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国情结”不仅是印度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对其安全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应充分重视印度“大国情结”，积极主动地回应其对华友好面，淡化中印结构性矛盾，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成为阻碍。

关键词： 印度;“大国情结”;中国;中印关系

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印度被认为是多强之一，实力地位与俄、日、英、法、德、中属于同一等级，而在这个等级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又被认为大于其余国家。[1]虽然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在谋求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等方面享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然而，作为同属一个实力等级，而又毗邻而居的强国，两国之间既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又存在涉及现实利益的具体矛盾。[2]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不可避免的采取了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和摇摆性的对华政策，既有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一面，也有防范甚至敌视中国的一面。[3]对中国而言，印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如果印度与美国走向结盟，对中国的遏制作用不言而喻，将会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主动的回应印度对华友好的一面，化解敌对情绪，淡化结构性矛盾造成的负面影响，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使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落实到具体政策上，中国应该更有效地接触印度，避免其与美国结盟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笔者认为，印度的“大国情结”是中国对印战略关键着力点，不妨细加斟酌。

一、“大国情结”与印度战略

“大国情结”是对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渴望与其他世界大国平起平坐的抱负的归纳。甚至在印度建国之前，“国父”尼赫鲁就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情结”。[4]建国之后这种情结不断放大，不仅强大到可以渲染印度政治精英的安全观，还可以左右印度的外交战略、乃至直接影响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今，实现印度的大国地位不仅是少数政治精英的抱负，而且已俨然上升为印度国家意志，成为超越政见、党派、意识形态差别的社会共识。[5]印度的“大国情结”及其附带产生的战略思维，是其人口地理因素、辉煌的古代史、甚至殖民经历共同作用之下，并被其现代政治架构不断放大加强的结果。[6]由于历史遗留因素和现实体制因素都无法轻易改变，并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效果，因此这种“大国情结”在印度成为根深蒂固，经久不衰的思想元素，而且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印度的“大国情结”表现为对国际地位和大国身份的极高关注，而这种关注又体现在强弱两方面的目标：在国势呈现上升的历史时期，印度渴望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在国势出现下滑的历史时期，印度唯恐被边缘化，并力图避免被国际社会定格为“与巴基斯坦同等级别”的地区力量。出于这种“大国情结”，印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借助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种途径，力图实现这两个目标。诚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振兴国势、谋求国际地位的抱负，但是印度的这种情结显得有所不同，因为印度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混淆了“途径”和“结果”。一般而言，“取得大国地位”的目标是谋求具体国家利益，其本身并不被视为目标或最终结果；但是，“取得大国地位”却被拔高为印度全力追求的结果，进而使许多具体的利益都屈服于这个孤立的目标。正是这种“途径”与“结果”的错位，导致“大国情结”能够作为决定性因素对印度的整体安全观和外交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至1998年，以及1999年至今，印度的外交战略就经历了两次转折性变化。虽然引发这两次重大变化的直接诱因各不相同，但源头都可以归纳为印度“大国情结”，并且是这种情结影响下，印度在强弱两方面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

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印度的领土和国家安全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威胁，但是时任拉奥政府（NarasimhaＲao）外交秘书的迪克希特（J.N.Dixit）仍然确信“（印度的）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7]印度感到深受威胁的原因在于，冷战以后的局势对其国际地位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受这些负面影响的共同冲击，印度有可能被国际社会边缘化，进而落入孤立的深渊。而对于极其重视国际地位的印度政府来说，这种被边缘化和孤立的前景自然被视为“最大安全威胁”。具体而言，不利影响来自多个源头。首先，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这使得长期追随苏联的印度自认为是冷战失败的一方，在新秩序中感到倍受孤立和漠视。其次，不结盟运动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失去赖以生存的战略空间，印度作为“第三极”的国际影响力急剧减弱。[8]第三，在失去苏联外交保护伞的情况下，印度在国内经济改革、人权状况、核不扩散等方面受到了西方国家大肆的指责和批评，其直接面对的国际压力陡然增加。此外，“将印度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1990－1991对外支付危机也使印度感受到了外来的重重压力。审视以上因素，导致印度危机感猛增的主要因素是由印度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下降而引发的“大国情结”受挫，而非来自外部的军事压力。正是在这种由“大国情结”受挫导致的危机下，拉奥政府于1991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虽然这一时期的印度领导人并未就经济实力的战略意义有过公开论述，但事实上，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已经被视作巩固国家安全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方面。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是，这个时期印度的外交战略也经历了革命性的调整，提出将“为经济恢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外交活动的方针。

