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林约我为纪念她父亲李雪峰写点东西，这使我有点为难。小林的意思，自然是写李雪峰和我父亲纪登奎之间的往事。可是对我父亲过去工作上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对李雪峰和我父亲之间曾经有过什么工作关系和交往，也了解不多。只是从1988年起，我才去看望过李雪峰。不过，从一些不多的接触中，对这位老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想，我就从李雪峰最初在我心中的印象谈起，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
我青年时代印象里的李雪峰
“文革”前，我就听说过李雪峰的名字，知道他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领导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李雪峰成了政治明星。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一个“战役”，便是“彭、罗、陆、杨”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6月1日，报纸电台公布了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那时候，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可是不久，“文革”高速运转的漩涡，很快又将李雪峰卷进“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里去了。后来，可能是“文革”中检讨错误的态度比较好吧，而且因为他是毛主席十分信任的干部，1968年，李雪峰又“站出来”了。先是听说要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不知后来起了什么“梗子”，又搁置起来了。拖了一段，以后又“结合”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那时候，我父亲在经历“文革”约一年的批斗和关押之后，也被“解放”了，被“结合”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时，我是军事院校的学生，在1966年10月初林彪发出“军委紧急指示”之后，也参加“文革”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地方上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一样，东跑西跑地“串联”。关于李雪峰的这些情况，当时就听说了，不过那时候“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也都知道这些。
1969年春，我因为在“文革”中“关心国家大事”而“犯了事”，正在受审查、住“牛棚”。在听传达党的九大会议精神时，我才十分惊异地知道：我父亲竟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还有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
“文革”时的故事，说起来也怪。在“文革”前，人们一般的印象，所谓“路线斗争”，是党内而且是党中央的事，不仅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许多党的领导干部也够不着过问“路线斗争”这种事情。可是到了“文革”期间，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而且一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都搞起“路线斗争”来了。于是，大概原来用来管理党的高级干部的那些“组织原则”，也波及和延伸到“广大干部群众”中来了。作为干部家庭成员，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跟着“沾了光”。不过，也许同现在社会上许多人想当然的印象有所不同，这种属于党的高级干部“组织原则”的“待遇”，却一点儿也不令人羡慕——那是一种其复杂微妙要靠“存乎一心”去细心体味才能领悟个大概，而且其严峻苛刻又达到可怕程度的“规矩”。相信“文革”中遭遇人生坎坷的高干子女，在有了亲身经历和体验之后，对此都能领略一二。
就我而言，父亲纪登奎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没有给我这个当儿子的带来什么好处：1969年秋，我仍然戴着“五一六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档案里装着“黑材料”，背着处分、被部队开除回地方，在河南一个煤矿“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也可能是由于有这段“牛棚”经历的缘故吧，李雪峰的名字，在我的脑子里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自1969年到中央工作了七八年，我在河南一个县里呆了七八年。县里的条件，电视那时还没有，报纸也很少看，从广播大喇叭里，党中央的那些“国家大事”，也只是知道个大概。不过，李雪峰的名字，不知什么时候在中央领导人里又听不见了，对此还有一点印象。至于父亲在中央干些什么工作，我几乎一无所知。“九一三”事件后，我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参加了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可是，对父亲搞林彪专案审查工作同李雪峰后来“听不见了”有什么关系，我那时一点儿也不知道。
李雪峰再次卷进“文革”的政治漩涡
欧洲有一位哲人说过，人不会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可是如果把“文革”比作一条河流，它似乎像大海一样宽阔得没有尽头，而且还充满“大风大浪”。“文革”初期，李雪峰在这场“大风大浪”中游泳，好不容易才从“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中解脱出来，但没过几年，又卷进了一场更大的政治漩涡。这一次，他遭到了灭顶之灾。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一个如今知名度很高的事件，那就是所谓“华北组简报”的公案：中央全会分组讨论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的发言。那个时候的中央委员们，说起来也都是老干部了，却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小将”一样，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就群情激愤，纷纷发言响应，“狂热”中迷失了“理性”。
会议讨论的情况当然要上报，李雪峰签发了华北组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这样做，对李雪峰来说，本来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有闻必录”，这也是他的责任。
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两天半时间，200多名中央委员还在群情激愤，政治潮流几乎已经“一边倒”了。但两天半之后，毛主席震怒，群情激愤的政治潮流马上偃旗息鼓。“华北组简报”一下子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后来，“上纲上线”越来越高，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被说成“反革命简报”。在“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当年的中央委员们，连应不应该“设国家主席”这样大的道理都没有人敢去分辨，谁还去理睬“简报”工作的程序和职责这类细枝末节的小事呢？于是，李雪峰又一次卷进了一场政治斗争的大漩涡。
“林彪事件”后我父亲经手审查李雪峰
在毛主席针对林彪的“甩石头”、“掺砂子”、“挖墙脚”的所谓“三大措施”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1970年底召开的“华北会议”。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回忆，这次会议的气氛，严峻和紧张得令人窒息，会议从追究“陈伯达为什么在华北乱跑乱说”开刀，揭发、批判、追查，搞了一个多月。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军区。这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中的关键步骤——“挖墙脚”。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牢狱之灾。
