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已有十几年了。1989年前，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父亲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父亲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他在政坛经历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 “九大”会上的一段往事
我父亲是在“文革”期间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该算是“文革新贵”了。不过他在“文革”中也经历过不少坎坷。
“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1966年“文革”开始时，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付组长，处在“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那是个受罪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作检讨。不过开始时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强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影响下，省委被“夺权”，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只有在开大会被批斗的时候，家里人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
时常听人说到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为了排除异己，可这个话对我父亲却不适合。“文革”时代，毛主席有句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话，十分有名，流传很广。不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知道，父亲比主席小整整三十岁，仅从年令看，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因此所谓“我的老朋友”的来历，只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向主席单独汇报过工作，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十三次。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这算是相当特殊的待遇了。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毛主席很喜欢也很器重的干部，是主席的“红人”，可是在“文革”时，主席让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游泳”，作为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同样呛了个半死，差点丢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 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九大”会议。不知这是否与毛主席又想起了他这个“老朋友”有关系。1
父亲谈起过他在“九大”会上的一件往事：他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父亲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呢？”
父亲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刘格平、王效禹他们（分别为山西省、山东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编者），人家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可是父亲还是拒绝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父亲说：“你就把我说的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作大会发言。”接着又讲了一番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道理。
“九大”的大会发言共9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我父亲的发言，在报导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问父亲，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曾将我“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主席和他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有职务，管过不少事情。
◇ 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许多资格很老、功劳很大的开国元勋、功臣战将和大批领导干部都被打倒，靠边站了。我父亲只是个“三八式”干部，一下子当了“中央领导人”，也实在是扎眼得很。“文化革命”，毛主席错了，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自然也跟着犯了许多错误。
1980年5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在中国，这大概是最高的“技术职称”了。父亲还谈到：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有点调侃地说：“想不到下台以后，我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也算是很荣幸呢。”
关于辞职下台的事，我觉得父亲还算比较通达，谈起来也不怎么避讳，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
父亲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和政治路线发生根本改变的转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由此开端。不过，我们后来所说的“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前后相继的两个会议的合称，前面是“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后面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有几天。
就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父亲因为“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中全会”之前，父亲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要变动。在工作交接问题上，就谁来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同志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先推荐赵紫阳，因赵紫阳说他在四川的工作离不开，父亲又推荐了王任重，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
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在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
父亲是个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们孩子都管他叫“拼命三郎”。工作负荷忽然减下来，就那么一点儿事，他有点不适应。当然，挨批评自然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畅。1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利牙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又过了八九个月，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
实际上，关于他们四人辞职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决定。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