与此类似，“大国情结”同样也主导了印度1999年的外交战略转型。与20世纪90年代初不同，1999年的变化发生在印度国势上升期，可以视为印度积极谋求大国地位的产物。拉奥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不仅在短期内激发了印度的经济活力，而且使印度进入了持续发展的快速车道，摆脱了困扰其经济发展几十年的所谓“印度发展率（Hindurateofgrowth）”。[9]因此，印度的国际地位也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经济大国。此外，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印度的新变化。中国持续增长的实力使其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急剧加深。[10]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被赋予主要大国间力量“均衡器”的新角色。这个新角色与印度传统上坚持扮演的“不结盟”领袖相符合，只是从前的平衡苏美，变成了现在的平衡中美，这使得印度信心倍增。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国际形势使印度看到实现大国之梦的战略机遇，在这种“大国情结”的指引下，印度开始进行战略转型，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积极向世界大国地位发起冲击，此前的“温和外交”也逐渐转轨为“强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经济实力”、“国内凝聚力”以及“技术优势”等被印度官方长期忽略的因素也都被正式确认为“维护印度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被视为获取大国地位的关键因素。

以上分析可见，透过“大国情结”不但可以解释冷战以后印度安全观和外交战略的系统性变化，对于较为孤立的政治事件也有极强的解释力。比如以“大国情结”为出发点，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和此后复杂而微妙的大国关系变化就能得到比较好的诠释。从军事安全战略的角度看，印度拥有核武器并不能直接使其外部安全环境得到改善。在印巴双方都具有核武器之前，印度的总体军事实力强过巴基斯坦；但是在南亚核武化以后，印度的这种总体的军事优势就被“非均势核威胁”现象抵消，就此而言，印度非但没有变得更安全，反而因为受到了额外束缚而变得相对不安全。因此，以军事安全战略为出发点，印度这种举动的逻辑似乎不能自洽；然而，以“大国情结”为出发点，核试验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解释：哪怕南亚核武化会恶化印度的安全环境，哪怕核试验引发的国际制裁会严重制约印度经济发展，哪怕核试验会引起邻国的剧烈反应，印度依然选择发展核武器，因为“核武器和可信的核威慑能力是世界级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加入核俱乐部是实现其大国梦想的重要步骤。”显而易见，在印度政府眼中“发展核武器”与其国际大国地位是绑定的，尽管核武器带来的实际效用有限，但印度依然不惜代价追求这个目标。虽然时任瓦杰帕伊政府外交部长的亚什万特·辛哈坚称，印度的有核国家身份“拓展了印度的战略空间”，但是考虑到进行核试验所造成的巨大机会成本和战略风险，印度的核试验更像是纯粹为了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冒险，是“大国情结”倒置“途径”和“结果”的产物。

二、“大国情结”与印度对外关系

浓重的“大国情结”使印度人普遍相信印度注定将成为名列前茅的世界强国，其国际地位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有天壤之别，应该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相提并论。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大国地位在印度被视为崇高战略目标和核心利益，印度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也因此受到节制和影响，并最终服务于这个宏伟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外交基本以服务“大国情结”为中心展开。印美、印中关系的曲折都可将印度“大国情结”作为变量进行解释。

