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会对未来的世界面貌产生深远影响。在当前国际格局的转型期，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定位，规划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以及中美两国根本利益的主张。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什么?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和主要阻力来自哪些方面?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其前景如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内涵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是什么?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这是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需要加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比较清晰和有效的解答，那么当有人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成功或者不太成功时，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评判，因为人们不知道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指什么，从而无法获得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
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可以分别从否定性的方面和肯定性的方面加以界定。
1.否定性方面的界定
即通过说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什么，来缩小新型大国关系的范围，从而使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延得到一定程度的明确。
从字面上说，“新型”表明它不是“传统的”，即与以往的大国关系有所不同。它一方面意味着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同于人们所理解的传统大国关系，同时，作为这一推论的派生观点，[1]它意味着未来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权势转移也不同于传统的权势转移。[2]
由于“传统”所必然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人们不可能完全割裂历史和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全新的事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大国关系的全面和彻底的否定，而是对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的一种有选择的否定和扬弃，即否定传统大国关系中一些明显不可取的方面，而对一些好的方面加以发扬和提升，从而赋予中美关系以新的面貌。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表明了一种希望和期待：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关系，即以极端激烈的方式争夺世界霸权或国际体系中的一些根本性权力，它意味着中国不同于二战时期的德国或日本，中美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国不会以极度自私和十分粗暴的方式争夺世界霸权，不会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颠覆整个国际体系的根基。中美之间如果发生权力转移，那它会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新型大国关系也意味着，不管中美权势转移处于什么阶段，两国都将以比较积极的方式与其他大国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分享体系中的权力和利益。
中美都是亚太国家，新型大国关系的效应会最直接地体现在亚太地区。如果中美关系仍然沿用传统模式，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个相互对立的势力范围的存在，会造成两者相互强化的效果，其演化的效应，将把中美关系进一步锁定在传统大国关系的路径上。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亚太地区将不会出现被划分为相互敌对的势力范围的局面。
近年来，虽然美国通过“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努力发挥传统安全盟友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双边军事同盟，并谋求发展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3]但中国并没有采取明显的与之针锋相对的做法。虽然中国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上立场十分坚定，但并无在周边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意图和举措。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不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不是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如果在中美互动的过程中，美国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的外交理念，就可以避免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大国势力范围相互竞争的局面，而会最终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亚太地区没有势力范围，东亚地区未来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在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下，中美可以共同寻找和建立与势力范围不同的、可以持续地支撑起地区架构的地区安全安排。
另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也不是传统欧洲大国关系中司空见惯的联盟关系。自二战以后，美国与其盟国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美国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关系。[4]中国无论今后实力地位如何变化，都会努力坚持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不会以成为美国“小伙伴”的方式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而且，这样的联盟关系也不是“新型”关系。
从否定性的角度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美双方行动范围的缩小和限定。如果随着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中美之间以及国际社会中能够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预期，它将对中美双方产生现实的约束力，这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将有效地缩小中美行为的选择集，使中美双方的行为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新型大国关系的肯定性界定
从肯定性的角度，作为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它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它是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系。这里的稳定，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全局性的和长期持续的稳定，而不是作为权宜之计的、基础并不稳固的稳定。实现这种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是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分别明确对方的底线，并且不再试图轻易去测试或挑战这一底线。
