样的盒子里放置着高音喇叭，播时政要闻和歌舞戏曲的一到早中晚下班就响个不停，美丽的景色让人一进大院就眼睛为之一亮。
职工住的房子共建了三十排，每排十家，分东西中三向纵列。有两条马路把它们隔开，路两边是高大的洋槐。东西各十四排每排间隔五六米，纵向一路排开有一百五十米长，家家门前也有棵洋槐树。中间两排前后相隔百米开外，由一块足球场大小的草坪相接。两排房前屋后种的是木槿和紫丁香。除了房子家属院的东边还有一片小树林，整个院子有高高的围墙围着，墙里边是一色青青的国槐。
春天大院里姹紫嫣红，凤蝶翻飞，花香肆溢，蜜蜂在花丛中忙碌着。初夏洋槐花开，满树雪白，醉人的清香在空气中流淌着沁人心脾，各家忙着采摘槐花蒸麦饭（把将开未开的槐花拌上面粉蒸而食之）尝鲜，大人小孩都兴奋不已，那几天就像过节一样。盛夏的家属院整个掩映在浓浓的树荫中，蝉儿拼命地嘶叫着，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倒反衬出院内的静谧和安详。秋日的落叶冬天的大雪，一年四季的景致清晰而又快速地轮转着，我们一年年的长大，大人一年年的变老。而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政治在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不断有人落进陷阱陷入泥潭，转眼间境遇大变，几乎每年院里都有因运动自杀的人，记得有一年西五排第二家的男主人是割腕死的，血从床前一直流门槛下，出目惊心挥之不去。这一年年的轮回让人发出景色相似，物是人非的感叹。
象三村这么大的居住空间在城里是没有的，唯一的缺憾是房间太小，每家一间住房一间厨房，住房不足十五平米，厨房也就两平米多一点。不过房子设计得蛮漂亮的：好像建筑风格是仿苏式的，青砖到顶，房顶是前短后长的大斜坡，一色的青色机制瓦，檐口还用木板包起来，和门窗一样刷上深枣红色油漆，整洁划一，当时还很少见。这里属于穷人的世界，是社会的最底层，一般工人都是单职工，五，六十元工资由养活一大家子人，因而和房间的新颖明亮比起来各家就显得太简陋，家里除了床还有一张桌子就算是不错的了，甚至好多家晚上还要打地铺，而有立柜等家具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因为人口多房间小，为了空气流通家家门窗洞开，一眼就看到底，因而这里也是个没有隐私的地方，即使新添个小板凳都瞒不过邻居的眼睛。谁家吃什么，谁家来人了，谁家两口子吵架了左邻右舍都清清楚楚。穷也罢富也罢都不用藏着掖着。
这个以工人为主的家属区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人们都忙忙碌碌的：早班中班晚班常日班，什么时候都有上下班的工人，尤其是纺织厂女工多，清一色的白帽子白围裙，眉发上还挂着柳絮般的飞花，有着别样的风采，说说笑笑唧唧喳喳的满热闹，中午和下午还有学生上下学夹杂其间，马路上几乎是熙熙攘攘了。这个厂的工人几乎全是河南籍的，旧社会河南经历了太多的天灾人祸，逃荒要饭成了老百姓的生活常态。而流落到西安能进大华纱厂是最好选择了。于是口耳相传，老乡亲戚的帮扶拉扯，都向这里聚集；而相对富裕稳定的陕西本地人觉得工厂的劳动强度大，环境恶劣，几乎无人问津，而到了解放后分了城市农村户口，老陕再想进厂时大华已是人满为患了。那时我对厂里的工人印象极好：他们阅历丰富，历经坎坷，对人的贫富荣辱见怪不惊，非常包容。既不仇富，也不惧贫穷，质朴实诚，对生活积极进取，对劳动非常尊敬。即使是家属为了生活有捡破烂的，拾煤渣的，纺石棉绳的，糊火柴盒的，春天有人结伴去挖野菜捋榆钱摘柳芽柳絮的；夏天去拾麦穗的，秋天到地里刨拾农民遗漏的下来的红薯萝卜的，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没人瞧不起。受其影响我们家经济宽裕的时候丰盛的餐桌和光鲜的衣服，落魄时糊火柴盒纺石棉绳，我们安之若素邻居们都能包容没什么压力。
我们除了像城里的孩子一样的弹弹球，煽洋片，滚铁环，跳皮筋外，夏天到小树林里捉知了，秋天到野外逮蛐蛐，还参与到大人的春夏秋冬为生活的奔忙中。每天都兴趣盎然的忙着。
由于三村住家多，邻里间吵家也时有发生，看吵架也是一项活动内容，记得有些老工人旧社会娶不起媳妇，解放后政府和厂里安排了一些从良妓女给他们成了家，这些人是非较多，吵架甚至动手是常事，骂起架来不堪入耳，且全与性事有关——卖*，千人*万人*的烂货脏话满天飞，动手也是往胸脯和下身走，心狠手辣不依不饶的，不过都不上脸，据说是过去的妓院的行规，怕影响接客打架都不准伤脸的。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有劝架也有喝彩的。还有夫妻打架的，记得有对夫妻打到大院里，男的耍威风抓住女的头发往地下按，情急之下女的一把把男的裤头给撕开了，男的狼狈的捂住裤裆就往厕所跑，把人都笑得岔了气。还有妇女敞胸露怀的哺乳，相熟邻里男女间不雅的玩笑等等，这大概也是那时对我们最初的性启蒙吧。
说到这里还不能不提起大华纱厂的福利：它有自己的职工子弟学校——附小和附中学生只收书本费；它有自己的职工医院和澡堂，而且还对家属开放，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药费全免；洗澡每周家属男女各一下午，免费凭家属证进去，虽然洗的人多的和下饺子一样，但也是泥水洗出白萝卜，何况各家里冬天根本没有条件洗。
我们家在这里住了近三十年，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我想若不是大华的福利，不是环境的宽容，不是这穷人的世界——谁也不笑话谁；如果还住在城里，我们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对这里我一直心存感激——虽然回忆沾满了辛酸的泪水。
除此之外，在大华上学也和城里有很大的区别：城里一个班的孩子年龄都是整齐划一的，在这里我们班虽然是三年级，还有十六，七岁的大孩子，而高年级和初中的学生在我们眼里都是大人了。（当然从我们以下班里学生年龄就逐步整齐起来），记得我们班一个叫光明的学兄，小学一毕业就辍学上班娶妻生子了。那时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子弟区别也有比较大的，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家里六姊妹，从老大起就是领弟，招弟，来弟，引弟，换弟，盼弟；重男轻女却最终也没有弟弟，父母不高兴也懒得收拾，姊妹个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而另一家也是六姐妹，父亲是厂里的工程师，女儿个个高挑的个头，靓丽的面容，整洁的衣着，叫着婉呀敏呀琨呀等等很雅的名字，在学校十分抢眼。
那是班里同学关系还是个强者为王的时代，当然这个强者包括拳头硬，学习好等，我因为学习不错又是老师的孩子，是属于第一集团的。虽然家庭变故却在同学中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初中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