1998年至2000年间，印度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2000年之后又采取了对华温和的政策，这一大落大起构成了自1962年两国边境冲突以来双边关系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在1998年核试验前后，印度政要在各种场合大谈“中国威胁论”，时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甚至在写给克林顿的信中挑明“中国是印度进行核计划的理由。”印度的这种外交行为，使两国关系一度坠入低谷。诚然，如果印度果真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从纯军事安全角度出发，发展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核力量，并借中美结构性矛盾趁机向美国示好也无可厚非，但是事实证明印度的出发点更多在于“大国情结”，而不是地缘战略的计算。就在核试验后不久瓦杰帕伊和其他印度政要就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态，“印度无意把中国当作敌人或威胁。”众多学者也都认为，印度在短期内以180度的方式扭转对华政策，但又在仅仅两年后进行同样烈度的改变的行为缺乏合理根据，因此只是印度的权宜之计。印度严重损害中印关系，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与中国对抗，而是为了迎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其目的主要在于粉饰核试验合理性，从而逃避国际社会的制裁。虽然从长期看来，印度的这种行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政策，但却表明“大国情结”在印度对外关系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尽管中印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印度为了发展核武器以取得大国地位，可以不惜代价，骤然而武断的牺牲两国关系。

与中印关系相似，美印关系近年来的曲折历程也表明，“大国情结”在印度的对外关系中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2008年，奥巴马取代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不久，印美关系陡然降温。许多观察家都表示“奥巴马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放弃将印美关系置于优先地位的方针”。而“我们想念小布什”则成了许多印度人的心声。诚然，布什时期的美国对印政策的优惠程度“前所未有”，甚至超过其对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北约盟友。美国不仅在军售上给印度极大优惠，为其提供包括战斗机在内的大量尖端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核应用方面为印度大开方便之门。虽然印度进行了核试验，并且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但是布什政府不惜牺牲美国在控制核扩散和核裁军方面的威信，依然冒着国际舆论压力，在2005年推动解除了对印度制裁，使印度成为全球核不扩散规则的例外。但与美国殷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印度的不配合态度。得到重重优惠的印度不仅没有应美国要求加入伊拉克战争，甚至没有参与美国孤立伊朗的行动，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印度居然也不配合美国。造成印度这种态度的原因在于其“大国情结”。这种心态使印度有一种自傲，一方面视美国给予优惠为理所当然，是印度的国际地位带来的实惠，故而照单全收；另一方面又打算和美国平起平坐，决不做美国利益的附庸，故而对美国的提议置之不理。因此，美国虽然对印度倾注了大量政治资本，却只得到与投入不成比例的回报。由于这种不平衡的关系难以为继，美印蜜月自然在布什政府之后戛然而止。美印关系的起落说明，“大国情结”对于印度的外交战略有决定性影响，而美国罔顾印度“大国情结”频频大献殷勤自然只能事倍功半。

三、“大国情结”与中国对印战略

通过分析“大国情结”对印度对外关系和整体战略的影响，可以看到“大国地位”是印度极力追求的目标和悉心维护的核心利益，在其外交领域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理解“大国情结”在印度外交领域的特别地位，有助于中国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对印战略。如果把本文开头提到的“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使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作为中国对印外交的目标，从印度的“大国情结”出发就能找到许多有益的线索。

促使印度扩大与中国合作，减少对华敌视的关键在于“投其所好”，使其政治精英相信中国并非印度崛起路上的障碍，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非不可化解、中印友好更有利于争取和维护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布什执政时期对印政策的先例表明，如果只是对印度一味施以优惠，而不是从印度的“大国情结”出发具体分析，政治资本投资有可能血本无归。因此，这种“投其所好”战略的核心在于确定印度“好”什么，印度的“好”由哪些因素构成，在这些因素中哪些是中国可以低成本加以利用的。

经济崛起改善了印度的外部环境，也赋予其在世界秩序中的新角色，这促使印度在2001年把“经济实力”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自此经济成了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方面。2003年美国高盛公司的《与BＲ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标志着印度以新兴经济大国的身份跻身“金砖”五国行列，而更拔高了经济实力在印度“大国情结”中的权重。2012年初，印度战略界有识之士发布了《不结盟2.0版本》，这份被认为“极可能代表未来印度政府立场”的战略建议书也破天荒的提出“印度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能否让数以几百万记的平民摆脱贫困”，而这一标准也是“检验政策的‘石蕊试纸’。”

这种对于经济目标的重视表明印度的“大国心态”已从原先单纯追逐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转变为更加务实的追求综合国力的提升，不再只关注军备、政治，而已开始重视国内发展，并视其为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740亿美元（2011）。但是，对此很多印度专家又表示了担心，认为中国的经济基数不仅比印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稳定性均超过印度，因此如果印度和中国进行经济接触无异于“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而且，中国可以把经济增长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进而威胁印度安全。