其次，中美不仅从行为表现上实现了稳定，而且从心理和观念的层面，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形成稳定和一致的认识。在这样一种稳定局面下，美国的行为将使中国不断“再现”对美方的既有认知和预期，中国的行为也使美方不断确认和“再现”对中国的既有认知和预期。这种一致性的存在，可以确保中美任何一方都没有轻易从现状偏离的动机，从而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参与者的策略互动。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即使这一路径的均衡一开始是脆弱的，也能得到较长时期的维系，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升双方的信心，减小其脆弱性。
比如，如果中国相信，美国会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战略克制，不会过分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而美国的行为也与中国的这一预期保持一致，这就实现了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从而使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得到巩固和强化。
再次，中美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实现一定的协调。这包括对地区安全、地区经济机制、亚太地区秩序的架构和中美关系的宏观结构等重要议题在政策层面保持协调。如果中美无法实现具有较大涵盖范围的政策协调，中美关系只是保持一种冷战或僵持性质的稳定，则这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稳定，并不是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在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陷入高度对立的冷战状态。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过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会经历几十年时间，其间还会出现实力对比变化的反复和波动。即使发生不同性质的起伏波动，中美关系仍能保持总体和平的态势，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关键特征，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要求。
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既存在一定战略竞争，双边关系又能平稳发展，双方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平稳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战略竞争，就不需要新型关系；如果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不能实现稳定合作，双边关系被战略竞争所单方面主导，那么其形成的也不是新型关系。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战略竞争的负面作用受到有效抑制，[5]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双边关系逐步注入一些具有和好性质内容的关系。[6]如十八大报告所言，它是一种“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的关系。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在制度建设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努力，以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其功能是以对中美双方来说都相对较小的代价来处理和管控双边关系中的战略分歧和竞争性因素，并扩大双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积极因素。
总体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在中美特殊实力关系下，双方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和彼此都能接受的、既合作又竞争、但竞争处于可控和有效管理状态下的关系。[7]它既是中美双方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中美之间实力对比、利益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客观产物。它是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一种关系建构，是在中美实力不断接近过程中，对双边关系进行符合双方利益的有效管理的结果。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背景与动力机制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动力问题所涉及的是，什么力量会具体地推动其建设。进一步说，中美在什么情况下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性，在什么情况下没有这样的积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积极性的大小问题。
从现实角度，很难要求中美两国出于一种远大的理想和利他主义的动机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在中美之上没有更高级的权威和强制力量迫使它们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必须内生地来自中美两国，它的建设，从过程到结果，都是需要自我维系和自我实施的。新型大国关系如果能够建成，将是中美两国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中美在博弈过程中实现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纳什均衡。只有如此，新型大国关系才是稳定的和可预期的，并在理性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只是中国政府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有其颇为深厚的时代和现实利益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战后，受到核武器的出现、民族主义的普遍兴起、主权规范的深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深入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国际体系进入了一种大国无战争的状态。[8]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国之间发生决定性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9]崛起国与霸权国很可能不再通过大国争霸的战争方式实现权势转移，但如何以其他方式来实现权势转移却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国无战争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会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这导致实力处于消长过程中的大国关系——如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与特征。中国总体上试图以和平方式崛起，与这个时代背景具有很大一致性。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也是这一新的约束条件下的产物。
其次是全球化的发展。当前的全球化，是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全球化，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全球化是对大国之间壁垒分明的阵营对立的否定，它使不同层面的大国关系不再呈现敌友分明的清晰态势，而是呈纵横交错的模糊状态。由全球化提出的全球治理问题，对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具有引导性质的规定。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将各国利益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普遍建立深入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契合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在当前具有合法性和时代合理性的政策主张。
