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先生：
我们虽然不认识，可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听说你是山西人，这样说来我们还是老乡了。十几年前，我就读过你写的《短暂的春秋》一书，这本书里关于别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其中关于我父亲纪登奎的一些记述，据我所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听说，你后来还写过不少关于文革时代的书，可我没有都看。近来，我看到你写的对我父亲的访问记，题为《“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一篇很长的文章。
作为纪登奎的子女，我要郑重申明，我父亲生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你的所谓访问，而且，我父亲以及我们家的任何人，过去同你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任何交住。因此，你的这篇对纪登奎的访问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对你这篇所谓的纪登奎访问记，我想指出几处明显的不实之处：
你在这篇纪登奎访问记中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和纪登奎谈了几次……”
按照这段话中的说法，你访问纪登奎的时间，是“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用语十分明确，应该是1989年的秋天。但是，我父亲因突患急性心梗，在1988年夏天的7月13日己经去世了，他怎么可能在去世一年多以后又接受你的采访呢？纪登奎去世的消息，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央关于他的治丧事宜，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988年8月初，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有公开报道。你是研究“文革史”的，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吗？你要把故事编得可信一点，也该去查查这些并不难找的资料嘛。
你的这篇访问记中还有这么一段话：“这个曾经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的省委领导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进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曾经戏謔地问道：‘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于是，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就拿纪登奎作为例子：‘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你这段话，说得还沾点边，对纪登奎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可以算是说好话的。不过，其中明显的不确之处是：
第一， 纪登奎在“文革”中被“解放”出来并担任“河南省革筹”的副组长，是1967年7月末，而不是1968年。如今，“文化革命”己经被否定了，纪登奎在“文革”中的“受迫害”，不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还是点“政治资本”呢。如果你的初衷是要为纪登奎说点好话的话，那恐怕是说过头了，把他“受迫害”的时间多说了起码半年。
另外，纪登奎在“文革”中参加“三结合”，那时的说法，叫“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么个词；那时候有另一个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指的是“走资派”们的子女，不过那是稍为晚一些时间的事。
第二， 毛主席称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从解放初的1951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十几年里，毛主席同纪登奎的个别谈话，主席是调查研究，他是汇报工作，有十几次之多，己经很熟悉了。因此，情况不是你说的那样，纪登奎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才“因祸得福，成了毛泽东的老朋友。”
关于你在纪登奎访问记中讲的内容，我想谈这么几点意见：
第一， 你的这篇访问记，借纪登奎之口讲的话，大部份内容，其实都是毛主席的谈话，比如关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事，当年是党中央发到各级党组织的文件，还有关于1976年“批邓”的文件，更是在基层群众中公开传达的。这些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在那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事。
不过，你在所谓纪登奎的谈话里，也加进了一些中央文件中没有的内容，比如你这篇访问记的标题里“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这样的话，还有关于许世友和华国锋等人的一些话。你把这些话说成是纪登奎讲的。
我想澄清的是：我父亲在当“中央领导人”时，因为有“党的纪律”，对他工作上的事也是守口如瓶；不过他下台以后，成了老百姓了，同我们私下谈话时也很随便的。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听父亲说过这样的话。
第二， 你在这篇所谓“访问记”中还写道，纪登奎当着你的面，一会儿拿出一份文件，念给你听，一会儿又拿出另一份文件，念给你听，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使读者看了以后，颇有亲临现场之感。
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我父亲在中央工作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那时候，子女都不在家住，我们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加上秘书、警卫、司机等一大堆工作人员；因此，我们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中央的一处办公场所，大量的文件也都存放在家里由秘书们保管。
不过，在1980年春，自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之后，按照中央的规定，他己经把文件全部上交给有关部门了，听父亲说，拉了整整一卡车，并且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因此，如你在访问记里说的，好像我们家还保存着许多中央文件，纪登奎可以随时拿出来念给你听，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 你在访问记里一再说，纪登奎始终一本正经地给你宣读中央文件。
我的印象，这完全不是我父亲的谈话风格。父亲下台以后，时常同我们在一起聊天，对他谈话的习惯和风格，我还了解。我父亲属于那种很健谈的人，性格很开朗，记忆力极好，谈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简明扼要、反应敏捷、相当干脆，我没有听过他讲演，可他谈话的口才，还是很不错的。像你访问记里描述的那个样子，他在私下里谈话，也只是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读文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看了你的这番描述，对我这个爹，不仅变得相当陌生，而且觉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亲去世后，《燎望》杂志刊登过王灵书(他当时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对纪登奎的一篇访问，曾向我核实一些情况，我对《燎望》杂志编辑部和王灵书说：父亲同王灵书的谈话，我不在场，因此无法核实。不过，那篇访问里，有些情况我还听父亲说过，而且也像是他谈话的风格。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燎望》杂志那篇文章找来，比较一下。
