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一轮新型城镇化，必须直面城市如何合理布局的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究竟是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为主，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议。从当前各种要素分析来看，要实现中国城市的健康布局，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平台将是特大城市群。
中国的城镇化是有其特殊规律的。一个是政治规律，那就是以行政级别主导；一个是经济规律，以规模效应为主导。
行政级别为主导的政治规律体现为，行政级别对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的658个城市、尤其在地级市以上的城市中，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质量、人口规模与城市级别直接相关。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发展水平整体高过以济南、大连为代表的副省级城市；这些副省级城市又普遍高过以郑州、长沙、南昌为代表的省会城市；长沙等省会城市，又高于以邵阳、衡阳、岳阳为代表的地级城市；邵阳这些地级市又普遍高于县级城市武冈市；武冈市肯定又高于所管辖的一些建制镇。出现这种规律和局面，是因为中国的城市行政级别决定了资源分配权力的大小。北京作为首都云集了大量的中央部委，中央部委掌握了资源分配的巨大权力，最终让北京人口收入、产业级别、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的公共服务水平都明显高过其他城市。
规模效应的经济规律体现在，中国特大城市对资源有巨大的汇聚作用。规模越大的城市，一方面其产业承载能力越大，创造的收入和机会越高，而财政收入越高，就可以以更低价格和更高质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其吸纳资本、人才、技术、人口等的能力，相比于中小城市优势非常明显。这些年北京尽管一直采取极为严厉的行政人口控制办法，但到2012年常住总人口达到了2069万人，远超其规划控制的人口数量。这些年来，北京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呈现加速的趋势。1996－2011年，北京外来人口年均增长37.4万人；2000－2011年，年均增长44.2万人；2006－2011年，年均增长67.8万人。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是需要有人口和产业规模来支撑的，中国1.9万多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仅7000多人，相当多的镇不足5000人，对于这种规模的小城镇或者略大规模的小城市而言，很难让基础设施投入有可持续的回报，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本不会进入到这些小城市里面，最终还是回到特大城市里，分享规模效应带来的可持续回报。还有一方面，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总体还处于资源吸纳而非溢出阶段，最终出现了城市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这从当前中国三大经济极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而人口承载了18%，创造了40%的GDP就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可以说中国这种城镇化的规律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中国人口和资源向特大城市汇聚的趋势难以改变。但之所以要提出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因为目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发展遭遇到极大挑战：一方面是当前中国特大城市的承载力接近极限。最近发生的雾霾天气、以及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见证了中国特大城市已经开始染上大城市病，开始让这些特大城市不宜居起来。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和发展好“三农”问题结合起来，需要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来支撑“三农”的发展。还有一方面是出于国土安全的因素考虑，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而需要在一些特殊地方布局一些中小城市。
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在中国这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最佳路径是大力推动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建设。发展城市群的好处一方面是可以妥善解决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乡村合理布局、融合的问题，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既解决城市发展需要减少成本的需要，也可以尽最大可能实现生态、集约发展。另外一方面也符合“非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这一中国城市布局的基本规律。从中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来看，中国城市的布局只能在极小区域里，不可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全域内均衡分布，人口聚集也分布在三大经济极和十八个重点开发区域这极小区域内，更大的区域是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也支持城市群发展的观点。欧美其高达70%以上的人口是聚焦在城市，而这70%的人口大部分又聚焦在城市群中。目前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则达到70%，其人口也相应大部分聚焦在这个区域。
故在这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在除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这三大城市核心城市群外，选择在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在发展条件较好、人口聚集较多、生态承受能力较强的区域，再建设数个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重点的区域应该选在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十八个重点区域之内，当前可以重点考虑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将其作为重点城市群，予以集聚建设。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城市群中的“3+N”格局将成为中国城市大多数人口的聚焦地。当然城市群是主平台，并非是说这些城市群以外的区域的中小城市没有机会，只是会更加凸显各个城市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挖掘其特色产业、资源的支撑，会更加凸显生态性、农业性、国土安全性。
李克强作为这次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导者，在其“十八大”后第一次离京调研，就选择了在江西九江召开长江中游地区的关于推进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座谈会。这已经透露出城市群将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城市布局主平台的战略布局思路。在这次“两会”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积极呼吁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重庆代表团全团提议将成渝城市群建设为中国第四城市群。
从上面这些逻辑和信息中基本可以得出，城市群将成为中国这轮城镇化建设的优先平台和政策选项，中国城市群的“第四极”乃至“第五极”将呼之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