具体到中美关系，双方已形成了一种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截至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占到美国的40％以上，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⑩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美国人民的生计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当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集中在政治、安全领域，而不波及经济问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而当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后果比较明显地波及经济领域时，美国国内将会产生回调的压力。虽然从战略和政治的层面看，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并不令美国十分满意，但如果中美贸易—金融关系遭到破坏，会使美国失去重要的出口市场，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政策约束因素。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颇为尴尬的情况是，即使在美国试图迟滞中国发展、阻碍中国影响力上升，并对中国施加较为强大的战略压力的时候，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仍然继续加深。中美在三十多年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以并非有意的方式已建立起一种双方无法回避、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也无法解脱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这一相互依赖关系为双方都带来了重大利益，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双边关系的现实发展路径。[11]
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地区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表现为，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阻碍了均势机制在东亚发挥作用，即使大国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本地区的联盟结构依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依然十分稳固，甚至有所强化。另一方面，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具有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中国表现出逐渐获得东亚地区经济中心地位的势头。[12]东亚二元格局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这使中美之间、中美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关系，以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交织缠绕在一起。从利益角度，地区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一方面存在难以回避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相互利益卷入的深度，以及利益在地域上波及面的广度，两者之间需要维持一个最低水平以上的合作关系，这既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持地区局势平稳发展的需要。
以上几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不同的动力。另外，阻力也是动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阻碍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一种反向的动力，因此也需要加以考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美权势转移的进程，以及美国对这一进程的抵触情绪。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仅体现为在世界各国的力量排序中处于第一的地位。与全球霸主地位相对应的，是美国在现有体系中具有超出其实力占比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建立和维护的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安排，通过这一安排，美国一方面获取实时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保证其长期利益的实现。[13]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并不希望中美权势转移的进程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平稳进行。
其次是对国际地位的竞争。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不仅追求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还追求国际地位。国际地位是一种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它的价值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来体现。高的国际地位具有内在稀缺性，使国际地位的竞争从而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14]当然，如果国际地位可以通过多个维度来体现，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淡或减轻其零和性质。某种程度上，美国认为自身的世界霸主地位是全方位的，因而十分在意其他国家对其国际地位造成的冲击。
此外，与国际体系中的权势转移相伴随的，往往是体系中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这比较多地体现在国际体系中规则和秩序的安排上。虽然目前尚不明确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国际秩序安排、国际规则的变化会给美国造成多大的利益损失，但对美国来说，即便具有发生这种转移的可能性，也是它不愿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美国总体上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权势转移，其次，即使这一权势转移由于内在力量的推动不可避免，美国也会努力迟滞其来临，并试图采取预防性措施，降低它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损失。
对美国来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持续地从亚洲这个最重要的增长中心汲取力量。一味打压中国的遏制政策，和一味与中国合作而放弃打压、防范与限制的接触政策，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足以反映中美关系利益构成的复杂性。随着中美竞争的长期化，美国为避免自身国际地位从长期上相对恶化，其持续从亚洲地区吸取力量变得更加重要，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是美国难以避免的政策选项。
对于中国来说，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完全让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防范(毕竟这不太现实)，而是一方面夯实中美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加以有效的限制和管理，[15]避免中美关系中竞争性因素的影响蔓延到双方关系中更为广泛的领域，避免对立因素的扩大化特别是全面化。如果这一努力获得成功，将使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形成更稳定的预期，并产生更大的信心，而不是在推进合作方面不敢或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之外，中国的和平意愿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当人们认为中美可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时，其基础不应仅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仅仅取决于时代背景与国际体系等外部环境因素，那意味着不仅是中美，而且任意两个大国在当前的背景下都可以轻易建成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支撑性的因素，即除了外部环境以外，中美自身的特殊性质。由于美国迄今并未与其他大国建设成新型大国关系，因此，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就显得相对重要。
