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哲学是不同于旧哲学的新哲学，或称“新世界观”。“新世界观”的本意是让哲学回归现实。旧哲学是“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作为“新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是世界观，也是历史观，是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对旧哲学的变革和超越，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本质所在。
一、世界观概念的哲学意蕴
世界观概念的演变，显示了哲学的变化。作为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哲学，古已有之。但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世界观”这个概念，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世界观’一词最早出现于1790年康德所著的《判断力批判》”一书。“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地看，哲学和世界观其实是一回事。‘所有的重要哲学，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世界观。’”因此，世界观和哲学，可以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甚至可以相互替代。
在西方国家，古代哲学的认识对象，主要是外部世界，而不是人本身。面对变动不居和纷繁复杂的世界，哲学家们力图在变化中找到稳定，在现象中发现本质，在个别中寻求一般。于是，同一个世界被划分成变动的世界和不变的世界，并且把不变的世界当做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为变动的世界找到存在的依据。这就是古代的本体论哲学，或者说是古代的世界观。到了中世纪，宗教占据精神世界的统治地位，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上帝”被当做永恒不变的本体，用来解释千变万化的世界，必然导致主体的沦落。恩格斯指出，“古代根本不懂主体权利。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西方哲学由过去关注外部世界，逐渐转向关注人自身。从笛卡尔的哲学开始，哲学家们分别用精神和物质解释世界，由此形成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哲学分野。还有一些哲学家分别用人的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解释世界，形成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哲学分野，并演变出独断论与怀疑论。面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独断论和怀疑论彼此对立的复杂局面，经过休谟哲学的启发，康德的“批判哲学”开始整合不同的哲学思想，试图消除上述二元对立。为此，康德提出用“世界观”“这个词来指人对世界的经验性感知，指人的‘世界——观点’。此后，世界观的含义有了扩展，不仅包括人对自然秩序的感官性把握，也包括对道德经验的范畴性领悟。因而，还在早期的时候，世界观就既包括对实在的现象层面的理解，也包括对实在的道德层面的理解。”[3]可见，近代哲学不同于古代哲学之处是通过内在世界研究外在世界，即认识的对象，不是外在的，而是主体建构的。康德主张，作为世界观，哲学不能仅仅研究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研究精神世界。道德主体才是真实的本体。然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的道德本体观，不仅没有解决、反倒将二元世界的对立推向极端。黑格尔把主体实体化，明确提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或表述为实体，而且理解或表述为主体。”[4]他的“实体即主体”的思想，赋予精神主体的客观性质，用“绝对精神”解释一切，把二元世界统一于“绝对精神”。在表面上，黑格尔哲学实现了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但在事实上，二元世界的对立只是消失在黑格尔的“精神世界”。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主张用人来解释世界，却是离开社会的人、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的哲学依然没有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历史主义反对用人的精神和理性解释世界，主张用历史事实解释历史。于是，人们所认识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出现新变化，世界观被赋予新内涵。海德格尔回顾世界观概念的演变，一方面强调哲学与世界观的一致性，认为“哲学按其概念便是世界观哲学”;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理解和运用世界观体现了哲学的变化：“人对存在者整体的基本态度被规定为世界观。自那个时代起，‘世界观’这个词就进入语言用法中。一旦世界成为图像，人的地位就被把捉为一种世界观。”[5]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更加关注“存在”，世界观更加关注“存在者”，更加关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
总之，哲学和世界观并没有截然不同。两者完全可以在相同或相近的意义上使用。而“世界观”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又展现了哲学内容的变化和更新。无论是康德提出“世界观”的概念，还是后来的哲学家们解释“世界观”的概念，都表明新哲学超越了旧哲学，特别是提升了人的地位。
二、“新世界观”的本意是让哲学回归现实
世界观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必然产生世界观同历史观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所说的世界，是离开社会历史的世界。马克思以前的世界观是离开历史观的世界观。马克思创立的哲学，第一次把世界观与历史观鲜明地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集中体现。为了彰显马克思新哲学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使用“世界观”、“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等概念，用来表达马克思的新哲学。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取消一切哲学，更不能得出马克思只留下世界观，而没有留下哲学的结论。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称费尔巴哈的哲学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称自己的哲学是“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认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3]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 “新世界观”或“现代唯物主义”，赞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6]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更加明确地表达马克思的世界观：“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7]这些论述都证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旧哲学不同。其真实的意义在于变革哲学，而不是取消哲学;在于离开旧哲学，让哲学回到现实，而不是取消哲学。在恩格斯看来，唯心主义否定了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否定了唯心主义。这个过程就是哲学自身的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消灭的只是某种哲学形态，而不是哲学本身。随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创立，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是“旧唯物主义”，而是“新唯物主义”;不再是旧哲学，而是新哲学;不再是旧世界观，而是“新世界观”。
马克思“新世界观”与旧世界观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哲学的实践本性，主张“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就必须离开旧“哲学的基地”，取消“哲学的批判”。他们提出，作为“新世界观”的哲学，不能再从“观念”出发，要从现实出发;不能再从“哲学”出发，要从实践出发。在思辨终止之处，在现实生活面前，将开始科学地描述和实际地证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可见，离开“哲学的基地”，并不是离开哲学本身;取消“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取消一切哲学，而是实现哲学观的变革。这场变革的真正价值就是，放弃从观念出发的哲学，建立从现实出发的、“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哲学。作为 “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不过是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结果，而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2-4]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不仅根植实践，而且指向实践。旧哲学是“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
总之，恩格斯用“新世界观”概括马克思的哲学，强调马克思“新世界观”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不是为了突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而否定全部哲学，乃至取消哲学本身，而是要变革和超越旧哲学，实现哲学回归现实，把世界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
三、“新世界观”彰显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本质区别，需要把握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内涵。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笔者认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实内涵，就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这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超越旧哲学的根本标志。