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使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听了父亲谈的情况，我对他开玩笑说：“我听过一句顺口溜：革命战士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昨天垒在大会堂，今天砌在臭茅房；党叫当官就当官，党叫坐监就坐监，一切听从党召唤，谁也不准讲价钱。不过，我们党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辞职这一说，你也算是首开先河了吧？”
他说：“我还不是第一个，开先例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同志是“九大”和父亲一起提上来的，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调中央后，他们两人工作关系很密切。后来，父亲和李德生奉主席之命到北京军区，一个当政委，一个当司令，执行的任务叫“挖墙角”，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况很复杂，工作很困难，但他们顺利完成了主席交给的任务，两人合作相处得也很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有“文革”那样的大背景？后来，一点小事，便抓住不放，“四人邦”乘机胡闹，整李德生同志。那已经是“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和陈锡联从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互相对调以后的事了。
可是对李德生同志辞职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1975年党中央的“一号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大概也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在对“四人邦”整他的事生气。“文革”后期那种乱局，有许多事，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十年代，李德生还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志才是我们党内开辞职先例的第一个人。对父亲来说，向自己的“老伙计”通报辞职的要求，揽的自然不是什么好差使，依通常的人情，也许会损害他们在困难时候结下的友谊。不过，李德生同志是有风格的，父亲去世时，他还亲自来家里吊唁，而且颇为动情地谈起到当年他们任职北京军区时“一起熬夜”的情形。
听了父亲这些断断续续谈到的关于“辞职”的故事，使我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联想呢？首先当然是，“文革”的狂热时代过去了，对政治问题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结束了，领导干部下台的形式也有了变化。父亲通过“辞职”下台，没有再象“文化大革命”时遭到残酷迫害的“彭、罗、陆、杨”、“杨、余、傅”等老革命们一样的命运，是他和我们的家庭之幸。
其次，象那部电视剧的片名一样——“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也随之而去了。其实，“激情”，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遗产，对处在“现代化强行军”的中国，对于激扬民气、凝聚民族精神，原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十年文革，让它白白地“燃烧”掉了，也未免使人有点留恋惋惜。而党内生活这些过于严峻的道德准则，归根结底，也是适应这种“激情”的伴生物。象黑格尔说的那样，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现实事物，当时也会有它的合理性。
如今，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总理、首相、部长、大臣等政府高官，或因政见不合、或自感能力不能胜任、或因失职渎职、或因道德形像污损而“辞职”的事，几乎司空见惯。不像我们在“文革”时，非要弄成个“反党集团”或者什么“路线”才行，也不象父亲他们“辞职”时，搞得那么别别扭扭、羞羞答答、曲曲折折、费许多周章。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也需要现代化呢。
“辞职”的办法，是政治生活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政坛风云之后，对政治高层人事变动在认识上逐渐理性化了。毛主席曾有这么那两句“语录”：难道离了那一个人，地球就不转了？难道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如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强得多了，这两句原来只认为是开玩笑的趣话，将会作为政治生活的现实而接受它。
“辞职”之法，作为政治生活的常规，应该提倡，而且应当制度化。
◇ 出任军职期间的轶事
任何一个政权，其核心的权力都是军队。这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父亲谈起这个道理时，颇为感慨，他说：“文化革命”的时候，“天下大乱”，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什么各级党委、地方政府，还有工、青、妇，全都冲垮了，实际上都不起作用了；但是，只要解放军还在，这个国家的政权就还在。“文化革命”，把这个道理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老毛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彻底，他算是把国家的本质看透了。——父亲说这番话时，把他通常时时挂在嘴上的“主席”，换成了口吻颇有一些不恭味道的“老毛”。
不过，现代国家，职能分化，术业各有专攻。军队的职能主要是对外。内部安全则主要依靠警察。当然，现代国家，是法制社会，现代政府，更多地是服务功能。所以，这个道理如果反过来讲的话，其真理性则具有了一种衡量历史进步的意义：政府职能分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
这个道理，如果单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不论是它的正命题还是其反命题，其真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可若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去来看，用我们时下最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有了“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退”的分别。
我父亲虽然也是个“老八路”，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但他一直是个“文官”，是搞“地方工作”的。父亲说，他虽然也算打过仗，可那只是“剿匪”，最多也就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吧，还是些个“地方部队”。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他完全没有经验。可是，父亲在中央工作期间，却出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统领过七八十万军队，他还是军委领导成员，起草过“八军区司令对调”的文件。显然，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如云的战将里，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功”。父亲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