虽然中国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论述，但我们总体上认为中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传统上看，中国即使在自身实力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往往也只追求相对有限的对外目标。对于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原王朝的这一特性，即使是敌对政权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方面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临终遗言。李元昊与北宋征战多年，他善用阴谋诡计，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是一个高度的现实主义者。他在临终遗言中叮嘱其子李谅祚说：“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16]这里的中国即指北宋。显然，李元昊关注的重点，不是北宋与契丹(辽国)的实力问题，而是认为北宋与契丹在国家性质上存在实质性差异，即使李元昊曾与北宋进行了多年相当残酷的战争，[17]他依然认为北宋是一个“仁慈”的国家。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家也是存在性质差异的。[2]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外交传统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对其进行吸收和借鉴，使之对当前的时代和国际背景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如何发展，是往积极的方向发展，还是往消极的方向发展，主要取决于动力与阻力相互抵消后的效果，即中美关系中的边际力量是往积极的方向推动，还是往消极的方向牵引。这个边际力量即使在每一个时期显得相对微小，随着时间的累积，也会使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产生越来越大的方向性差异。
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会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是进一步加大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心理和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同时，它也增强了中国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基础，使美国在采取强硬行动时有所顾虑。在实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美国采取同样力度的施压政策，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将会逐渐降低，这或许会导致美国进一步加大压力，以实现既定的政策效果，但也可能推动美国的政策往克制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美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战略上的相互谅解和相互保证，相互采取一定的安抚和善意政策，在动力和阻力的效应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就可以产生比较重要的效果，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一政策的效应将得到放大，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也会逐渐得到夯实。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路径和前景
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总体上是成功的，中美并没有不可逆转地走上敌对的路径，未来的可能性是多方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进程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方式
目前，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主要还只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即使在经济领域，中国也只是在逐渐缩小与美国的距离，离中国经济实力与美国大体旗鼓相当乃至超越美国，还比较遥远。在这种态势下形成的东亚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二元格局，客观上为中美权势转移提供了一个缓冲和过渡的阶段和状态，也为中美提供了比较大的战略周旋空间。
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发展变化越来越接近权势转移的关键阶段，对双边关系进行管理的需求与压力将呈增大之势。一旦经济领域的权势转移更加具有决定性，或者，与经济领域相似的权势转移过程在军事安全领域也比较快速地展开，中美之间因权势转移而引发的内在紧张就有可能升级。为此，中国需要掌握好其中的变化节奏，避免这一过程以十分意外的方式发生，以保持这一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可以通过较为有效的意图阐释、认知调整、行为改变以及制度安排等领域的创新，与这个实力对比的变化过程进行有效适应，从而使其以更为平稳和对双方更少伤害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前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还处在初期阶段，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考验还没有真正来临。当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围绕南海、钓鱼岛等方面的领土、领海主权权益的争议，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初步考验。如果中美关系能平稳地通过这一考验，则意味着新型大国关系具有了初步的稳定性，并能使人们对它的建设产生更大信心。
2.东亚地区格局的影响与制约
中美权势转移首先和到目前为止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从而使这一转移过程具有了与历史上不同的较大的柔和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中国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方面十分坚定，使美国及其盟国试图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十分困难。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无法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也并不能抵消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中美任何一方试图在亚太地区获取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综合优势的努力，都会面临来自另一方应对措施的反作用，从而导致其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被抵消。其结果，如果中美把政策重点放在实力竞争上，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双方在不同领域实力僵持的局面将难以改变。
近年来，美国虽然通过再平衡战略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一种看似对美有利的战略态势，但这些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美力量对比的长期走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所采取的一定的反制措施，美国的亚太战略将越来越难以实现其战略需求，其效用将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大幅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并不容易，但即使美国的优势地位并不扩大，甚至有所减小，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因此，总体上说，即使有边际上的变化，东亚二元格局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依然会保持稳定。