为了淡化这种对于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疑虑，中国对印政策可以在互利互惠为原则下，通过扩大经贸合作，努力帮助印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使两国发展速度不至于拉开太大距离。比如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由于投资下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印度2013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降至十年来新低。这就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可以关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目前，印度已经同意邀请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印度铁路、电力、通讯等关键领域的建设。而且，截至2011年，中国对印投资只有1.8亿美元，印方到中国的投资仅4000多万美元，充分说明在投资领域，中印双方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合作。中印贸易方面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印方逆差大的问题，对此中国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印方开放市场和提供保护，放宽印度IT及相关服务、制药和软件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限制。此外，中国还可以投其所好，利用二十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BＲICS）等可以彰显印度“大国身份”的多边框架，与印度开展诸如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发展中国家开发银行、加大货币互换和信贷的合作。总而言之，印度经济下行给中国对印外交提供了一个机遇期，而在这个机遇期内，如果中国能大处着眼于投印度“大国情结”之所好，小处着手于中印经贸合作之推进，可以使印度的政治精英确信，中印友好是其崛起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诚然，中印综合国力的差距、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在其他南亚国家中的影响力都使印度在安全方面感到压力重重，而且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也不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深化中印经贸合作并不能使印度放弃强化与美国的安全互动。但是，由于印度的“大国情结”，其必定与美国保持“安全距离”，并不会走的太近：虽然印度有可能和美国保持一定强度的合作，但只要中印不爆发正面冲突，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其成为美国全面盟友的机率就不高，而成为美国对华战略“马前卒”的可能性更小。从这个角度看，“大国情结”可以成为中国制定对印战略的一个重要视角，抓住这个关键着力点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论

“大国情结”是对一国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渴望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抱负的归纳。这种现象并非印度独有，但是在印度却对其对外关系和整体战略发挥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大国情结”的特殊性在于它倒置“途径”和“结果”，使印度把“实现大国地位”当作目标，而把具体国家利益置于从属地位。诸多实例表明决定印度政策取向的标准往往是“是否有益于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而非“是否有益于具体国家利益”。因此，即使某项举措不利于印度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但只要被印度政府认定有助于其提升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这些政策就可能被采信。许多看似曲折离奇的现象，比如冷战后印度战略观的两次转型，以及中印、印美关系近年来的变化，都能透过印度“大国情结”视角，从中找出比较合理的动因和解释。

基于“大国情结”在印度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性质，中国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制定对印战略。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越来越重视经济实力对于其国际地位的影响，而经济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对印度进行经济帮扶，投其所好地协助印度提升“大国地位”，有针对性的缓解中印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淡化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加强中印经贸联系，增强两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可以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避免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

注释:

[1]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17－18页。阎学通教授对“多强”中的6国采取了“强/弱”等级分类法，综合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实力地位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3个方面均处于强档的只有中国，故而推出中国实力结构比其他六国更为平均，综合实力要大于其他六个国家。

[2]杨值珍：《印度制造中印关系不和谐音原因探析》，《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第39页。

[3]尚劝余：《21世纪的中印关系：机遇与挑战》，《面向南亚》，2003年第4期。

[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页。在书中，尼赫鲁明确指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可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5]孙士海：《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6]杨值珍：《印度制造中印关系不和谐音原因探析》，《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第34页。

[7]李莉：《冷战后印度的安全观及对华政策》，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总第12期），第9页。

[8]H. Kapur：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1992，New Delhi1994，p.10； .

[9]MontekSinghAhluwalia，“FirstＲajKrishnaMemorialLecture，1995：EconomicＲeformsfortheNineties，”lectureat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Ｒajasthan，Jaipur，Ｒajasthan.India.http：//planningcom-mission.gov.in/aboutus/speech/spemsa/msa033.pdf.“印度发展率（Hindurateofgrowth）”是由经济学家拉吉·克历斯那（ＲajKrishna）提出的概念，形容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所经历的“令人失望的”极低增长速度。

[10]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23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