1970年12月，父亲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参加“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角”；而后在北京军区出任政委和司令，为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守住北京身边这块“阵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按毛主席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父亲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父亲去“军委办事组”，更是毛主席亲自点将。主席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象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父亲讲到这一段时，我问他：“你没有搞过军事，到那里面怎么工作呀？”他说：“主席是怕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他还说到：“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李德生比我强点，也只指挥过一个师、一个军。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军区是首都门户，万一有点闪失，我不仅要掉脑袋，而且还会成为民族罪人。我对这件事十分担忧，也有自知之明，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请来了，那是我们军队的名将了。我给他配了几名最好的作战参谋，坐个吉普车，在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粟裕搞出来一个作战方案，交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内行和专家们看了以后，认为确实不错，我才比较放心了。”
林彪事件后，父亲又在叶帅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工作。就这样，按父亲的话，他也“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在军队任职，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当我问父亲对林彪的印象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地方干部的时候，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这位林副统帅，在我们眼里，和你们差不多，也是象神一样。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很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几个字。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这我就更奇怪了，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干什么呢？……”
这段话，父亲曾先后对我讲过两次，一次是七十年代，一次是八十年代，两次讲的内容和口气，基本一样。大概中央的事，我们这些当老百姓的很难明白。对父亲这段话，我一直不明白：既不明白中央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也不明白父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父亲还讲过他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也很有意思。1971年夏天，周总理带着黄永胜、张春桥和我父亲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父亲说，他向林彪汇报的问题是：“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他请示林彪：“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了以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我问父亲：“军队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父亲说：“文化革命，三支两军嘛。军队干部，派出去一批，提拔起来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起来一批……。三支两军结束了，军队干部都从地方上回来了，军队干部自然就多了，就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问父亲：“那林彪说怎么办呢？”
父亲说：“情况他也知道，可他也不说个办法。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了。”
父亲说：“小平的风格，和林彪完全不同。1975年，小平抓军队整顿，对存在问题，讲了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解决办法，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成立顾问组，都塞到那里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割疮带肉，快刀斩乱乱麻，问题就解决了。”
我问父亲：“林彪为什么不这么搞呢？”
父亲说：“林彪也不是不会搞，他是不愿意搞。”
我问：“为什么呢？”
父亲说：“文化革命，林彪把他认为反对他的人都搞掉了，军队里都成了他的人了。这种动大手术的事，一旦搞起来，又麻烦又得罪人，折腾的鸡飞狗跳墙的，不是把他自己的人搞乱了吗？那个时候，离9·13只有两个月，他要和毛泽东斗法，精神紧张得很，心也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林彪手里的军权，是他政治上的本钱，要留着和毛泽东周旋。他怎么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去干这种事呢？”
原来是这样，“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看来，军队建设对统帅的要求，比军事才干、领导能力、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立党为公的道德心。据说在延安时，朱总司令把《孙子兵法》里论“为将之道”的“智、信、仁、勇、严”，次序改为“仁、智、信、勇、严”，写成条幅送给刘伯承作为他五十大寿的贺礼。这不论作为对刘伯承元帅的评价，还是作为一般的“为将之道”，都是至当至要的至理名言。“仁”字当先，不仅是爱兵，更是爱人民，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政治忠诚，这才是军队统帅最可宝贵的品德。
◇ 辞去军职的情况有所不同
父亲谈起他辞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军职，情况却有所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挨了批，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党政职务，是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也就是说，是一年多以后的事。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父亲就去找小平同志，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
父亲说，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大概一方面是他和小平同志几年来一直相处得关系不错；一方面也有小平同志对匈牙利卡达尔的高级顾问讲过那段话的因素。但是，父亲坚决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小平同志也就同意他的辞职请求了。
当我问他为什么坚决要求立即辞去军职时，父亲说：“我在中央、也在军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能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接着他讲了小平同志的一段往事：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1975年的夏秋就揭开了序幕。开始，是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的状的事，还有毛主席“评水浒”的事；后来，又是主席叫毛远新上政治局会议反映社会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事。
小平同志正在忙着搞整顿，先是铁路、再是钢铁，而后军队，接着是文艺、农业等，各条战线全面铺开；小平还说：各项整顿，最重要的是党的整顿。让父亲去搞试点，准备起草整党的文件。小平同志大概觉得，整顿是大事，迟群、谢静宜、毛远新说的那些事，只是些毛孩子的鸡毛蒜皮。小平同志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回来以后说：没有什么事，主席还是信任我的。
可是，后来风头越来越不对了，主席指示要“帮助”小平同志，接着又指派了八个人专门开会批评小平同志，叫“八人批邓”会，父亲也在“八人”之列。过了年，周总理去世，华国锋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全党传达布署批邓。事情越搞越升级，一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毛主席把小平同志撤了职。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可小平同志辞去军职的情况，一般人不太了解。父亲说：“八人批邓”开始后，小平同志的头脑，从热呼呼的“整顿”里冷静下来了，经过一段思考，邓小平清楚地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于是小平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随即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小平同志辞去军职，是1975年底的事，比他被正式撤销党政职务，要早三四个月。
