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出，引发全球关注。这是由于上海自贸区被广泛视为重启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新一届政府改革的练兵，更是观察三中全会改革、克强经济学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窗口。

改革固然值得期待，但必须以理性的视角去分析。改革不是革命，注定不会是浪漫主义色彩，而是充满复杂利益博弈的渐进式序曲。可以说，市场对上海自贸区的期待过于浪漫了：从8月末到9月下旬，外高桥股价从13.50元直蹿至64元多。如此的亢奋，某种程度上是“改革失去的十年”引发的“改革饥渴症”。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未来，已经有一些信号值得观察。9月29日的揭牌仪式，国务院部级以上官员仅商务部部长到场。对于极度重视“仪式”的中国而言，这不能不引人遐想，释放出为市场预期降温的信号。同时，作为最先公布的政策，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大大低于市场预期。而目前自贸区管理的细则出台缓慢，亦凸显政策博弈之困难。

其实不难理解。上海自贸区的问世，是先有概念、再有论证。概念抛出之际，充满朦胧感，激发市场想象力。但随后的政策制订过程则是对现实、理性的回归，其中不乏利益的博弈。上海自贸区涉及发改委、商务部、一行三会等大量监管主体，毕竟起草、论证和拟定政策的是复杂的官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屁股决定脑袋”成为最强大的法则。口头上所有人都支持改革，但很多时候心里嘀咕的还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当然，真正被拿来作为“挡箭牌”的是“风险”。以可能的风险来拖延改革，很容易奏效。对于改革，市场看到的是改革的收益、红利，官僚体系看到的是权力的失去和风险。

改革，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家的改革精神”与“官僚集团的改革惰性”之间的拉锯战。

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从2005年的36条、2010年的新36条、2011年温州金融改革，到2012年郭树清新政，都是高开低走甚至无疾而终。

理性看待上海自贸区，首先在于要看到上海自贸区改革的难度。

就上海自贸区的使命而言，它不是服务于上海的，而是要用三年左右将自贸区建设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必须具有全国视野。换言之，如果一项改革未来在全国很难推广，那么它的合理性就存疑。否则，上海自贸区就成了特区和政策洼地。

而在自贸区被寄予厚望的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存在资本套利的风险。由于国内的利率水平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热钱套利的冲动始终都是一个巨大的监管挑战。如果大量热钱通过自贸区的跳板流入国内，势必助推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同时外汇储备也会进一步攀升：这是央行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目前3.6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高得离谱了。热钱真正的危险性，在于撤离的时候会引发资产价格跳水乃至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在条件不成熟时过早开放资本账户。

针对套利问题，上海自贸区可以以“特殊账户”的方式进行监管。银行账户分类监管有经验可以借鉴。80年代，面对欧洲美元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于1981年允许美国各类存款机构、埃奇法公司以及外国银行设立在美国境内的分行和代理机构以建立“国际银行设施”（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y）的方式在美国本土从事与国际存贷款业务有关的活动。国际银行设施只是金融机构为记载其国际银行业务而专门设立的一套资产负债帐户。但由于自贸区与内地之间没有严格的边控，要做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并非易事。

同时也必须回归现实，因为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也是渐进式改革。自贸区的改革，核心是要实现投资和贸易自由化，降低甚至取消政府审批。但是在取消审批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管能力。否则就容易出现监管真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设计者之一王新奎将之形象地表述为“监管长一寸，审批减一寸”。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最近也表示，“必须了解，由于资本可以自由地在这个自贸区流动，要做到金融自由化的管控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金融改革需以渐进方式进行。”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而非类似英国伦敦在80年代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Big Bang）。

还要看到上海自贸区改革的艰巨性在于官僚体制的复杂性。正如王新奎所言，“由于长期以行政审批来管理经济和投资准入，各种法律法规措施文件汗牛充栋，以及不同地区有投资准入差别、不同项目投资准入要求不同，如铁路、核电、港口，外资民企进入有条件，这些问题理清楚要很长时间，部分甚至要以中央改革的进度才能确定哪些方面真正可以先行先试”。9月底《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方案》实施中的重大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要及时向国务院请示报告”。这也预示了方案推进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和时间成本。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一次演习。在期盼和支持改革的同时，必须回归现实的理性。改革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对既有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挑战和再突破，复杂的利益博弈必然不会有“大爆炸”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