若中美均遵循相互竞争的逻辑，则双方都无法打破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这种竞争僵局的存在，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某种理性基础。从根本上说，在复杂利益结构的基础上，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会是中美之间不经过一定程度不同形式的较量，就积极主动相互示好的产物，这样的结果既不会轻易出现，从内在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从现实来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战略僵持状态的结果，是中美任双方都无法实现自身理想意图的产物。没有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其对世界事务越来越力不从心的主观感受，中美对中国实力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将处于上升通道的战略预期，以及双方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在崛起后会保持比较高度的战略自我克制”这样一种判断，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对中美双方来说都将是不可想象的。
3.中美认识的汇聚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中美如何在面临较为困难的战略竞争的局面下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的问题。这里的合作，在最基础的意义上，意味着利己主义者之间的互助行为。通过合作，中美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上的增量，这是中美之间的一种“给予我‘我所需要’的，而你得到‘你所需求’的”交换行为。[19]从这个角度，中美需要以具有创造性的建设性态度明确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交易点，并提出相对合理的合作解决方案，以实现利益关系上的稳定平衡。
这种合作是自发的而非外力强制下的合作。为了使合作变得稳定，中美需要形成比较稳定的共同知识，这个共同知识意味着中国了解美国的偏好和战略(包括什么是美国可以接受的及其代价，什么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了解中国的偏好和战略(包括什么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及其代价，什么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同时，中国知道美国了解中国的偏好和战略，而美国也知道中国了解美国的偏好和战略，如此等等。这样一种稳定的共同知识的形成，是中美一段时期内博弈的产物，在美国较为集中地尝试了不同的具有现实性的对华政策，中国也尝试了对美政策的不同思路之后，辅以相对有效的双边沟通，中美的认知可能逐渐收敛和汇聚，这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所需要的最小共有知识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共同知识，将造成中美关系比较明显的不稳定性。
4.中美政策的推动
鉴于中美关系到目前为止所具有的内在脆弱性，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现实利益基础并不是十分坚实和深厚，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中美两国政府以较为连贯有力的政策加以配合。如果两国的政策不能实现相互配合，那么至少要做到不使双方关系的发展路径产生决定性的背离，并使发生背离成为不可能。
从政策效用的角度来说，如果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和阻力相对平衡，则政策上的推动力可以起到影响和改变关系发展路径的效果；如果动力明显大于阻力，则政策推动是锦上添花，对关系的改善可以起到加速作用；如果动力明显小于阻力，则政策推动不过是起到减缓中美关系的恶化速度的作用。在动力与阻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中美双方政策的作用最为明显，其长期效应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此时，如果政策不是有意去推动，反而对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则会导致失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是战略僵持状态的结果，也是双方试图超越战略僵持状态而做出的政策努力的产物。僵局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为中美关系进一步的努力经常性地提供缓冲：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某个阶段进展不顺利，则不过是退回到僵局状态，并在这个过程中为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发展积蓄能量。
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和中美行为模式的变化是渐进式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也将是渐进式的，它很难以戏剧性的方式在短期完成。在短期内以戏剧性方式建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基础也是不坚实的。即使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初步走上良性轨道，由于其一开始所具有的脆弱性，因而不能认为它是不可逆转的。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开始时中美关系的良好开局，很快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变化所替代，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其稳定性会经受中美行为的测试和考验。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意味着，即使发生微小的偏离，也会由于体系中的内在动力而调整回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中美双方的政策努力，为之提供一定的动力。[21]
就目前来看，中美关系的症结不在于机制的缺乏，而在于这些机制没有与之相称的内容来加以充实。在当前中美明显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既可解释为善意，也可解释为恶意的具有两面性的行为，很容易被对方做恶意的理解。为此，中美需要采取一些具有明确无误地展现善意的行为。即使少量的这一性质的行为，对于稳定和改善双边关系也很有裨益。这方面较为明显的例子是中美2012年举行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22]这两次联合军事演习的实质性作用大小姑且不论，其重要价值在于，人们可以从中解读出中美关系中存在着一些真实的积极因素，它们所发出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
此外，中美需要通过共同努力，规划出对双方来说都可接受的关于中美关系以及未来秩序的远景。如果无法提供这样的远景，中美政策努力的方向依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依然不知道中美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协作是为了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将走向何方。
5.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涉及中美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
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中美双方通过这种形式的合作，都可以获得利益上的增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背后，涉及一个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讨价还价的核心是美国愿意以什么样的“价格”实质性地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
