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最重要特色，就是强力反腐。无论是惩治贪官污吏，还是作风建设，以及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矛头所向都是贪污腐败。这些行动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势头，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伊始就表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确实是落到了实处。但是，中国的腐败问题带有极强的制度性特征，要消除腐败，真正建立一个风清气正、高效廉洁的政府，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腐败问题的制度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腐败现象制度化或者社会化。腐败正在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的行为规范，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很多人似乎就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不是遵守明文规定的制度，反而遵循所谓的“潜规则”。“潜规则”似乎主导着中国社会的运行，成了真正的社会规范或者说是社会行为准则。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老百姓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这些人按照“潜规则”行事，事实上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导致腐败制度化或社会化。

第二，腐败文化似乎正在形成。当前中国腐败的蔓延风行与渗透影响，使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并且腐败渗透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人们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邪气公开肆虐，正气难以张扬。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和认同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从而更强化了腐败的制度性特征。

第三，一些不良制度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中国腐败问题除了“潜规则”和腐败文化赋予它的隐性制度性特征外，也存在显性制度性特征，也就是说，有些腐败问题，在明文的制度层面也具有合制度性。有些制度在一定时期可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好的制度就变成了不好的制度。官员等级制度就很典型，不同级别干部的待遇都有不同的标准，一定时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种制度搞到后来，就成了特权制度，就是腐败了。同时，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的制度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起来，许多制度规范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者漏洞，很容易被人“钻空子”。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腐败问题就具有制度性特征，不变革这些制度，与之关联的腐败问题就难以消除。

可以说，制度是关于人或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并塑造着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要有效反腐，特别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建设好的制度，塑造好的制度环境。这样，才可以巩固反腐的成果，并形成反腐的长效机制。

第一，要减少官员掌握的权力，降低以权谋私的空间。腐败说到底，还是当官的掌握的权力太多了，控制的资源太多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严重滞后。当前，中国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进一步退出市场的直接经营活动，进一步减少对市场的直接管理行为，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特别是要解决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将市场的交给市场，社会的交给社会。同时，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规范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形成良性的和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加强贯彻执行各项制度的力度。

第二，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在今年年初的中纪委全会上，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反腐败的这一思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从国家层面讲，应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使这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从单个部门来讲，就是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保证权力公开透明的运行，不搞暗箱操作。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即：内部监督、人大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要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紧密配合，形成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监督体系。

第三，要铲除那些滋生腐败的不良制度，塑造良性的制度环境。掌握权力的人，并非本性都是坏的；但是，如果制度环境是坏的，即使是好人，时间长了，也很有可能变坏了。这种不良的制度构成，既有见不得光的“潜规则”，也有明文的不良规章制度。在一种不好的制度环境中生活，人人都难免做错事，甚至做坏事，不腐败都难。要消除腐败，就必须建立良性的制度，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打碎所谓的“潜规则”，修订或废除非良性的规章制度，创造一个干净的、良性的制度环境，遏制腐败自然就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