过去，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转变，往往说成是“两个转变”：先从唯心主义转变到一般唯物主义，后从一般唯物主义转变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理解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世界观之内的历史观，而不是世界观。这种理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哲学思想转变过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直接从历史唯心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也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基本地位(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理解没有充分体现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内涵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哲学家，离开人的活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或者用精神世界解释自然界，或者用自然界解释精神世界，必然将自然与历史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他们看来，“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2-5]事实上，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自然与历史是完全统一的。“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2-5]。只要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离开了人的自然界，只能是抽象的自然界、观念中的自然界，是与历史根本对立的自然界。“正像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于他的……绝对观念、思想物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8-1]因此，只有消除抽象的自然，才能消除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到现实的人，回到人的实践活动。“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8-2]可见，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世界与历史的统一，不能到人的思想中去寻找，只能到人的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就是说，只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2-6]，才能实现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世界与历史统一。我们所说的自然，不是自在自然，而是人化自然。我们所说的世界，不是人之外的世界，而是人的存在的世界，是与人的感性活动相关联的世界。说到底，就是同人的历史相联系的世界。离开了历史的世界，只能是抽象的、虚幻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
人的实践活动是世界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同样，人的实践活动也是世界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基础。马克思以前的哲学，造成世界观与历史观相对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离开了人的感性活动这个世界历史的基础。“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2-7]与此不同的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与历史统一起来，把世界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作为历史观，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8]在生产实践中，人们不仅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发生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的普遍交往的活动，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地域性的活动，而是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一方面，人的普遍交往是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相联系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9]。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也是以人们的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可见，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互动的关系。历史的进步，既表现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也表现为人们的普遍交往的发展。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的发展，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也是“世界历史观”。
四、“新世界观”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在许多场合，恩格斯并列使用“新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提法。
首先，恩格斯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研究方法称作是“新的世界观”，认为是“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同时，他高度评价黑格尔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9-1]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恩格斯集中论述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致性，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作为“新的世界观”，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否定了“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表明“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9-2]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创立的“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两者没有根本区别。
其次，恩格斯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说明“新世界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致性。1877年，恩格斯应威·白克拉的请求为《人民历书》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概述了马克思的两个“重要发现”。“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10-1]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地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于是，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0-2]接着，他阐述“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10-3]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史观”，就是马克思的“两个重要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也明确指出，由于这两个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0-4]。《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他再次论述马克思的“两个发现”，第一个是“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第二个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0-5]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两个发现”中的第一个发现，就是现代唯物主义，即同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新的历史观。而这个新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
再次，恩格斯回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产生过程，多次谈到“世界观”与“历史观”的一致性。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说的“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9-3]，也就是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在《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当谈到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的时候，恩格斯强调指出，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9-4]恩格斯希望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提升理论水平，彻底摆脱旧的世界观，牢固树立新的世界观。1885年，在《反杜林论》一书第二个版本的序言中，恩格斯回忆说，“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11]在以上的论述中，恩格斯谈到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哲学思想，既使用过“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使用过“我们的这一世界观”，而且“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我们的这一世界观”的含义是一致的。足见，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完全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这正是他们的“新世界观”与以往的世界观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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