在中美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内在地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做出了比较重要的战略让步，或者至少美国决定对中国进行重要的和实质性的战略容忍。因为美国是全球霸主，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美国变相地接受中国具有与其大体对等的国际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独特地位某种程度的动摇或丧失。中美如果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层面的含义是中国的崛起已基本成为事实。如果中美形成大体对等的大国地位，那么实际上等于美国已经做出了比较重大的让步，至少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会这么认为。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中美关系和平演化的结果，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从含义上说，新型大国关系必然是一个能够包容中国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和和平崛起提供空间的框架。如果美国以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式承认中国的特殊大国地位，则意味着美国在政策上放弃了以粗暴的方式打压或阻碍中国崛起，同意以和平和相对温和的方式在国际层面与中国展开合作与竞争。
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意味着，如果中国不做出比较重大的让步，或者不给予美国比较重大的利益，则美国很难真正对此乐见其成。美国必然十分关心能从新型大国关系中得到什么。如果中美相互不愿意或者无法提供对方满意的东西，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就可能成为空谈，双方会对此持观望与试探的态度，直到更有利的时机出现。对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美国一方面有耐心，会等待中国给出令其满意的“价格”，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可能呈下降趋势，这会造成美国一定程度的内在焦虑，这构成了美国立场中的两难。
从未来的趋势看，美国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分享权力，这是难以避免的战略走势。但在让中国分享什么权力，在什么时间、让中国分享多少等方面，美国必然斤斤计较，不会轻易相让。新型大国关系框架的稳定，需要使美国在这个框架下对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不至于十分反感，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对美国做出一定的战略安抚，使美国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实力的上升感到安心。未来一个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博弈中的讨价还价过程。策略上说，中美任双方都不应过分地追求对己有利的结果，“赢者通吃”的逻辑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受双方欢迎、双方都能稳定地从中获得好处的结果才最能持久；而一方明显是赢家、另一方明显是输家的情况是内在不稳定的。
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中国应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策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和稳定，需要中国与美国在某些领域进行比较坚定的斗争，让美国在这些领域知难而退，然后才能真正回心转意。不能让美国形成一种预期：因为中国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对美方的一些无理和过分的做法不会做出强有力反击。中国对美方的不合理做法进行适度强硬的反击，在维护重要利益方面显示坚定性，有助于使美方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并对新型大国关系形成比较稳定、一致和切合实际的预期。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不敢轻易突破中国的底线，以维护中国的原则性利益；适度的妥协，是为了给中美关系提供一定的转圜之机，避免中美关系走上斗争呈螺旋式升级的轨道，最终导致两败俱伤。斗争与合作，两方面的手段都不可少，不可偏废。
四、结语
新型大国关系涉及中美相互定位的变化。中美对于各自在这一秩序中的未来定位能否形成较为一致的预期，特别是是否愿意接受对方在地区秩序中的相应地位，是新型大国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政策互动的进程以及国际环境的演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影响。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将使中美双方相互对自身以及对方的行为目的、行为模式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使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建设性。同时，它也会使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具有更大的信心，从而为它们提供更大的战略与政策空间，也为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外部条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从根本上影响亚太地区秩序的整体结构和面貌。
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中美之间的课题不是传统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在新形势下，大国之间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竞争，国际权力如何在和平的局面下进行交接和转移。不过，新型大国关系不意味着在这一框架下，中美双方只能合作，不能竞争。合作与竞争是一种复杂交织的关系，中美可以在战略上合作，战术上竞争；或在战略上竞争，战术上合作。从理论上说，这都是可以想象的。新型大国关系只是意味着中美共同构建了一种在战略层面总体上具有合作性的关系，在这个大框架下，中美关系依然会保持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可能是一个先有远景，并逐渐填充内容的过程。从实质内容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有不同的层面，包括“就事论事”式的事务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上升到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定位发生根本改变的关系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中美可以在这两个层面分别做出不同的努力，以渐进的方式协同地加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逐渐从心理和行为上适应中美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我们要建设的是一种为周边邻国接受和欢迎，并能为它们带来实质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
总体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建成，它需要中美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而且它有被意外事件或外部力量破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松懈和漫不经心。如果不去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美关系很可能在无意中滑入传统大国争霸的老路。我们需要有相互包容、愿意做出战略和解的心态，并努力寻找和发现适当的时机，努力以代价相对较小、实际效果相对较好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最终锁定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为亚太地区创造一个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注释：