开始，我父亲在历史上是否同李雪峰有过直接的工作关系，我不太清楚。后来听李小林说，李雪峰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我父亲在河南许昌地区工作，曾是上下级关系。不过，抗日战争时期，李雪峰已经是中共太行区委书记，我父亲只是冀鲁豫区的一个青年干部。20世纪60年代，李雪峰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我父亲在河南只是个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在革命队伍里的资格、职务和地位，他同李雪峰相差得很悬殊，所以大概也够不上有什么历史的恩怨纠葛。可是，“文革”汹涌激荡的政治漩涡，却阴错阳差地把我父亲摆在了李雪峰的对立面。
庐山会议时，中央安排我父亲留京值班，等他换班上庐山时，这场政治大戏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很幸运，他没有什么事。
那时候，我父亲在中央算是年富力强的，周总理总是戏称他“壮丁”。庐山会议后，可能也是因为他在庐山这场事里没有什么问题吧，毛主席压给他的工作担子更多了，他承担的责任更重了。在毛主席针对林彪的“三大措施”中，我父亲唱的都是重头戏。
尤其是“挖墙脚”，“华北会议”时，奉毛主席之命，他不仅参加了，而且是会议主持者之一，唱的是“黑脸”。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和中央又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
“九一三”事件后，我父亲又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毛主席和中央还指定他和汪东兴负责“林彪专案组”的“日常工作”。所以，审查李雪峰的问题，也是归他管的。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也是我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以后决定、并经手办理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雪峰先后两次卷进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我父亲却仍然在“文革”惊涛骇浪的政治漩涡里，“经风雨、见世面”。
“文革”之后我父亲和李雪峰的一段往事
终于，“文革”的灾难结束了。我父亲在“文革”中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干了七八年，自然也难辞其咎。挨批判、作检讨、受审查，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走完这些党内斗争的例行过程之后，他于1980年春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文革”结束以后，对党内斗争问题的处理宽松得多了。作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我父亲很幸运，不仅没有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连“文革”时期“批斗大会”那样的罪也没有受过，只是闭门思过、在家里赋闲而已。
家里客人很少，可谓门可罗雀，父亲心情不太好，郁郁寡欢。就在这时，家里来了一位稀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雪峰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之后，他到家里来看望我父亲了。有客人来，父亲自然高兴，而且来了这样一位体面的大人物。
当然，对我父亲在“华北会议”上扮演“黑脸”并经手处理李雪峰问题时的角色，李雪峰不会不知道。不过，他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倘若对我父亲心存芥蒂，还是耿耿于怀的话，对一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充其量，他不登门也就是了。后来，父亲曾多次谈起。
李雪峰见到我父亲，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吆，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
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他介绍了当年李雪峰的公案里这样一个故事。
1973年，林彪事件审查结案，我父亲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我父亲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谁知毛主席听了以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
关于毛主席这段话，我听父亲讲过好几次。他打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很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父亲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的。意思是，你纪登奎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关于李雪峰不开除党籍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被开除了党籍。
这一件事，李雪峰在平反以后，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他见到我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指的就是这件事。李雪峰表现出的开朗、幽默、豁达、大度，仿佛他根本不曾因此受过七八年的牢狱之灾，竟然还有心思把我父亲当年未被采纳的一个提议当作玩笑开，而且用特有的语气，传达了他对我父亲的理解和体谅，也许还有几分赞许和夸奖。其实，我父亲当年并没有公然顶撞毛主席，也没有固执己见，只是按照事实材料同他“存乎一心”的“规矩”拿捏掂量一番以后，谈了自己的意见，没有多用心思去领会揣摩毛主席的意图而已。
李雪峰的一句话，大概使我父亲的心理负担涣然冰释，无疑使他感到欣慰。他们那一次见面，似乎谈得很投缘。他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自然不知道，只是后来又提起这次见面时，听父亲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
“是啊，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从此，他们两人时有来往，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也觉得颇为新奇：这些看似严正刻板的老革命，性格也如此可爱呢。
后来，我问父亲：你的提议被主席驳回了，可是，郑维山却没有被开除党籍，为什么单独把李雪峰开除党籍了？主席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李雪峰？父亲严肃而沉静地说：“主席对高级干部政治上特别严格，尤其是对政治局的成员。”
父亲去世后，有一次当我去看望吴德时，像个傻子似的问吴德：“李雪峰是不是林彪的人？”吴德笑起来，说：“他哪里是什么林彪的人，历史上，李雪峰是邓小平同志的老部下嘛。”
我又问他：“那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处理李雪峰呢？”吴德回答我的话，同父亲的回答竟然完全一样，连一个字都不差，甚至连严肃的神情和沉静的语气都一样。
这使我感到诧异：他们这些老革命的思想和语言，怎么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发现，李雪峰虽然年愈90了，思想却一点儿也不僵化和保守，对新时代的知识仍然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记得我曾将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送给他，原本也只是让他知道我还能写本书，让他觉得他的好朋友的后代还有点出息。
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那本书李雪峰后来竟然还真的看了。一年后，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见到我，他从病床上相当吃力地抬起身体，慢慢地说：“坡民啊，你那本书，写的那个什么罗马法，很不错……”他似乎还要对“罗马法”发表点议论，可是被来探视的客人打断了。两年后，我又去医院探视，送给他我的另一本书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因此，我永远忘不了，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说的竟然是“罗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