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昨天（9月27日）公开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了金融、航运、专业、商贸、文化、社会六个领域的开放，29日中国（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这表明中国（上海）自贸区进入实质运行阶段，也表明中国进入了“再开放”的新阶段。

中国（上海）自贸区推行的力度和速度都是让外界始料未及的。自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上海调研后，在这短短半年时间破除了巨大的阻力，予以大刀阔斧的予以快速推进。中国（上海）自贸区开放涵盖的范围较宽，对比之前开放的力度也较大，目标还希望能够通过先行先试取得成功和经验后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复制和推广。这都让中国（上海）自贸区和当年中国深圳一样，成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换言之，中国也通过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这以标志进入了“再开放”阶段。中国之所以快速通过中国（上海）自贸区作为标志来进行“再开放”，是由各种原因来决定。

最直接的推动力是不想被各种跨国间的自贸区谈判孤立。中国是全球化的赢家之一，但WTO的运行机制目前面临各种挑战，影响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为此，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经济体开始进行小范围的内部性质的自贸区谈判。美国既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又在推动与欧盟关于跨大西洋自贸区（TTIP）的谈判。在TPP中，在2011年11月10日，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而中国没有被邀请参与TPP谈判；2013年9月10日，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这种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自贸区谈判，给中国这个今年将成为全球进出口额第一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加快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来破解这一困局。

其次要借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来优化中国经济结构，推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到了需要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其中大力发展服务业对中国是稳增长、保就业的主要抓手。之前第一轮的开放过程中，中国更多的是通过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来分享全球化的红利。随着中国服务业的比例日益提升，这两年将成为中国第一产业，而欧美主要经济体服务业早就是第一产业。当服务业日益成为全球更大比例的第一产业的同时，中国的开放中的贸易必然要从产品贸易更多走向服务贸易。从过去10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相对滞后，而服务贸易恰恰是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力所在。为此，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更侧重于服务贸易领域，金融、航运、文化、社会等领域都体现在服务贸易这一块中。这是典型的中国贸易的升级版，也是通过服务贸易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业比重的具体抓手。

还有，要通过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进一步推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中心的做强做大。一个区域、国家的发展必须要有龙头，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靠龙头城市来带动。当前，上海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经济带长三角的核心城市。通过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再开放”的新平台首先放在上海，既是上海的贸易、航运、经济、金融四大中心基础较强的逻辑选择，也是希望通过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做强做大上海这一龙头，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竞争力，也是希望通过上海这一中国经济中心的最大辐射力，更好的将上海自贸区的价值辐射到中国更大范围。

最重要的是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来实现通过“再开放”来倒逼中国改革。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建设进入到新阶段，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期，之前的第一轮的改革红利逐渐消失，改革面临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面临日益严重的利益固化的挑战。事实上当年邓小平通过建设深圳特区的开放，最终倒逼了中国第一轮的大改革；这个成功的案例，也给了当下的启发，需要通过借用外力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各种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改革。为此中国政府大力快速推动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也蕴含着通过“再开放”来倒逼中国国内改革红利的出现，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来维持中国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对于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能否最终取得预想中的效果，还有待观察。毕竟这种开放程度日益高企的自贸区建设，面临着更高水平的挑战。比如对于人民币的全面的国际化实质推进，必然要求监管水平日益提高；比如如果自贸区的利率市场化，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考虑到金融的全国一盘棋的属性，可能会导致资金的巨大流入，是否会产生对上海自贸区外的中国金融体系产生一定的风险的挑战；比如在自贸区推行服务贸易，必然会面临各种管理体制的巨大改革，面临是否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认可的挑战。等等，这些挑战都给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以压力。

不过，既然中国（上海）自贸区是种先行先试的改革模式，那就要允许其大胆的尝试，要允许犯错，要宽容面对，从而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为中国的“再开放”开启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