[1]“传统”的含义并不是十分清晰。在一般的意义上，传统的大国关系涵盖的范围可能指1648年以来(或拿破仑战争以来)至1991年冷战结束之间的大国关系。这种大国关系具有十分浓厚的现实主义因素，认为国家追求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武力的竞争经常是一个最后的、压倒性的因素。这种观点的极致体现在进攻现实主义的主张中，认为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满足，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因此，大国政治会陷入一种宿命的悲剧。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关于权势转移，参见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参见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62～77页。
[4]关于美国与其盟国的不平等关系的讨论，参见David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09/10, pp. 158-196; 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2013, pp. 1-47；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8页。
[5]这种抑制可能是建立在威慑和具有强大防御能力，以及双方都认为两败俱伤的结果代价太大、不可接受等纯粹理性计算的基础之上。
[6]这里的重点在于需要“有”和好的因素，且这样的因素即使在其脆弱的时期，也会顽强地存在并发挥作用，从而具有潜在的旺盛生命力，而不在和于好因素每时每刻所达到的程度有多么高，特别是，它并不需要达到安全共同体的程度。
[7]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在战略领域的竞争，主要以“软制衡”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采取硬性“制衡”的做法，那也属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范畴，毕竟，双边关系没有走入恶性斗争的轨道。关于软制衡，参见Robert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46-71; Kai He, “Undermining Adversaries：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2, 2012, pp. 154-191.
[8]关于大国无战争问题，参见John Mueller, “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An Assess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4, No. 2, 2009, pp. 297-321; Raimo Vayrynen, ed., The Waning of Major War: Theories and Deb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6;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9]Randell L. Schweller, “Rational Theory for a Bygone Era”,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3, 2011, pp. 460-468.
[10]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bmz/1206_22/sbgx/。
[11]如果美国试图强行在短时期内打破这一关系，不仅会给双方造成难以承受的重大损失，也会严重冲击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性，这意味着美国的做法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如果美国政府是理性的，那么这种做法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策。有人提出中美之间建立起一种“金融恐怖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难以打破、难以替代的性质，应该是其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恐怖”的地方吧。关于中美金融依赖关系及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参见Daniel W. Drezner, “Bad Debts: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p. 7-45.
[12]关于东亚二元格局的深入讨论，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式》，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关于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参见阎学通：《世界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13]关于霸权与体系制度安排以及霸权国自身的利益的讨论，参见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有学者认为，霸权的特征之一是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或“集体”产品，参见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霸权国通过提供集体产品可以给予服从其领导的国家一定的利益，但这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霸权特征，它取决于霸权国本身的意愿。
[14]William C.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January 2009, pp. 28-57;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Status Seeker: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4, Spring 2010, pp.63-95.
[15]这种管理是在双方各自坚守自身底线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以牺牲一方利益来成全另一方利益的方式来进行。
[16]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正》卷十九，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17]李元昊在位期间，西夏与北宋间的战争，无论是战争次数还是战争持续的时间，都明显超过西夏与辽国的战争。参见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二卷)，冯东礼、毛元佑著：《北宋辽夏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关于中国文化特点及其在外交上的体现，参见周方银：《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与国际责任》，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第36～51页。
[19]当然，如果中美超越这种最基本的合作，而把合作本身理解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行为来追求，那将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但即使这样，合作仍然需要以最基本的利益关系为基础。参见何维·莫林：《合作的微观经济学——一种博弈论的阐释》，童乙伦、梁碧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0]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Norman Schofield, “Anarchy, Altruism and Cooperation: A Review”,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Vol. 2, Issue. 3, 1985, pp. 207-219.
[21]即使是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中美两国仍然会试图追求对自身更有利的结果，这是一种很难改变的基本事实。此时，中美双方需要通过学习过程清晰地认知到，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这样，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不会动摇新型大国关系的整体框架。
[22]包括中美海军2012年9月在亚丁湾进行的联合反海盗演练，中美12月在成都联合举行的灾害影响军事演习。参见http: //mil. news. sina. com. cn/2012-09-19/0914701399.html, http://mil.huanqiu. com/china/2012-12/3336588. html。
来源:《当代亚太》2013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