师东兵先生，您现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绍你的材料，我该比你大几岁吧，在这个世上经的事也稍多一些，这里就给你介绍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也参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红卫兵一样，东跑西颠的，到处串连。1967年1月，我在海军大院看到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的谈话，有群众的提问，主要是陈伯达的回答，全文一万多字，大字报贴了好几十张。这份大字报，是从北京的大专院校传来的，据说，北京到处转抄，当时十分轰动。这篇“中央文革领导讲话”，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陈伯达在接见某群众组织时，回答实际上是反驳他们的提问时，当面痛斥他们是“保守派”、“保皇派”！这让当时的“造反派”们看着十分过瘾。
当时，海军大院里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张”的是“造反派”，这一派的情绪狂热、势头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们对陈伯达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自然感到非常振奋！他们把这篇从别处来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在海军大院里，无疑为了给自己这一派壮声势，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如今人们的印象，觉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终就是一个样儿，实际上，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一会儿一变，有时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样。在1967年1月，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分野和对立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己经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还只是群众的语言；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并不这么讲，对“两派”的称呼，他们那时的说法，叫“多数派”和“少数派”。显然，这个用词，是非褒贬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显。
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陈伯达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觉得很过瘾，可又多少有点诧异。这大概是因为，对“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怎么进入状态，而且，我是空军的，到海军大院只是看热闹，比较超脱，有点“旁观者”的味道，所以才会有诧异的感觉。
谁知道过了几天，陈伯达出来“辟谣”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也讲了，陈伯达根本没有这么个“讲话”！而且，这篇所谓的“陈伯达讲话”，真正的“作者”也被“揪出来”了，原来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编造出来的。我当时的感觉，这个北大的学生也不简单呢，编得还挺像的。当这个学生被追问，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想表达我对文革两派的观点，可是我说的话，没有多大社会影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说话影响大，我编造他的讲话，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
这是我在“文革”中亲见亲闻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在不怎么“诚信”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而随之斩草除根、消声匿迹。我在猜测，师东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学生抱有同样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你这样随意编造纪登奎谈话的行为，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不过，咱们是老乡，用不着这么板着脸说话。虽然不是由于老乡的缘故，可我向你明确表个态，我不打算将此事诉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证说话算数。理由嘛，可以说上这么几条：
第一，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立法不完备，执法又混乱，司法也不独立，这也难怪，人们听说“法制”这个词，还没有多少年呢。现在去打这种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窝里，纯粹瞎耽误功夫；中国建成个现代法治社会，恐怕还得几十年吧，我不想给我们的国家出难题、添乱。
第二，关于“文革”的事，国内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当正规的出版物，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相当不少，甚至十分离谱的胡编乱造也不鲜见；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许想法未必同你一样，可只追究你一个人的责任，显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愿意让人家背后议论，说我这个人欺软怕硬，柿子专拣软的捏，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后台。
第四， 应当承认，你写的纪登奎访问记，内容全都是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涉及我们家的私事。纪登奎是我的父亲，可他既然当了什么“中央领导人”，管得是国家公务，就不是我们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这个人说话，有时粗俗得不像个领袖的样子，他不正儿八经地说是“为人民服务”，而说个什么，当领导的人，是头毛驴，就是让人骑的。自然，当了毛驴，就得听人吆喝，挨骂是常事，有时还得挨鞭子。
谁让他纪登奎当那个什么“中央领导人”呢？何况又赶上“文化革命”那么个倒运的时代！国家搞成那个样子，挨批判、作检查、辞职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杀头坐牢，给他编派个故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还打什么官司呢，算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编造这种访问记了，这对自己的名誉不好。
2009年6月30日 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