我自然不懂这些事，就问父亲：“军队的职务就那么敏感吗？”
父亲说：“掌握军权和当个文官的情况，当然不一样。掌握军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也不一样。”
这我就更不懂了，问：“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的？”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吴忠同志的一段故事：
“文革”期间，吴忠同志任北京卫戊区司令。这自然是一个要害岗位的关键角色，如果用人不当，在“文革”那样的情况下，危害是很大的。在同林彪、“四人帮”集团斗争的关键时刻，吴忠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称赞他：“吴忠有忠”。
中央清理“文革”的错误，吴忠同志也受到审查，用那个时候的语言，叫“说清楚”。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东线进展不顺利，许世友急得心脏病也犯了，就回来搬兵，找吴忠接替指挥。吴忠当时在广州军区任付司令，因为受审查还没有“说清楚”，在家中赋闲，正在喂鸡。
吴忠说：“让我上前线没问题，可是我还没有‘说清楚’哩！”
许世友说：“什么‘说清楚’不‘说清楚’，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打了胜仗回来，不管什么问题，统统一笔勾销，就都‘说清楚’了！我给你打保票，到时候再‘说不清楚’，你来找我。”
吴忠上前线，抱了个必死的决心，坐在一辆坦克里，冲在最前方。可这样一来，对战场敌我态势，自然情况明、决心大、反应迅速、指挥得力。结果，谅山一仗，打得最漂亮。
从父亲讲吴忠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在战争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受到怀疑的话，他可以用打胜仗立战功和效命沙场以死报国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和平时期自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总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就去挑起战争吧？这个道理是一目了然的。
有一次我向父亲介绍看过的一本书：苏联的政权结构，主要是三种力量，党、军队和克格勃。父亲评论说：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我们的政权，主要是党。不过实际上，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比重也不小。有一条，我们还不如苏联，苏联军队的政治影响力，还主要在中央；我们的情况，军队在地方上也乱搅和，搞得党政部门过不成日子。文化革命，三支两军，把事情搞坏了。
我问父亲：文化革命时你在军队任职，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
父亲说：当然有。三支两军的干部，又在军队任职，又在地方掌权，弄得谁也管不了他。北京军区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比较彻底：要么回部队，要留地方的，脱军装。不能一手握着枪杆子，一手又在地方党政部门抓权。
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是革命战争胜利建立起来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比重较大，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不过这里有个“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退”的问题，一个波拿巴特式的政权，总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国家吧。也许唯其如此，我们才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如果联系到我们党是执政党，所以我们的军队，实际上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样就和现代社会的国家政权“民权高于军权”的原理一致起来了。不过，“党指挥枪”，这还只是观念的约束，而不是有效的制度约束。在我们国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法制尚待完备的过程中，就实际的情况而言，掌握军权者的自我约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抱定当年“为人民打天下”的革命宗旨，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这是一个军队统帅的政治道德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有过一些深刻教训可资借鉴，如张国涛和林彪，也有许多优秀传统需要挖掘、继承和发扬。——这是我从中体会的道理。
又提到他辞去军职的事情时，父亲说：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你要怎么样，象林彪一样，想搞什么图谋不轨的事情；你的部下，对你的人品、水平和能力看法会有不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拥护你的人，也可能是想由此得到升迁，而反对你的人，则可能想由取代而得到升迁；如果他们有些人头脑发热、鲁莽行事，军人是拿枪的，万一搞出什么乱子来，还不是要算到你的头上。华国锋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厉害，后来搞出来个“三炮团事件”，如果那种事情闹大了，只会加重对他的处理。9·13事件有偶然性，如果林彪的事情不是那样的结果，而是跑到广州，搞成南北割据的局面，打起内战来，那国家可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呢……。
父亲对我们说话，一向挺正统的，可是听这个话，还有点明哲保身的意思了。父亲谈起话来，时常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可是，他似乎不愿意对我多说这些事了。他以平日不多见的低沉的口气、而且一字一顿地说：“和－平－时－代，……军权，那是玩火！”
父亲说这句话时的口气和表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父亲的话里，我悟出的道理是：在和平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他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已经不被信任、受到怀疑、而且陷入政治是非的旋涡，而他还要贪恋权位、要为此搞点什么名堂、甚至不择手段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父亲说的“那是玩火”，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到头来，害党害国害人民，害人害友害自己。因此，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处于政治逆境，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政治忠诚方面，他能够为自己表明心迹的唯一方法，就是辞去军职。这是为党为国为人民，也是为人为友为自己。
对父亲当年的明智选择，我感到庆幸，也为他骄傲。宦海沉浮、世态炎凉、门前冷落之类的人情之常，又算得了什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国家民族的安危为重，自己和家人也得以免祸，要重要的多。这种事情，倒往往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呢。
父亲谈的这些政坛往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当年那种严峻而狂热的时代了。不过，我们的先辈历来有“资治通鉴”的优秀史学传统，在我们国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法制建设还有待完备、尚未纳入现代国家的正常轨道之前，这些往事，也许还会有点借鉴的意义。有一句话，不仅适合于我们给日本人上课时作教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 2003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